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邓小平
１９５５年新中国第一次评定军衔时，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在军队里担任过高级领导职务的人，都表示不要军衔。
当时的四个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都被授予了元帅军衔。邓小平作为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如果真的要授衔，以他的资历和战功，新中国应该又增加一个元帅了。
事实上，没有军衔的邓小平，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却都同军队有着不解之缘。
于是，直到晚年，邓小平还说，我是一位老兵，我的专业是打仗。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建功沙场、报效国家，这是无数热血男儿的梦想。在晚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无疑站在了所有从军之梦的颠峰。
通向颠峰的路是从一个军校教官开始的。
１９２６年，２２岁的邓小平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国参加革命。他的第一个职务，就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处长。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和次年２月，他先后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２５岁的邓小平成了独挡一面的军队和根据地最高领导。由此也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１９３１年夏，邓小平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他到地方工作，兼任过军分区政委。第一次被打倒后，他先后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长征后期开始，先后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此后，他一直在军队任职。从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到１２９师政治委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给人的印象似乎主要做党的工作，事实上，从１９４９年起，他就是中央军委委员，１９５４年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９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当中，当时没有授军衔的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人，这是比较突出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免去了党政军的所有领导职务。１９７３年复出后不久，他又重新出任中央军委委员，并参加了军队的领导工作。１９７５年１月还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１９７６年４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不过这一次没过多久，一年零三个月后，就恢复了他的职务。到１９８１年６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１９８３年６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１９８９年邓小平退休前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就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从他１９２６年回国到１９８９年退休，在长达６３年的岁月里，邓小平没有军职的时间还不到１０年。
长期的军旅生涯，在邓小平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就像临战前的军事动员。
这面对建设工程的神情，就像运筹两军对垒的战局。
年过八旬的邓小平，散步的时候还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就像面对着百万大军。
虽然没有穿军装，却绵里藏针，不怒自威，总是保持着老兵的气质和风采。
二野那些战功赫赫的将军们，对邓小平特有的军人风格有着深切的体会。
在他们的回忆中，很少说话的邓政委，一旦说出话来，就像打出一颗子弹，干脆利索。
让这些南征北战的将领们最难忘怀的，是１９４６年的那个中秋节。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后，中秋节这天接到命令去总部开会。各个纵队的司令员都很高兴，想着可以好好吃一顿月饼。赶到司令部，当他们兴奋地伸出手同首长握手时，邓小平却摆摆手，拒绝和他们握手，还严肃地说：“今天开的是不握手的会。”
原来，把这些战将召来，是要整顿部队纪律。打了胜仗后，部队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群众纪律露出了松懈的苗头，邓小平决心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野战军的首长都讲完了，那些司令员们谁也不吭声，心中还觉得委屈，打了大胜仗，不表扬，还要批评，心里不大自在。邓小平就不宣布散会。司令员们终于明白了，如果不做自我批评，这个会今天就散不了。他们相继发言，对部队存在的问题作了检讨，表示了改进的决心。听完了他们的发言，邓小平立即宣布：会议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各部队随即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和整顿。于是，历史就留下了这样一幕精彩的记录——战士在屋外露宿，旁边的房门上写着“老乡不在家，进门就犯法”几个字。这张照片，至今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
在大别山区的黄冈县，老人们都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就是在这里，二野召集了一个总直属队军人大会，许多当地的百姓也被邀请来参加。在这次大会上，二野警卫团的一个副连长因为从一家店铺里拿走了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加上对解放军能不能站住脚跟的怀疑，许多群众不敢和解放军接触，部队的群众纪律又出现了松弛的现象。正在这个当口，这个副连长从群众家里抢了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事情暴露后，刘伯承、邓小平一致决定，必须执行进山前规定的抢掠民财者枪毙的纪律。
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副连长有战功，犯的事情也不算大，能不能从轻发落？邓小平并不这样看，他说：部队纪律松弛，实际上是政治危机的开始，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严格执行纪律。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大别山区，群众纷纷议论：这是当年真正的红军回来了。赢得了民心，部队很快就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方扎下了根。
二野的另一位战将，后来担任过国防部长的秦基伟，也领教过邓政委的严厉。郑州解放，秦基伟出任郑州警备司令。有一天晚上，他到剧院去听豫剧，没想到邓小平正好打电话找他，当然就没找到。战争时期离开岗位去听戏，又没有向上级报告，结果，被全野战军通报批评。若干年后，秦司令写下了这个回忆。
战争年代是这样，建设时期同样如此。
１９５０年春天，解放了的大西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土匪横行，经济萧条，民心浮动。而要解决６０万解放军、９０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和５０万旧行政企业单位职员的吃饭问题，征粮工作就成了重中之重。到这年２月，川南行署的征粮任务只完成了十分之一。在西南局召开的剿匪征粮工作会议上，川南行署的领导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发了脾气，在全体大会上点名批评道：“川南的粮食没有征上来，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征粮任务，我要跟你们算账，算历史账，新账老账一起算，算总账！”这样严厉的批评，使川南的领导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当晚，邓小平又把他们叫到家里，一面吃饭，一面详细分析了形势，讲明了只有拿到粮食才能站住脚跟的道理，使川南领导的思想疙瘩得到了解脱。同时又考虑到川南土匪严重的现实，派了十五军前去协助剿匪和征粮。在川南党委和行署的努力下，到了８月份就全部完成了征粮任务。
