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马不慌，群马不乱。
——蒙古谚语
东方泛白。山色苍翠。
阳光是大艺术家。赤橙黄绿青蓝紫，像用高压枪喷出的色流。海水呈出灰蓝色，树和草变成了绿色，墙变成灰色，楼变成褚红，路变成银灰。
这是邓小平在珠海的最后一天。
按照陈开枝和邓办工作人员预先设计好的路线和确定的时间，邓小平下午三点离开珠海，乘车到广州车站，然后坐专列去上海。
下午3时，开道的警用摩托车闪烁着警灯启动，后两辆警车也闪烁着警灯启动，随后三辆蓝白相间的中巴旅行车也启动了，以时速80公里的速度向广州驰去。
广珠公路平坦，通畅。十年前，这条路不是这样。下雨是水路，坑坑洼洼，布满了水泡，太阳高照，车过土扬，又变成一条泥路。
原广东省副省长李建安，八十年代初经常到珠江三角洲各地检查工作，一次，他到离广州30公里的番禺县开会，因要经过两个渡口，结果早上出发，傍晚才到，真成了“日出沙头，月悬海角”。30公里走一天的路程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的中南部，地貌类型呈现多样化，它的中部是珠江三角洲平原，平原上散布着丘陵、台地和残丘，在其东、西、北面边缘分布着成片的低山。丘陵、平原、台地、低山被水系发达的河涌网状分割，交通便成了珠江三角洲的大问题。
珠江是广东省最大的河流，干流长2214公里，仅次于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又是两江——北江、东江的总称。西江、北江、东江又各有一群更小的支流蓄养着，北江的支流有墨江、锦江、武江、连江、滨江和绥江；东江的支流有安远江、俐江、新丰江、秋香江、西枝江和增江。从高空俯瞰，珠江呈扇形分八口门入海。被水分割的珠江三角洲几乎无路可走。
1981年，广东省利用外资建桥，提出了“以桥养桥”借款还贷的政策。在1984年1月至12月，先后建成了三洪奇大桥、细滘大桥、沙口大桥和容奇大桥。1988年又建成了全长1926米的洛溪大桥。现在，邓小平的车队就行走在这样一条由桥联接而成，跨越珠江三角洲水网地段的公路上。
窗外是成片的甘蔗林和已落果的果树，鱼塘像一面面镜子在大地上反射着太阳的光芒。珠江三角洲是广东主要经济作物区，盛产甘蔗、蚕茧、香蕉、花卉、稻和塘鱼。珠江三角洲人通过低挖塘、高培基、塘养鱼、基面栽桑植蔗种果，形成“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的特殊人工生态系统——基塘农业。
从珠海一上车，谢非就离开了“售票员”的位置，和邓小平并排坐在一起。
谢非生性腼腆，内敛。他是十三届中央委员，1991年接任林若，任广东省委书记。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在此之前，省市级干部要员里，只有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才能出任此职。十四大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有：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在谢非任政治委员以前，广东省前几任书记，如林若、任仲夷、习仲勋等都没有在此岗位上担任过政治局委员。一个人担任什么职务高低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地区的地位在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位置如何。
谭元亨先生曾经写道：珠江流域，尤其是岭南一带，享有“天子南库”的美名，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据《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等典籍记载，周成王（公元前1000年）时，岭南就向王室进贡包括“大舟”在内的各种物产；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也不止一次向北方的国家炫耀说，岭南越人“服朝于楚”；秦汉之交，岭南的海上贸易更是兴盛，1983年在广州发掘出来的南越王赵昧之墓葬中，就有数不胜数的舶来品，如西亚波斯帝国的银盒、两河流域的金花袍饰、非洲的象牙……尔后，汉武帝派出官方的大型船队由岭南至南亚，唐代于此开通通海夹道，宋代有航海旺市……即便到了明清实行海禁，仍余广州“一口通商”。这一来，广州的商业更成了全国之翘楚，进出口全集中于此地，自是空前繁荣。广州人口迅速剧增至100万，出现了大批的商馆，著名的十三行就是在那时出现的。可以说，广东始终维系着一个泱泱大国的外贸命脉。
因此，历朝历代，都少不了挂念这个“天子南库”，财政一旦匮乏，便向广东索要大批的金银财宝。但广东在源源不断地为无论处于上升阶段、还是在走下坡路的封建皇朝提供着各种商品及“外汇”的同时，仍被他们视为“蛮夷之地”“化外之地”。
二十世纪中叶，广东的商业文明有过很大的曲折。改革开放，广东又一马当先，率先创造了经济的迅速腾飞，一路成为全国的排头兵，以至“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的俗语传遍大江南北，广东再次成为中国人眼中的“聚宝盆”。
论面积，广东才19万平方公里，是内蒙古土地面积的七分之一，是新疆的八分之一。论人口7,000万，排在四川省、河南省之后。但论国民生产总产值，1990年是1,410亿，上海是737亿，北京是500亿，内蒙古是284亿，河南是804亿，四川是1,091亿。广东居全国第一。
