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代人自愿牺牲，产生了一个新的时代。
——[法国]罗曼罗兰：《母与子》
斜阳挂角，云薄烟轻。
1992年1月29日下午5点40分。邓小平的车队直接开到了广州火车站的站台。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军区、广州警备区的主要首脑都聚集在站台上。
邓小平从中巴车下来，和送行的人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站台上早已准备好的合影席上坐定。
咔嚓一声，定格在广州火车站。
这是一张历史的镜头。这是一张让许多当时被接见的人都精心收藏，悬挂的一张照片。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在1986年9月2日问邓小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
2004年的今天，一张张邓小平的像已挂在了人们的心中。这是一个迟来的回答。
这也是一历史镜头。那些坐在一排，站在二排三排的南中国的重要首脑，他们看到了镜头，更看到一种角度，一个方向，美国《时代》杂志海外版编辑普拉格在1985年10月23日问邓小平：“我想问一个关于你个人的问题。在你漫长的革命经历中，你多次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方向。如果今后你不在了，你希望人民如何来怀念你？”
较正了一个国家方向，改变了一个事态的角度。中国百姓用一副对联式的语言回答了这位美国记者的提问：“毛泽东带领我们站起来，邓小平帮助我们富起来”，“翻身不忘毛主席，富裕感谢邓小平”。
20分钟后，专列启动了。
谢非望着踏上专列的邓小平，望着他那头上的丝丝白发，望着他那风尘仆仆的身影，鼻子有点酸。谢非在官场历练多年，已练就了喜怒不形于色的本领，他还是控制住了。深深咽了一口，那是泪，有点咸。
谢非，典型的广东潮汕人脸型，小眼，宽额，微秃。自从1990年主政广东以来，就碰到了政治的梅雨天。不阳不阴，不干不爽。望着厚厚的云层，谁都知道，太阳就在里面。
广州有句俗话：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来了就不难。邓小平就是老大。
谢非在六七十年代就是广东省委的一枝笔，他字写得漂亮，头脑清晰，为人冷静、沉着。他清楚地记得，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在广东逗留了11天，仅仅休息了两天时间，其余时间天天到基层实地考察。他不顾年事已高，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他在视察期间没开过一次会，所有的重要谈话都是在路上、在现场边看边谈。
谢非有种预感，老人家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广东了。
多年以后，很多人写了很多回忆的文章，但只有谢非把邓小平一生到广东的次数统计过，并记载下来。邓小平一生十六次到广东。解放前三次，开放前十次，开放后三次。
早在1929年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前往广西策划组织百色、龙州起义，首次途经广东。
1930年底，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决定向广东小北江地区发展。会后，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的红七军从广西经湖南进入广东，奋战粤北。1931年1月30日，红七军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与敌军激战，伤亡很大。2月上旬，红七军前委决定，放弃在粤北、湘南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从广东仁化、乐昌进入江西中央苏区。7月，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的红七军与中央苏区红军在江西省永新县胜利会师。
1931年2月，邓小平奉命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路经粤赣交界处的大庾到广东南雄，次日又步行到广东韶关，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再经香港抵达上海。
新中国建立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邓小平前后10次亲临广东视察、指导工作。1957年6月，邓小平到广州，向省委领导同志传达中央的指示，指导广东工作。1958年4月22日到29日，他在广州出席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我国工业建设问题。这期间参观了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1960年1月26日到2月11日，他再次来广东视察指导工作，风尘仆仆，足迹遍及广州、海南岛（当时归属广东省）、湛江市、阳江县（现阳江市）、新会县、江门县（现江门市）、佛山市等地。1961年3月13日到23日，他在广州出席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参与讨论制定党的农村政策。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于1977年11月11日至20日又一次来到广东。在广州期间，他与叶剑英同志一起分别会见了广东省、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州军区陆、海、空三军师以上干部以及警卫战士，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白云山。邓小平对广东的干部、群众，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倾注了无限深情！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乘专列直接到了深圳。经过实地考察，邓小平得出了结论，他说：办特区是我提倡的，中央决定的，现在看来，路子是走对了。1月29日中午，他欣然为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2月1日，又高兴地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最令人难忘的是时隔8年之后的1992年春，邓小平再一次到广东视察工作。从1月19日至29日整整11天，谢非作为广东省委书记全程陪同考察，亲耳聆听他的震动九州大地的谈话，在他生前追忆的文章里，心潮澎湃地写道：这些谈话看似即兴而讲，实则是深思熟虑、有感而发。小平同志的谈话回答了关于改革开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得失，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省委书记说话，脱不了文件的印痕。意思说清了。网友们的评论乱石铺街，一泻千里。
网友1：1999年，一位老淮安农民指着地里的庄稼对我说，你看，长得多好。我问他现在生活与过去比怎么样，回答说，无法比。是啊，过去会饿肚子的，现在一般吃饭不愁，虽然是低水准的温饱，但人家满意得笑眯眯的。小平，伟人啊！深深地感谢邓小平这位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设计师。
网友2：如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一样，邓小平对于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在于他又一次在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成功地把中国带入了又一个崭新的历史平台。
