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邓小平
邓小平退休那天，孙辈们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上面写着：“１９２２——１９８９——永远。”
１９２２，是他参加革命的年份。１９８９，是他退休的年份。
“永远”两个字，是孩子们最良好的祝愿——永远的战士，永远的革命者，永远年轻的老人。
于是，贺卡上也就这样写着：“愿爷爷和我们一样永远年轻。”
就像一首老歌里唱的那样，“革命者永远是年轻”。
伟人不朽，哲人其恒，不仅是因为他的业绩，还因为他的精神和情怀。
在今天中国人的记忆里，邓小平始终是一位老人的模样。他以７３岁的高龄，开辟一个时代，去为一个民族创造一个年轻的未来，这在中外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奇迹。
老人创造奇迹，必有奇迹般的胸怀。
这个胸怀，就是年轻。
邓小平年轻的胸怀来自何处，来自他坎坎坷坷的经历，来自他三落三起的传奇。正是在逆境中，他感受到中国最需要什么，他自己最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态。
于是，永远年轻的邓小平，敢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他从不为历史的包袱所累，善于以干脆而又巧妙的方式结束过去。
卸下了历史的包袱，中国以从没有过的轻快步伐迈向未来。
没有了历史的负担，我们就看到了从历史甬道中走出的新世纪的身影。
永远年轻的邓小平，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有如此开心的笑容。
为了讨得孙子的开心，爷爷为他吹起了蒲公英。
孙女要和爷爷照相，她让爷爷牵着小猴子的一只手，自己牵着另一只。
不管是在国内视察，还是到国外访问，邓小平从不掩饰对孩子们的喜爱。
当他轻轻亲吻那些演唱中国歌曲的孩子们时，许多美国观众为之动容。
这两个幸福的少年，今天应该已经长大成人了，不知他们还记不记得当年这位慈祥的爷爷。
１９８３年２月，邓小平到杭州灵隐寺参观。他一下车，不少游客就认出了他，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邓小平一面向人群招手，一面握着一双双热诚的手。当他看到有个小女孩在大人怀里拍着小巴掌时，就来到小孩前，摸着小家伙的脸问：“叫什么名字？”家长是从南京来的游客，替孩子回答了名字。
第二天，邓小平到三潭印月，又碰到了这家人。８０岁的老人，竟然一下子就叫出了小姑娘的名字，小姑娘也张开双臂扑到了邓小平怀里，邓小平抱起她说：“来，跟爷爷亲亲。”小姑娘乖巧地亲了亲邓爷爷的脸，随行的《浙江日报》记者抓住了这个幸福的瞬间。
不久，报纸上就刊出了这张起名为《亲亲邓爷爷》的照片，机敏的记者使这幸福的瞬间化作了永恒。
永恒的是邓小平永远年轻的心态，是这位老人和孩子们心心相印的情怀。
因为孩子就是希望，孩子就是未来。
邓小平总是想着未来，为中国带来希望。
邓小平喜欢足球，中国足球的落后使他非常牵挂，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议论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他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知识不是立即就能抓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他还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从娃娃抓起，就是让我们的事业，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千秋万代。
永远年轻，并不深奥，那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人格气象，是始终面向未来，着眼于长远的一种责任，一种情怀，一种眼光，一种境界！
对今天已经进入迟暮之年的许多人来说，或许还记得在上个世纪那个火红的５０年代，还记得邓小平喊出的那个声音。
【邓小平在１９５４年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同期声】
同志们，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向正在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致热烈的祝贺。我们确信这一代青年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能够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继承人，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青年万岁。
那是凯歌行进的年代，那是青春激扬的年代，那是奉献和奋斗的年代，那是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代。然而，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却过度地燃烧了这份激情。
当中国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整整一代人已经告别了自己的青春，国家的人才出现了巨大的断层。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１９７７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影响中国未来的长远大事，是人才的教育和培养。
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问题堆积如山。邓小平说，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
在他的眼里，哪些是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呢？
事实上，那年５月２４日，邓小平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告诉前来看望他的两位领导干部说：我出来是早晚的事，可能还是当大官。但我要先抓科学和教育。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果然，邓小平复出后尽管身兼多项重任，却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他甚至说：教育要狠狠地抓它一下，一直抓它１０年８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
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恢复工作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把教育部的负责人找到了自己家里。他谈了自己对教育工作的一些意见，既有方针政策、大的原则问题，也有具体的问题。他谈的很细很细，他说：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他说，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批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４０所到５０所。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
１９７７年８月４日，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便是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３０多个科学界、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参加了座谈会。邓小平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自己也讲了话。一讲就讲了两个钟头。
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虽然这次会议因为时间匆促没有邀请社会科学家。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
他提出：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是好的。“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应当同科研人员相同。假如科研人员兼任教师，待遇还应当提高一点，因为付出的劳动更多嘛。
最后，通过讨论，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策：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他一刻也不愿耽误，中国也确实再耽误不起了。这时的美国有科研人员１２０多万，苏联有９０多万，中国只有２０多万，而且还良莠不齐。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和教育，整整落后了２０年。就是以只争朝夕的速度，还恐怕追赶不及。
１９６６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被迫推迟，随后停止招生达６年之久。１９７２年，高等学校开始恢复招收新生，但采取的是推荐选拔的办法，许多学生连基本的文化程度都不具备，这给大学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在讨论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有同志提出来，当年进行高考恐怕时间来不及。邓小平拍板说，夏天来不及，那就冬天考试，明年春天入学。
新官上任，新意迭出。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这个决定，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数十万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趋向。
由于时间紧迫，１９７７年的高考甚至连印刷考卷的纸张都来不及预备，又是邓小平批准，临时动用了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库存纸张。
１９７７年冬天，５７０万考生走进了考场，２７万３千人得到了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１９７８年，６１０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４０万２千人。
于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奇特的大学生，他们属于七七级，但却是１９７８年３月才入学的。他们当中不少人过了而立之年，已经是拖家带口的父亲或母亲。
这张合影，记载了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邂逅相遇的故事。
那是１９７９年７月的盛夏时节。邓小平到黄山休息。在攀登鳌鱼峰时，有位年轻女孩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追了上来，邓小平以为她要赶路，还站到路边为她让路。没想到女孩到他面前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邓伯伯，您好，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说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回来。
邓小平听说是大学生，立刻问：“呃，复旦大学什么系的呀？是考进来的吗？”
“是考进来的，读的是新闻系。”
邓小平说：“难怪消息这样灵通。”
邓小平在他们的学生证上签了名字。
７５岁的邓小平还同这几位２０多岁的幸运儿一起留下了这张合影，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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