临近年关，再过五天，就是中国农历新年了。路上拉花、运花的货车明显增多。金黄金黄的是盆桔，含苞待放的是桃花，摇曵泛蓝的是蝴蝶花，厚实团团的是黄菊、白菊和红菊。
陈开枝对孙勇说：“怎么样，给你送几盆花过去？”
孙勇忙说：“不用，不用，我今年又不在北京过年，摆花给谁看。”
邓朴方说：“送，就多送点，怕你还送不过来呢！”
邓朴方显然比来时心情好多了，人也精神了许多。
他指着窗外的一栋栋掩映在绿树中的农民别墅兴奋地说：“北京的部长楼也不过如此。”
去过日本的陈开枝插了一句：“这景色和日本的郊区差不了多少。”
邓小平也笑意浓浓地看着窗外一闪而去的农家小楼和那成片的蔗林，说到：“这都是干出来的，可不是说出来，写出来的。”
邓朴方说话的神态像邓小平，讲话也直来直去，不拐弯：“不搞文革，不瞎折腾，早就是这样的风光了。”不过，1944年出生的邓朴方，身上还更多一些“猴性”。看到公路上穿梭奔忙的货车，载着年货，载着盆桔，邓朴方想起了儿时的一件事。
邓朴方12岁时，在北京13中读书，当时的老师对邓朴方的评价是：邓朴方在班上是个学业优秀的学生。他逻辑清楚，数学好，其它功课也都比较好，成绩一直在头十名里。有时他有点马虎，按我观察，他是“大写意”型的。邓朴方人缘好，他这个人很敦厚，生活朴素，在集体里一般的是非问题上，正直公道，所以在相处中很得他的同学们喜欢。
原北京13中的李林森老师，在邓朴方12岁担任过他们班的班主任，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记得他身体挺棒，爱打球，也爱劳动，个头也比较高，他的座位在倒数第二、三排。
那时候他们都在学校吃午饭，饭后我要求他们在课桌上趴着睡一小觉，下午再接着上课精神会好。可他们根本就不爱睡午觉，有时乘我不在，几个人偷偷跑到后海里去游泳，成了“落汤猴”，再湿淋淋地回来。我为此发脾气，真恼他们。记得刚上中学的时候，他们还管不住自己，翻墙跑到北师大的院子去摘人家果树上结的青果子吃。这可把我气坏了。记得那天中午，我一进教室，发现他们几个属“猴”的小子没了，就问：他们又跑到哪去啦？
一个学生告诉我：他们几个去摘人家师大院子里的果子去了。我火冒三丈地走出教室，就站在校南墙的墙根底下等着，看见他们正一个一个地悄悄地往回溜呢。他们几个刚从墙头上跳下来，一抬眼睛见我插腰站在那里，一个个都吓傻了。谁也不敢吭声，乖乖地跟着我回教室。我站在讲台上，他们挨个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我这个人的声音好，有共鸣，平时讲课学生们都讲：“李老师声音象洪钟。”所以我一开口，全班鸦雀无声。
我问他们几个：“你们摘人家的果子，有甚么味？”
邓朴方傻楞楞地回答我说：“有点酸味，还挺甜的。”
我一听大怒，说：“不对！有贼味！臭味！”
这一下子他们可真的傻眼了。事过多少年后，他们这一群“猴子”见到我，都还记得这件事。
其实，无论长在什么家庭的孩子，儿时的稚气、淘气、活泼都大同小异。
1992年，在台湾被称作“经济总统”的王永庆的公子王文洋，时任台湾台塑集团的协理，他通过人给我捎话，让我搭线，想见一见邓朴方，也想为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做点贡献。我通过新华社系统找到了中国残联，也找到了邓朴方，6月29日，我陪王文洋一行到了北京。
7月1日，邓朴方和高苏宁医生在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宴请了王文洋一行。
邓朴方指了指就餐的餐厅对王文洋说：“这个房间当年就是宴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地方，撒切尔夫人那次说过一句话：中国发展起来很可怕。”
王文洋很礼貌地点了点头，说：“我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美国经济明显走下坡，中国今后还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邓朴方举起酒杯说：“令尊的书我读过，有强烈的爱国心，一个企业家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你有乃父之风。来，欢迎你来中国投资，干杯！”
轻易不喝酒的邓朴方坐在轮椅上一饮而尽。
邓朴方示意干完杯的王文洋坐下，又问道：“你是在哪里读的书？”
王文洋抽了一口小雪茄说：“1964年，我13岁到英国读书，当时不会英文，8个小孩睡在一起，英国小孩很坏，晚上睡觉后，他憋足一个屁，对着你的嘴打完屁，就钻进被窝。第二天，我气不过，就买了一瓶蜂蜜，抹在放屁的那个英国小孩的被子里，熄灯后，我看他钻进去，马上又钻出来。”
邓朴方哈哈大笑，小时候淘气，看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邓朴方介绍道：“这几年是中国近百年最好的时机，是中华民族最有希望的时期，这个时机一旦错过，就很难赶上去。现在无论大陆、台湾，还是香港都充满了发展的冲动和欲望。”
“我们的残疾人联合会是1988年成立的，半官半民，介于政府和社会之间。有代表、服务、管理三种功能，直接面对残疾人。中国有5100万残疾人，是两倍半的台湾人口。在中国，残疾人入学不到8%，劳动就业不到30%，70%的残疾人靠家庭养活。贫困人口大多是残疾人。随着经济的发展，残疾人和正常人之间的差距是越拉越大。”
王文洋神色凝重地说：“我一定要多办企业，办好企业，为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做点事。”
又是一次干杯。