网友3：中国人现在国际、国内享有的一切，处处都有他老人家光辉思想的印记。他老人家是中国人心中的一座真正的丰碑。“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十六个字，睿智啊！邓公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教会了十几亿中国人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问题。
网友4：邓小平一生，雄才大略，三起三落，承前启后，开盛世之端，功不可没。他是真正把中国普通老百姓解放出来的一代伟人，他的功绩不仅仅在于使中国走向世界，更重要的是使中国普通老百姓开始了自我觉醒，这是力量，将影响中国乃至影响世界几代人。
网友5：他的著名哲学观点：科学技术是社会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语破天机！小平，您好！永远感谢你！
网友6：小平，您好，亿万人民的心声，千言万语比不上这四个字。
网友7：中国出了个邓小平，是中国人的福气和骄傲。邓公在他漫长而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创造了许多辉煌，他集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改革家于一身，在古今中外的伟人中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他为什么能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今天在纪念他时应多角度地研究他。他的人格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1、忠诚。无限忠诚于国家、人民和党。2、意志坚强。“三下三上”的经历，特别后两次沉重打击都发生在老年，他能扛过去，他意志非凡。3、无私无畏，刚直不阿。4、求真务实。他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他的名言。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他的“敢”和“突破”都源于他的务实精神。5、永远保持与时俱进，勇于开创的革命锐气。他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运动，是在他七八十岁高龄的时候。在他88岁的时候还发表了掷地有声、影响深远，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二次宣言的南方谈话。6、善于学习，有知识，有能力，有办法，有战略战术。
网友8：小平，是民族铁的脊梁，是一个没有光环的神像。
网友9：有幸和邓小平同一天生日，他比我年长整79岁。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跟我同生日的有一位伟人，只是那时太小。稍大一点我就为有这样的同乡而骄傲了，偶尔听见记录片里他满口的乡音，格外亲切。父母很感谢小平，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家现在的好日子，而我对他的了解也在加深。
网友们不是御用文人，没有人指示他们写，没有人强迫他们写。这是真情实感，真金白银的流露和宣泄。
邓小平的专列驰离了广州，邓小平的远见留在了广东。
风向转了，广东香起来了。改革开放火起来了。
中国沸腾了，政治空气，经济空气，文化空气骤然升温，中国热闹起来了。货如轮转，人如潮涌。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人在动，财在流。
春天和夏天之间的几个月里，有一百万官员去了深圳。“最多的一天”，政府接待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们同时迎接六十批考察团”。进出深圳的飞机火车人满为患：国务院的部长、省委书记和省长、市委书记和市长、县长、镇长、乡长、村支书，还有三十八名少将和二十六名中将。
爆炸性的新闻还是深圳制造得多。
1992年6月，《深圳特区报》、香港《文汇报》等8家海内外报纸，在显著位置陆续刊出多则内容相同的套红广告，其主题词是：向多元化现代化的跨国公司迈进，金田公司向全世界招聘高级专业人才。深圳人的视野延伸了一百倍，邓小平送给他们一架高倍望远镜。
金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白光俊说：“我们决不是虚晃一枪，试想像我们这种‘唯利是图’的股份制企业，怎能拿10万元招聘经费开玩笑？”金田公司此次招聘方向十分明确：董事长助理、总经理助理和金融、房地产专家等高级外籍管理人才，将主要从美国、日本以及香港等地招聘。
“鬼佬”再不是中国大街上的西洋景。“鬼佬”进中国企业工作这是开放的另一种新注脚。
7月，深圳又让全中国的农民羡慕了一回，深圳宣布：深圳将不再有农民。
特区内现有的4.5万农民将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173个自然村的村委会将在年内转为居民委员会。深圳自建特区12年来，农村通过大办“三来一补”企业，出租工业厂房、仓库，兴办酒店商贸等措施，传统农业逐渐消失，绝大部分农民不从事农业生产。
珠海是深圳的僚机，死死盯住深圳。
《现代人报》披露：珠海湾仔成了中国头号富镇。与澳门仅隔100米水面的珠海市湾仔镇，被列为去年我国2093个亿元乡镇中人均社会总产值的榜首：73400元。现有5万多人口的湾仔镇，在改革开放之初年总产值只有300多万元，人均几百元。现今已发展起高新尖的电子、塑料、饮料包装，化纤等企业近70家。
追富、夸富、耀富、弦富。富是诱饵。富是时尚。
广东又抓住一个机遇，招聪明的脑袋，引聪明的“鱼”。今后5年，广东省将敞开大门引进人才，预计平均每年要从海内外引进人才1.1万人．根据广东省经济发展规 模，今后5年内共需增加人才26万，除吸收本省高校、中专培养的毕业生和吸收部分省外应届毕业生外，仍缺约5.5万人。
1992年的大风也刮到了上海，风一掠过黄浦江，就变得温柔、细腻。
上海人的反映更多的是一种算计后的精明。他们总能在厚厚的城墙中看到缝隙，总能在属于你的那份当中，找回属于我的那一份。上海人不是无赖：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上海人也不是傻瓜、白痴：你的是你的，我的还是你的。上海人就是上海人，泾渭分明，大账清楚，小账也清楚，天生的数学家的摇篮。你的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这是一种公平。
新华社上海分社发了一条短讯：上海允许企业接受回扣。
据报道，在经济活动中遇到对方给予回扣和馈赠礼物时，企业业务人员能不能收受？上海市监察局日前明确表示：“企业可自行做出处理。”
上海市监察局重新明确的规定有：在联营过程中，“企业厂长、经理及业务人员在不损害国家、集体和本单位利益的前提下，为发展联营体做出贡献而得到对方的合理奖励及其它财物的，监察机关不予查究。”监察机关将对“企业厂长经理按有关规定以责任承包获取的个人收入，通过正当渠道获得的收入予以保护。企业领导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兼职确实付出劳动而领取到的各种报酬应予以保护；单位根据有关政策自行作出的规定也应予以肯定。”“监察机关鼓励和支持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国际、国内通行的惯例。运用多种促销手段，扩大商品的销售，促进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按规定对有关人员的奖励，监察机关给予充分的保护。”企业在经济业务活动中，按有关财务规定可以自主决定招待客户。
上海企业界对上海市监察局的新规定反响强烈。一些厂长经理说：“这实际上为我们解开了一些束缚很久的桎梏，为我们放开手脚大干快上创造了一个优越的条件。”