在战争年代出现的“不握手会议”，在和平年代也曾出现过一次。
那是１９７５年３月的全国工业会议。许多地方主管工业的书记听说邓小平要来，都非常激动。多年不见，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他们有太多的话要向老首长倾诉。邓小平进来了，几个书记走上前去，想和老领导握手叙旧，没想到，邓小平却摆了摆手，严肃地说：“今天就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这个独特的见面礼节让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
接着，邓小平表情严肃地谈到了工业方面特别是铁路方面存在的问题。邓小平的话，在听惯了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之类的“文革”语言的书记们听来，真如醍糊灌顶。
【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上的同期声】
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正是这个讲话，拉开了一场震撼全国的工业整顿的序幕。
熟悉邓小平的人知道，他吃饭很快，走路很快，说话也很快。这都是长期军旅生涯打下的烙印。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艰苦卓绝的斗争，血与火的考验，使邓小平始终怀抱执着的信念和永远向前的坚定品格。这也成为他在古稀之年开创一个崭新时代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撑。
回首一生，邓小平曾说：“如果从１９２２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已经工作了６０多年。”的确，从在法国确立毕生的信念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都没有过丝毫的动摇。
１９５７年春天，邓小平到清华大学作了一场形势报告。当时，一些青年人正在讨论“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的问题。邓小平对他们说：“我们的事业是很年轻的，马克思到现在才百岁出头，俄国革命才４０年，也就是才４０岁，我国才７岁，年轻得很嘛！正因为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的制度还不是完善的。我们要坚持那些对的，纠正那些错的，补充那些不够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出一点乱子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出多少乱子，我们的事业总会向前发展！”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８０年代中期，邓小平依然不忘提醒全党——
【邓小平同期声】
现在我还想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
在经历苏联、东欧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１９９２年，８８岁的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再次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正是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赋予了邓小平独特的胆识和鲜明的革命风格。这种品格，在战争年代，体现为顾全大局，勇挑重担，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
从邓小平的人生旅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从１６岁开始孤身一人远赴异国他乡开始，邓小平在他那个年龄能够出类拔萃，与他常常独当大任，作为一把手去开辟新局面有着必然联系。
１９２９年，他被派往完全陌生的广西开辟局面是如此。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他曾经一人独撑中共北方局、华北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１２９师党政军的大厦也是如此。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邓小平多次被委以开辟新局面的重任，往往是命令一下，他一个人，一匹马，加上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就匆匆登程，风险是难以避免的，也不可能有时间来仔细权衡利弊得失，只能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时候，更需要的是勇气和果断。战机常常稍纵即逝，哪里容得了左顾右盼、犹豫不决。
从百色的惊雷，太行的霞光，中原的风雨，江淮的浪潮，一直到西南的黎明，邓小平走出了一条又一条充满风险的新路，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局面。
当然，最能显示他的勇气和胆略的，还是在解放战争中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１９４７年，国民党在全面进攻失败后，转而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一时间，这两个解放区风狂雨骤，黑云压城。
二野虽然不是敌人的重点进攻目标，却处在两大战略区的中间。如果把敌人的部署比作扁担的两端，二野正处在这条扁担的中间，它要承担的任务，就是把这副扁担挑起来，把两边的敌人都吸引过来，以迟滞敌人对陕北和山东的进攻。
１９４７年夏天，毛泽东给刘伯承和邓小平发了一个绝密电报，电报上的三个大写的Ａ字，表明了这份电报十万火急而又高度机密的性质。电报上只有寥寥数语：陕北情况甚为困难。
是啊，以彭德怀的２万多军队，迎战胡宗南的２０多万精锐，陕北解放区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中央给刘、邓的要求，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向国民党统治的后方进军，威胁武汉、南京，拖住敌人，以减轻陕北的压力。
接到电报，刘、邓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回电表示，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将在半个月内行动。毛泽东收到邓小平、刘伯承的电报后，万分高兴，马上复电称赞道：“刘、邓决心完全正确！”
十几万大军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作好千里行军的一切准备，困难是空前严重的。大别山区位于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后方，部队大都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大米、水网、山地和阴雨，吃饭、走路、睡觉都成了问题。伤病员得不到及时医治，抗战８年辛辛苦苦积攒的火炮和车辆不得不忍痛抛弃，还有强大的对手在前阻后追。
没有抱怨，没有讨价还价，没有软磨硬泡，大家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悄无声息地只用了不到１０天的时间，就作好出发的准备。
狭路相逢勇者胜，将军南征胆气豪。经过２１天的急行军，二野从鲁西南出发，转战千里，终于从这里渡过了淮河，进入了大别山区，直插中原腹地。十多万大军如一根锐利的箭头，牢牢扎在了国民党的脊背上，一下子吸引了２９个旅的敌军围了上来，同时也缓解了陕北和山东的两个解放区的军事压力。
远在陕北高原的领袖们急切地关注着二野的行动，毛泽东得到二野进入大别山的报告后，给予了这样的评价：“２０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地位，自从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入了进攻。”
但刘、邓大军的困难也超乎想像。别的部队担心他们在大别山站不住脚，提出前来增援，邓小平回电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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