那次，邓朴方兴致很高，连喝了好几杯，高苏宁医生也没有劝阻。
是返程的缘故，还是邓小平喜悦的心情感染了大家，三辆中巴车上大家谈兴很高。
车队进入孙中山的故里——中山市，中山古称香山。因有香炉山多奇花异卉，色香俱绝而得名。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改名为中山县。
1984年，邓小平就来过中山，下榻在中山温泉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坐落在三乡镇、雍陌村罗三妹山下。有一天傍晚，邓小平就从宾馆的后侧踏上了罗三妹山。山上古木参天，郁郁葱葱，怪石耸立，奇态尽露。石阶小道上，野草铺漫，从山顶远眺，落日衔山，丹霞绚晚，远山近景尽收眼底。余辉中的中山像一幅重彩浓墨磅礴大气的岭南画卷。
下山时，天气渐晚，陪同人员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汗珠涔涔，一语双关地说道：“我从不走回头路。”
第二天，邓小平就在中山温泉宾馆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先生。
邓小平说：“特区是我提倡搞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
霍英东先生说：“这政策是对头的。”
邓小平接着说：“看来这路走对了。”
那次，邓小平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珠江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在广东省的中南部，在行政辖域上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江门、佛山和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惠东、博罗，肇庆市的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四会，面积为41596平方公里，占全省23.4%，人口占全省31.3%。这范围近乎通常从地理角度划分的“大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地貌类型呈现多样化，它的中部是珠江三角洲平原，平原上散布着丘陵、台地和残丘，在其东、西、北面边缘分布着成片的低山。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具有十分突出的农业资源优势，土地肥沃，灌溉水源充足，农作物可全年生长。良好的水热组合和丰富的土地资源相结合，加之充裕的劳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使本区成为广东省稻米、甘蔗、蚕桑、塘鱼和水果集中产地之一。经济区濒临南海，海岸线长1060公里，滩涂面积715.51平方公里，对围垦和发展海水、淡水养殖及捕捞十分有利。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交通发达。珠江有八大口门入海，河网如织，港口众多，水上交通极为便利；京广、京九、广九、广茂、广梅汕铁路贯穿并交汇于区内。
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失时机地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形成了多层次、多功能、多类型的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了外向型的经济体系。
全地区的“三资企业”数以万计，其速度和规模远远走在全省全国的前面；不少行业在港澳和珠江三角洲之间，已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态势；经济合作越来越广泛和密切，有些行业已开始从互补性合作向结构性合作发展。现在，正在把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视野推向全方位，开辟港澳以外的多元化国际市场。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毗邻港澳，华侨、港澳同胞众多，具有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引进外资和技术等方面优越的条件，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地区。1979年我国首次建立四个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深圳和珠海占其二；1984年4月，广州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1985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小三角”共16个市县被辟为沿海三个经济开放区之一；1987年经济开放区范围从“小三角”扩大到“大三角”共28个市县。