1992年，好消息像潜伏了很久的一群饿狼，突然看到了一只羊，从东面、南面、西面、北面一涌而上。
西藏自治区边境口岸普兰正式对印度开放；首届农业博览会在京开幕；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4月1日起，全部取消进口调节税，同时调整一般摄像机和小汽车的进口关税税率；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13.4%，全国森林面积达19.3亿亩，活立木总蓄积量达108.68亿立方米；首钢开办华夏银行，这是我国第一家由工业企业开办的商业银行；中国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建交；中国同克罗地亚建交；蒙古总理宾巴苏伦访问中国，这是30年来蒙古总理首次访华；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访问中国；中国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已有515人；中国的专利申请首次突破5万件，累计申请总量已超过21万件；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首次发现新核素铂-202；故事片《秋菊打官司》在第49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金狮奖，巩俐获最佳女演员奖。
阿里巴巴拉开了紧锁的财富大门，外国人比中国人还急。这年7月，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宣布，在1992财政年度，世界银行共向中国提供了总额为25.54亿美元的贷款，用于19个项目的建设。
银行官员称，这是世界银行对中国贷款创纪录的一年。主要用于电力，铁路、公路，环保、卫生、扶贫和城市建设。
此外，中国的经济分析家借用美国侃爷托夫勒的语言指出：中国正出现外商投资的第三次浪潮。1984年和1988年，我国先后两次出现外商投资的高潮。而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透露，在最近的两年半时间里，外商在华投资的企业已达18000余家，超过了前10年总和。
据悉这次外商在华投资的高潮始于开放上海浦东地区。三资企业在浦东已激增到135家，总投资额达4.2亿美元，引进外资1.7亿美元。
许多外商还在长江流域寻找合作伙伴，湖北、安徽、四川等省区，已出现大批外商投资企业。占我国面积1/5而经济能力约占大陆总经济能力一半的长江流域地区，已逐渐成为我国继东部沿海地区后的第二个开放带。
1992年2月以后，就有多位中央领导来广东视察，这是一种政治表态，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
1992年1月28日至2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后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省长朱森林以及各地负责人的陪同下，参观考察了粤西和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农业、林业与乡镇企业等，与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听取汇报，并发表了讲话。
广东城乡经济一派繁荣兴旺景象，令田纪云兴奋不已。他说，近年来，每年都到广东一两次，每次都有新的感受。广东在前进、在发展，变化真大，速度真快，可以讲，一年一个变化，一年一个台阶。从湛江到珠江三角洲，城乡一派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景象。珠江三角洲小城镇发展已有相当的水平，平房基本上没有，两层楼房少见，三四层楼房已相当多。不少房子内部装修贴上瓷片，铺上地毯，比国家领导人的住房还好。城乡差别已经很小。原来印象中雷州半岛会落后些，实地考察走了一趟，变化也很大，超出预料。
田纪云说，我国在20世纪末期农村要达到小康水平，光有目标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有具体的措施，脚踏实地去干，光有一个空的口号不行。当前，是发展经济的有利时机，要抓住这个最好时期，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广东经济发展比内地快。对广东要求要更高一些，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政策上更宽一些。这样广东经济就会如虎添翼，更上一层楼。
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于1992年4月底至5月上旬，带领国务院10个部委办联合组成的“国务院广东经济发展战略调查组”，在广东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目的是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研究探讨如何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广东要力争在今后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的措施。
邹家华副总理充分肯定了广东过去13年的经济建设成就。他说，我们从广东的实践中看到，广东省认真贯彻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基本路线，从而促进了全省经济持续13年高速发展。1978年至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2.4%；建成投产了一批大中型重点项目，工业生产能力、交通运输能力有很大增强，特别是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真正起到了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进出口总额在1978年至1991年间，平均年递增22.5%，进出口总额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过去的8%上升到现在的3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43%，一个外向型经济的运行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市、农村建设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广东过去13年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力争今后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总结广东经济发展的经验时，邹家华副总理指出，广东省的实践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四个方面的经验特别值得重视：第一，充分运用了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思想有了很大解放，观念得到了更新，在经济运行中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特别是市场手段，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在真正贯彻执行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使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这一点上是共同的。第二，因地制宜，在改革开放中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充分调动各级政府、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了多种良性循环、发展经济的形式，形成了—批优势产业。第三，大力加强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但把能源、交通作为经济建设本身的需要来发展，而且是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投资环境来建设，这是具有远见、有战略意义的一个部署。第四，外引内联、双向发展，充分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前几年在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内地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上不去，而广东依然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就是因为广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注意进入国际市场，同时也面对国内市场。这是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保证经济发展、减少风险的很重要的一个策略。邹副总理强调说，广东省在下一步经济发展中，这些经验应该继续运用，并不断完善提高。
1992年6月间，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考察了广东清远扶贫经济开发试验区、肇庆北岭旅游度假区，充分肯定了这两个区不等不靠、开拓进取的精神，并强调指出，用僵化的思想、僵化的观念、僵化的办法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不接触实际，只靠资本主义也是建设不好社会主义的。
在听取肇庆市委、市政府负责人汇报后，田纪云对肇庆市在改革开放13年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十分感慨。他说：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人还是那些人，过去就是吃不饱，人也留不住，现在粮食多得卖不完，跑到海外的人也回来了。没有改革开放是不可能有这种变化的。改革开放，放权搞活，是八字真经。改革就是要改掉强加给社会主义的那一块，用僵化的思想、僵化的观念、僵化的办法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没有观念的转变，思想就不能解放，手脚就不能放开。什么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先进的；反之就是落后的。总之，要借邓小平同志谈话的东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团结奋斗，再攀高峰。
1992年9月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先后到广东的湛江、茂名、广州、番禺、佛山、惠州、深圳、珠海、中山、顺德等10个市考察工作。他说：“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省国民经济逐步进入良性循环，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广东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这充分证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功，也说明广东人民对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贯彻执行得很好，很有成效，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广东前途未可限量！”
11月18日至27日，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在广东先后考察了广州、东莞、中山、珠海、深圳5市。他察看了一些企业、学校、商场、农民住宅和经济开发区，并重点察看了一些旅游景点和旅游开发新区，听取了有关部门关于旅游工作的汇报。
吴学谦说，广东省这几年旅游工作搞得好，旅游经济效益尤其是创汇在全国名列前茅。这不仅仅是因为广东毗邻港澳，占有地域优势，更主要的是各级领导思想上重视，真正把旅 游业当作一项重要的创汇型产业来抓。
1993年1月3日，李鹏总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广东省省长朱森林陪同下，重点考察了广东省的基础设施和新技术产业，分别听取了广东省以及深圳、珠海、中山、顺德、佛山等地的汇报。李鹏说，1992年邓小平同志巡视南方重要谈话一年来，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又取得了新的突出性进展，在全国名列前茅，令人鼓舞。希望今年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取得新的成绩。
政治家看清了风向标，商人看到了埋在土里的钱罐，文人墨客看到了激扬的铅字。
有情去喝酒，无聊去写字。文人就是文人，拿起笔做刀枪。又一次开始了摇旗呐喊。舆论是一种暗示，是一种指向；舆论是战鼓，是号角，是快板书，是黑板报；舆论更是一种激荡情绪的“春药”。
广东最新锐的刊物《南风窗》，1992年论级别是个科级刊物，但经常制造出部级和厅级刊物、报纸也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新闻。
媒体和权力部门有一点是一样，制造的任何故事都可以在所控的媒体上迅速传播出去。一名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的知名度不会比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知名度低。媒体使然。
《南风窗》自导自演，登出了一篇多人对话式的文章，在满树繁锦的气氛中又挂上一枝花。
甲A：纵观中国解放40多年的发展，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所产生的典型各有特点。毛主席在世时，选取的典型是大庆和大寨，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山西，都在内陆。而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面向海洋，相对起来有很大开放性。再从历史上看，有90多个国家的商人来我国通商贸易时，都是从这块土地开始的。内地相对而言就不具有这种条件。现在有一些经济专家已经把广东看成亚洲的“第五条小龙”，我认为对于发展商品经济来说，珠江三角洲的道路和模式有很大的示范作用。
甲B：谈到示范意义，这次邓小平来粤视察已可说明这一点。但示范意义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凭感觉、比葫芦画瓢地搞乡镇企业，田间地头起高楼？还是去把握珠江三角发展的精神实质？我觉得如果说有示范意义的话，是指那种不停顿地搞改革开放、不为外部环境变化而偏移经济中心的精神。可以说，珠江三角洲的干部和群众在解放思想上具有一贯性。
甲C：西方经济学里好像是没有“模式”这个词的。因为从根本上说，经济活动是不能按某种样式模仿、照搬的。所谓“模式”，是“某种事物的标准样式”，是人可以照着做的，如果三角洲模式是这个意义的话，那么它是不可学的。珠江三角洲本身各市县的发展战略都各有不同，不可能从中归纳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样式。但如果从十多年来珠江三角洲的具体实践中抽象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认为是有的，比如搞商品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内地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共通的也是这一点。
甲A：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机械地照搬。过去我们有过教训，农业学大寨，北方有荒山野岭可以搞梯田。南方鱼米之乡、草原一马平川怎么搞?结果只好搬来石头生造。这种机械化的模仿带着很深的僵化体制色彩。
甲C：我们讲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概括得很清楚，那么现在讲珠江三角洲模式，有没有一个简练的概括呢？
甲D：我在珠江三角洲采访时，深感广东人有很可贵的一点，借句古话，就是不“脱了裤子放屁”，不搞多余的手续、繁琐的名词，讲究“剌刀见红”。当地同志自己也不同意“模式”这个提法，甚至连“四小虎”也不想提，他们提“四市县”，主张“少说话，多发财”。模式是理论家为了总结概括的方便提出的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这么多模式，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打破了以往那种千人一面，千口一腔的模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学走样后就可能是“以粮为纲，树木砍光”，那是一种悲剧。而现在我们讲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甚至可以再细分为顺德模式，中山模式，南海模式，东莞模式……这本质上是对以往那种僵化、划一模式的否定。珠江三角洲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是因地制宜，因时而变，没有一种凝固不变的模式来束缚其发展。不仅“四小虎”各有不同，每个县的各个镇、村的发展也都不完全相同。
甲A：不管你叫珠江三角洲什么也好，它现在就是被历史舞台的聚光灯打得最亮的地方，我讲几个数字：去年到广州来的外国元首和国家领导人达257人次；日流动人口120万人；全中国各地把办事处开在广州的918家；去年来广东参观的外省领导人有20个省以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都在被人关注、学习。我跟一些外地来广州的同志谈到珠江三角洲时曾说过：珠江三角洲只有两点不可学，第一个不可学是80年代中国的头号机遇被广东人抓住了，机遇是不可学的；第二个不可学，在中国这么大的周边经济区域上，像广东这样毗邻港澳这两个“经济大油桶”的地方，是无法再找到。至于可学的东西当然很多。最近《人民日报》发了两篇社论，要求开放的胆子再大一点，改革的步子再大一点。又发表文章要敢于利用资本主义。这不是针对一般老百姓而言的，而是针对党的中高级干部讲的。我觉得恰恰在这一点上，珠江三角洲的领导干部认识提前了10年。在某些传统束缚比较重的地方，领导干部想当然地把自己当成裁判员，大部分人当观众，只有一部分人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战场当运动员。比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他们表演，一些观众则风言风语。什么“不三不四发大财”，“喇叭一响，胜过省长”。但是珠江三角洲 不一样，领导干部带头冲上商场当销售员。县长，县委书记，镇长，镇委书记，村长，统统冲在了前面。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有自己的计划、目标、方法，而不仅仅是“你挥手，我前进”。但同时，他们又能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台大合唱”。一个县就是一个总公司，县委书记是最大的董事长，县长是最大的总经理。他们对发展经济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起着“规划蓝图的设计师、实现目标的排头兵、困难的催化剂、调整矛盾的变压器”的作用。
甲B：珠江三角洲有很大示范意义。比如珠江三角洲很善关于用好用足用活政策，他们对自己享有什么政策、怎么用很清楚。而一些地方则整天向上面要政策，其实连自己究竟可以享用什么政策都不清楚。珠江三角洲很多领导则是“唯实”态度，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就干了。
甲A：虽然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多于市民，过去是一片农业区域，但这些农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比较清楚和正确。不仅是这10年，前几十年，珠江三角洲人大量的海外关系等于给他们开了一扇天窗，一条隧道。有一个村长跟我说，他第一次去香港，没有想到香港这么漂亮，大楼这样雄伟，决不像中学时学的“资本主义大厦摇摇欲坠”。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大弊病，但它在发展商品经济方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的移民有三大走向，“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广东人下南洋，他们带回来了商品经济的萌芽意识，比别的地方都多都强。所以我说，别的地方可能崇尚做官，轻视商人，但珠江三角洲地区商人是最受尊重的。珠江三角洲这块中国改革的“高地”还是能再建奇迹。小平同志这次来视察这一“高地”，肯定之余，是更深更大的希望。
广东人关注效率，北京人关注公平。
《嘹望》是中国最权威、最大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办的一份周刊，所谓周刊就是每周出一本，以刊登最新、生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报道见长。他们在北京也搞了一场对话。
面对分不均的蛋糕，标题形象，内容是指公平。
中国有句古语：不患贫而患不均。“左”的影响使这种思想恶性发展，形成在“共同富裕”口号下的“共同贫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像乍起的一阵春风吹皱了一池平静的湖水，两个先富的现象出现了。社会和人们的心理平衡被一下子打碎了。“分配不公”——如今已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热门话题。“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面对分不均的蛋糕，几乎各行各业的人们都牢骚满腹。
围绕这一“热门”话题，《嘹望》总编辑陈大斌邀约请广东、浙江、辽宁、河北、天津、甘肃等地的第一线记者，在编辑部进行了一次直率、热烈的讨论……
A：“北方佬”南下广州，惊诧不已：歌星演唱：每张入场券100元；毛衣一件：800元；西服一套：3000元……中国为什么有人这么富?!
北京的几位客人出差到广州，请我作向导陪他们上街转转。看见一件毛衣不错，他们猜测说：“这毛衣不错，北京得卖多少钱?”“北京恐怕250元，这里还不得卖100元。”问完店老板，“北方佬”大惊失色：一件毛衣，800元！北方人看广东不少事觉得怪，或许是初来乍到。我天天在广州，也有许多现象觉得不可思议：广州城常有香港歌星来献艺，人们似乎对香港歌星格外崇拜。一张演唱会的票，黑市上可以炒到100元乃至300元。就是在新建的天河体育中心演出，七、八万张也似乎仍然不够卖。广州某小学曾做过调查，大多女孩子都希望长大做“歌星”。蓬勃发展而又并非高雅的“歌厅文化”背后，掩盖的是什么？
马连良等艺术大师的月薪，据说高达1700元，如今唱红广州的“通俗歌星”，月薪多少？我采访过一位羊城女歌星，她说：有时一个月可收入上万元。后来，她积攒了几十万元，“休”掉了丈夫，买了护照，去了美国。
广州的歌星为什么这么红，这么富？
我，买不起100多元一张的“黑市票”，也享受不起广州的夜生活。但我追踪采访了一位常常买票去听歌的“观众”：他原籍甘肃，常驻广州。以转手倒卖“东方双狮表”等小玩艺起家，现在则把持着广州销往甘肃的录像机、彩电、洋烟等最赚钱的生意。
他的一天生活是这么过的：晨起，出宾馆招来“的士”；喝罢早茶（一般20元）谈生产；中午高级饭店（一般100元一位）；下午逛逛，晚饭再换一个高级饭店；饭后，或听歌、或舞厅；住宿，300元一天。这就是“领导”广州消费新潮流的“中产阶级”：身着英国名牌西装，脚蹬意大利软牛皮皮鞋，手提香港产密码皮箱，腰间还挂着一台“BB机”……
这种病态的超前消费不能不令人深思：社会上某些人在商品流通领域、在通俗歌曲舞台的致富，是不是太容易？某些先富起来的人们，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导向？
B、一套《金瓶梅》开价480元，研究文学的某大学中年教授买不起，因为教授每月工资160元，个体户拍出1000多元，轻而易举。”
我78年入校时，教文学史的老师工资70多元，现在评上教授，工资增加一倍多。可面对新近出版的《金瓶梅》，他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不能三个月不吃不喝，只能舍掉《金瓶梅》。这种对照，鲜明而又令人痛心。难怪知识分子说自己是“光屁股坐花轿”，知识分子政策只落实在《光明日报》上。
知识分子“贬值”而吃不到多少“蛋糕”，势必导致新的“读书无用论”。试想：中小学教师如果在课间向自己的“学子”兜售茶鸡蛋和冰棍，师范院校即使再提前招生、再降低分数线，优等生会不会报考？在美国学习了高级管理技术的38名“MBA”如果回到国内得不到重用、分不到住房，研究生怎么能招满？出国潮怎么能平息？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中坚，一是大企业家，如艾柯卡、哈默、松下幸之助等；二是大知识分子，如爱因斯坦、杨振宁等。中国呢？社会“精英”难道就是财大气粗的个体户？
这样的事实不能不使人产生如下疑问：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完全正确，致富不可能齐步走。但是，究竟该让哪部分人先富？
C、外国的夫妻并非都和谐。某国有本指导调节夫妻关系的书说：丈夫进门，妻子先进上茶，过一小时再谈家务；丈夫看见妻子穿新衣服、梳新发式，千万要关注、要赞扬……
外国的这本书，似乎太庸俗、大琐碎，但这样做了，对夫妻关系或可带来好处；而我们中国人多年来不讲这些，只强调夫妻的“共同革命理想”和“同甘共苦，白头偕老”。讲了多少年，两口子还是照样吵架。我们为什么不能给这样的夫妻多一点具体指导呢？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做事往往空洞的提法太多，而较少研究“怎么操作”。
1988年底，我们决定大规模压缩基建，当时已估计到将有200万左右民工需从城市返回农村，可这事该由建设部、农业部、民政部牵头负责，还是该由各省来管，并未具体确定。蛇年一到，百万民工蛇头伸向广东，蛇尾搅动黑龙江，把我们搞得措手不及。
我在浙江采访多年，可温州人究竟怎么发的财？他们的利润率究竟有多高？他们手中的游资究竟有多少？他们应该缴纳多少税？他们大致偷漏了多少税？全是谜！我不知道没关系，若政府主管部门也长时期搞不清楚，问题就严重了。
发达国家对于抑制贫富不均的主要杠杆——税收，是十分注意其“具体操作”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发货票抽奖制度——税务部门定期按发货票号码公开摇奖，用得奖的“彩头”促使顾客在购买商品、享受服务时索取“发票”。这势必能够较为方便地计算出各类业主的经营额和纳税数。
可惜，我们宣布用个人纳税的办法调解社会分配不公已喊了五六年之久，但个人收入调节税照样收不上来，高收入者照旧逃税。这里缺少的不是别的，正是具体办法。对于外国种种好的具体操作方法，我们似乎还“引进”得不多。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先是在个体户中出现的“收入隐蔽化”，现在已呈迅速扩展、蔓延的趋势。企业乃至事业单位的奖金发放，也渐渐罩上了“磨砂玻璃”。两个工厂之间要“保密”，一个工厂的两个车间之间甚至也“保密”。据国家审计署透露：95%以上的被审计单位，都有违纪行为。对此，我们除了讲一些原则的话外，应采取一些什么办法来调节？强调宏观调控，要不要认真研讨、关注一下微观调控？
D、据测，裁掉全国在职而又实际无事可干者，则每位职工每年可增加工资500元；上海，某纺织厂因原料短缺宣告停产，“主人翁”竟说：“停吧！最好停它365天……”
我提出相反的意见：探讨分配不公，眼睛不应该总盯住个体户，应该反省反省我们自己!在职而又“失业”，上班却又“怠工”的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难道这么个干法还要怨别人收入高吗？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自我标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面。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为什么在明清之际被扼杀，原因固然很多，但和“君子不言利”的士大夫文化传统有没有关系？
我也到温州采访过，“纽扣大王”王永增告诉我，他走南闯北，一年换着睡过二三百张床。一年365天，他天天都在奔波。读万卷书是知识分子，行万里路也是知识分子。外国有人考证过，全世界的知识大约可分为150个门类。我们考上大学、念了四年，也许掌握了50种知识；个体户没上大学，在商品经济的海洋里游泳，或许掌握了另外100种，那么，谁应该更多地分得蛋糕？
个体户刚刚白手起家时，木匠、鞋匠、泥瓦匠等云游四方时，尹盛喜招集了一批待业青年（其中可能不乏被劳教过者）在前门大街、正阳门下摆摊卖大碗茶时，许多人居高临下，冷眼相看：凭你们，也能发财？个体成了万元户，我们由“冷眼”变为“红眼”；个体户成了一万元户、百万元户，我们又由“红眼”变成了“急眼”。即使“急眼”了，我们也舍不得“下海”：到王府井、西单摆摊叫卖，我们许多人或许“喊”不出口。
知识该不该贬值？沈阳市长说，他五十年代上大学考的是这本政治经济学，现在回学校一看，还在教这本书。30年过去了，这本教材还不该贬值？
中小学老师很辛苦，教师地位应该提高再提高，可武汉市的统计表明：中学老师的平均工资，已达到副处级。湖北全省统计，中小学超编1.6万多人。机关、企业人浮于事的现象随处可见，大学、中学、小学有没有不讲效率的现象？个体户的利润率、纳税额要查；国有企 业、事业单位的劳动生产率要不要查？
一家省报，几百名记者，人均发稿量为1000字/月。在日本，一位记者一个月不写出几万字见报，他能领得到工资吗？
我们许多国有企业，还在推行“养大爷”的体制。我们没有多付出劳动，我们在消极怠工，在磨洋工，却指望多分得“蛋糕”。这是不是也属于“不劳而获”的腐朽思想？是不是也有“大锅饭”的流毒？
古人云：“不平则鸣”。对个体户的“暴发”可以不满，但不能声讨。牢骚、不满究竟应该引出什么结论？是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是更加努力地去打破“铁饭碗”、“大锅饭”？
E、有位美籍华人作家说：美国普遍有避税经营。我的房子，是向我的公司租的，我外出旅行、度假的费用，是由我的公司支付的。完善税收制度，要有一个过程……
我曾经采访过这位作家，他说，要想把税百分之百地收上来，这不可能。中国的私营经济刚刚起步，结伴而生的税收缺席也还是个婴儿。期望他见风就长，一下子长成个浓眉大眼、风度翩翩的小伙子，这不现实。
个体经营者发家致富快，有偷税漏税的原因，也有讲究效率、掌握市场动向的原因，另外，个体户所经营的往往是价格高于价值的行业。即以饮食业为例：个体户所投入的地皮、劳动力，粮、肉、菜、水、电等等，往往是廉价的，有些甚至是享受政府补贴的。他投入的水、电、粮、菜越多，享受的补贴也越多。至于产出的“食品”，价格则不受限制。可以随行就市，可以“宰宰”川流不息的过往行人。“价格高于价值，财富必然积累快。”
我想站在个体户的立场上讲几句。创业之初，个体户是很艰苦的；背水一战，个体户是冒过风险的。个体户富了，可个体户觉得不公。譬如个人收入所得税，原来加入起征点是800元；过了两年，又作了补充规定：开征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税，起征点为1,000元。社会向前发展，物价还在上涨，起征点反而变成400元。个体户也不服气。
我们常常抨击个体户奢侈的超前消费，只是不曾反思这样的民谣：“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才说不变了，又发文件了。”个体经营者为什么普遍有不安全感，他们“抽风”似的消费举动，除了文化素质低的“先天不足”外，是否也有怕“变天”的心态？
说个体户纳税意识不强，社会名流偷税漏税的现象为什么也时有发生?宣传了几十年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如何如何坏，全民的纳税意识异常薄弱，难道不是事实吗?中国征税与逃税的斗争，是不是如同万里长征，刚刚走完第一步？
F、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1985年，科研单位研究员与实习研究员的工资之比为3:1；1988年上半年，两者之比缩小为2:1……
上述调查，在大学教授与助教、主任医师与医士、司局长与办事员、熟练工人与新工人之间，显示出类似结果。当我们忿忿不平地议论贫富不均、分配不公时，我们是否意识到：人人有份的交通补贴、副食补贴、公费医疗补贴……以及公费过年所发的各种实物，实际上是把我们重新拉回到平均主义的“大锅”里。
在西南、西北采访，我遇见过少数长期“扶”不起来的贫困户。给他救济款，他买酒喝，送他发展生产的农具，他换烟抽。他知道共产党不允许饿死人，他知道明年政府还会来“扶贫”。
或许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剧所在：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大旗上是“均贫富、等贵贱”。这六个字，我们铭心刻骨地记住了；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大旗上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八个字，我们有意无意地常常忘记了。为了突出“优越性”而追求“人人有饭吃”，结果呢，人人有饭吃也就人人不思进取。大锅饭仅仅造成了劳动生产率低下？大锅饭是不是现今中国社会的最大不公？
放弃“按劳分配”，也就失去了“各尽所能”。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四十年的惩罚，难道我们还不能警醒？！
我想回到这次座谈开始的话题再说几句。我们蹲在公有制的大锅里朝锅外张望，觉得个体户发财太快，社会分配不公；殊不知个体户在锅外奔波不停，对我们的“大锅”还颇“羡慕”。举个例子：北京铁路局为招收机车司机发愁，因为司机的工作辛劳而报酬并不高。一些个体户挣了几万元钱，居然跑来想当火车司机，他们说：图个分房、公费医疗，老了有退休金。他们绝顶“聪明”，国营、私营的好处都想“沾”。发了财的个体户当上机车司机，工作会不会一如既往，像干个体时那么“上心”？这更使人担心！
G、在强化税收制度、进一步打破“大锅饭”、打击以权致富的“官仓鼠”上，全体记者，编辑意见一致，可是，对于蛋糕究竟应该怎么分，大家莫衷一是……
竞赛，应该使用同一规则。现行的双轨制，恰恰使两列火车上的乘客彼此“眼红”。或许，矛盾还要更复杂些：老年职工不满——我干了三四十年的积累哪里去了？青年职工不满——按劳取酬、优胜劣汰，为什么不让我多挣呢？
多元的利益结构，使人们“横看成岭侧成峰”。人人牢骚满腹，人人觉得亏了，人人都想早伸手、快伸手，在蛋糕上多切一块。至于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些，对这一最重要之点， 人们似乎反而有些淡忘……
德国诗人海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换一个时代，换一批歌喉；换一批歌喉，换一批耳朵。
1992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一批高级耳朵听到另一种尖锐的声音。他，就是刚从广东考察回来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他说话不紧不慢，不带感情色彩，不急不燥，像是一个气象播音员，在播报着千里之外的云，万里之外的雷。
田纪云说：“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一副旧歌喉，引来无数双旧耳朵。他们从中听到了曾经丢失的一段生命的呻吟，从中品味出苦辣酸甜，享受到一种脱离旧时代的轻松感。不管怎么讲，旧的时代毕竟成了一片沉寂的墓地。旧的歌声不过是墓地上依然开放的灿烂的红杜鹃。红杜鹃属于墓地，歌喉再亮也属于过去的一个时代。于是就有了深沉后的可笑，严肃后的轻松，耳朵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
田纪云调整了一下激动的情绪，对着这些目标又慢声细语地讲道：
“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的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还留恋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的色彩，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
田纪云讲话掷地有声，中央党校的高级耳朵更是如醉如痴。耳朵听清了，告诉了嘴巴，嘴巴又讲给了手和脚。他们都是各省各部的重要首脑。他们不是一把手，就是二把手，要不也是三把手。
干部带了头，百姓有干头。
1992年10月是收获的季节，热浪继续喷发，好消息排着队亮相。
国家统计局依据1991年统计指标评定的中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在京揭晓。前10名依次是无锡县、武进县、江阴市、南海县、常熟市、吴县、张家港市、绍兴县、顺德市、萧山市。不足全国县（市）总数5%的百强县（市），创造了占全国23%的农村经济财富；它们的农村人口不足全国1/10，向国家提供的农村税收则占全国的3/10。
海南洋浦30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出让给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的合同，18日在北京由海南省省长刘剑锋和于元干总经理代表双方正式签字。这是目前经中国政府批准的最大的外商投资开发经营的成片土地。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15年中将投入180亿元港币用于洋浦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将达1300多亿元港币。15年后，这片不毛之地将建成以技术先进工业为主导，第三产业相应发展的外向型工业区。
听起来有种像三角恋爱的三角债也扭扭捏捏地出来谢幕。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办公室介绍，除少部分不符合贷款条件及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外，全国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建设项目在1991年底前形成的拖欠，已基本清理完毕， 比原计划提前一年。两年来国家注入510亿元资金对三角债进行清理，共解开债务链2000多亿元，获得了投入1元资金清欠4元拖欠的良好效果。
10月19日上午11时，身着深色西装的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笑容满面地向600多位中外记者介绍了刚刚选出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新老交替与合作的最高领导层。上届常委中，江泽民、李鹏、乔石及他们中最年轻的58岁的李瑞环连任，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3位新人入选，为这一届领导班子增添了新的活力。
履新之前，3位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在国务院、军委、地方担任要职。朱镕基身兼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等职；刘华清1987年起，任中顾委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曾在团中央、贵州省委任书记的胡锦涛，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职位上入选中常委。
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一个年龄结构老中青搭配的班子。76岁的老红军刘华清，是7人中的长者。64岁的李鹏，与朱镕基同年同月出生。只是前者是四川成都人，后者是湖南长沙人。两个月后步人68岁的乔石，年长江泽民近2岁。他们中最年轻的，当数49岁的胡锦涛。
人定心定，中共最高决策层推出新阵容，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1992年运行14年也形成了七大经济区域带。这七大区域带是：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沿岸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西北地区；中原地区；以及东北地区。
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认为，上述七大区域带将构筑起中国90年代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大框架。
1992年，中国各省市都积极寻求经济合作伙伴。浙江省省长葛洪升提出与上海“主动配合，全面合作”。上海市政府则宣布，对前往浦东参与开发的长江沿岸开发区内的省市给予八方面的优先待遇。
这些合作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联合开发，进行科技合作，共同开发资源和开拓市场，增进贸易往来等。川、滇、黔、桂、藏、成都、重庆等省市，今年6月联合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对外经贸洽谈会，进出口成交总额达2.94亿美元，并计划携手进入南亚和东南亚市场。
经济区域内的合作旨在发挥整体的优势。四川凭借其集中了全国核工业、航空航天、电子工业的主要研究力量，为发展西南地区机电和高新技术产业创造了条件。广东、海南以沿海的地理优势，为云、贵、川走向世界提供了“窗口”；内地富集的资源又为沿海地区迅速发展的加工工业提供原材料。
专家认为，这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经济格局，把各省市的利益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而有利于充分运用国内资源，建没国内大市场，另—方面有利于开发国外资源和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一些省份已开始从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受惠。四川省自去年9月以来，与西南各方实施经济技术协作项目153项，引进资金7614万元，形成新增产值2.75亿元，新增利税4670万元。广东省1991年通过与内地的合作，新增产值108.4亿元，新增利税8.54亿元。
各省忙着谈恋爱，广东已生出了大胖小子。
《经济日报》报道，经济增长较猛，发展劲头很足的广东省，1992年上半年经济正常运转，速度与效益统一，各项主要指标已完成计划的50%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1210.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8%；外贸出口总值达76.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8%；新签外资项目5261宗，技术含量高的项目比重继续上升，实际利用外资18.7亿美元；城乡市场购销畅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482.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9%。
按1992年的发展趋势，广东省完全有可能在年内顺利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广东省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58亿元，预计今年国内生产总值会高出1832亿元，将很有把握地提前8年实现翻两番。
北京也不甘示弱。首都人民就是首都人民，总能玩出新花样。
《中国经营报》报道，北京人将提前5年进入小康。北京人距小康生活还有多远？最近，北京市统计局课题组认为：北京人将提前5年即到1995年过上小康生活。
本世纪末，我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这是全国各地为之奋斗的目标。那么进入小康社会后，北京人将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小康》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北京市实现小康的量化指标，主要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7500元；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4%；城市人均年收入3000元，农村人均年收入2000元；城市人均居住面积9.5平方米；平均预期寿命75岁；婴儿死亡率在12‰以内，人均日摄取热量2750大卡，蛋白质80克；电话普及率每百人拥有18部电话；每万人大专以上人口数为1300人。
北京市奔小康的步伐是很快的，研究报告进行的北京市小康发展综合评价分析认为：到1990年底，北京市已实现小康目标的80%，其中“营养、健康”方面已基本达到小康水平。
关于小康的标准，经过量比，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估计是：正由温饱向小康迈进，但在总体上居世界中等偏低水平。
世界银行有关资料说，中国人口增长率、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人均医生拥有数、饮用清洁水人口比率、通货膨胀率、贫富差距等7个指标，已超过小康标准；人均生产总值、社会结构等，处于贫困和温饱型；人口素质和生产品质属小康型。
距今2000年前，也有一个老人，他叫孔子，他的小康标准就六个字——远者来，近者悦。
斗转星移，潮涨潮落。
大地还是那块大地，草原还是那片草原。天空还是那块天空，太阳还是那颗太阳。
一位老人冬季里的一次南巡，冬季里的一次谈话，中国的东南西北，感受到了他的温度，北方下雪，南方落雨，那都是水啊，都是可滋润大地的雪水和雨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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