如果说，党中央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谱写了总乐谱，那么，珠江三角洲则是演奏这个乐谱的出色的“合唱团”。这个阵容庞大的“合唱团”，为广东赢得了一块又一块开放的金牌。当时任佛山市委副书记的欧广源在探寻珠江三角洲崛起的奥秘时，他一口气谈了五个力：合力、活力、动力、科力、财力。他说，其中最重要的是合力。在珠江三角洲这片热气腾腾的土地上，一群群人，或一间企业、一座村落、一个城市，在当地党政首脑机关的指挥下，组成了雄浑和柔婉相间的经济“大合唱”。欧广源不无自豪地说，在佛山，经济建设就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对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是衡量事物的主要标准。在这一共识下，佛山一切工作机构都围绕着经济工作来运行，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在一家很有生气的工厂里，一名纪检干部把搞纪检工作和经济工作对立起来，一副有色眼镜使他发生了偏差。他时而无中生有，时而小题大做地出难题，使工厂笼罩着一片阴暗。上级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果断地把他调离这一工作岗位，及时校正了不和谐的音符。在珠江三角洲，纪检和监察部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他们围绕经济建设开展调查研究、制定政策。人们遇到难题，也总爱向他们倾诉、求教。佛山市纪检部门就明确规定：“鼓励表扬改革者，支持保护探索者，教育挽救失误者，打击惩处违法者。”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一个上下左右协调的政治氛围，带来佛山经济空前繁荣。去年该市国民收入为106.6亿地，国内生产总值达119.5亿元，均比1987年增长 8倍。珠江三角洲经济“合唱团”的激越乐章，响彻海内外，难以胜数的海外乡亲纷纷加入“合唱团”，为家乡的经济腾飞引吭高歌，江门市是全国著名侨乡，旅外乡亲达280万人，分布在95个国家和地区。近10年来，他们为家乡的各顶事业捐赠19亿港元。他们还回乡投资或介绍外商前来投资办实业。10年来，全市实际利用外资4亿美元，引进生产线250多条、设备6万多台（套），兴办“三资”和“三来一补”企业1,200多家，现已有主要产品5,000多种、出口产品200多种，优质名牌产品100多种。江门海内外乡亲齐心协力，正创造着无愧于时代和子孙的骄人业绩。“对上多联系，对下多支持，对外多交往，相互多默契。”珠江三角洲人用这样平直朴素的语言来概述12年改革开放的体会，而这正道出了三角洲经济“大合唱”魅力长存的真谛。
遥想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后，提出了观察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治理得好的标准：远者来，近者悦。这句话，在穿越了几千年的时空之后，在珠江三角洲找到了落脚点。
珠江三角洲的许多人，在时代舞台的大背景发生转换后，也迅速地换了脑袋，换了眼睛，换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大多数人有脑袋不去思索，有构思难以实现，有舞台无法表演，有市场不能占领；那么，改革开放后，人们的脑袋灵光多了，聪明 多了；珠江三角洲许多县市都有十里家具城，海外和港澳台等地最新款式的家具刚在市场亮相，这里的批量生产就上去了；海外时装设计师刚刚设计出来的新式样，这里便源源不断地批发到全国各地；那在国际市场上某些国家雄踞已久的家电、音响、计算机、集成板的霸主地位，随着三角洲地区生产线的投产，也开始发生了震颤。打出去，冲上去，占领海内外市场，不再是空洞的口号，不再是几代人的梦，而是一种事实，一种令人吃惊的事实。顺德县的工业从原来的缫丝、制糖为主，发展为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全县拥有家电、机械、燃气用具、制糖、塑料制品、电子、服装、食品等10多个行业。1991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66.5亿元，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增长6.6倍。中山是这样，珠海是这样，佛山也是这样。列举的统计数字各地不同，但数字背后，珠江三角洲人那超前的、快速发育的大脑，产生的效益如此之大，却不得不令人深思。同是这块土地，同是这些人的脑袋，今天为什么会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时任江门市委书记陈贤芳回答了我们的疑问。这位曾在县委书记岗位上工作了多年的“老农村”解释说。昔日我们是采用演木偶戏的方式指挥生产，县委书记是个“大生产队长”，催种催收，只有几个人的脑袋在发挥作用，绝大多数人的脑袋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停止思维。实行大包干后，农民利益到身，责、权、利都有，积极性大大高涨。现在，会比过去少开了，但生产的积极性高多了，经济效益也大多了！过去，天天开会，口号喊得震天响，就是没效益。关键就在于，改革开放把一大批人的脑袋解放出来。人们敢想，也敢干，而且干到点子上。
中山可说是日新月异的珠江三角洲的缩影。这几年，在这块毗邻港澳的水网地区，出现了少有的平静、祥和气氛，过去的外逃者，纷纷回乡。一次，他们在青年中无记名进行民意测验，结果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好的超过了90%。接受采访的当地人说：如今我们这里的生活不比境外差，只要勤奋劳动，就有丰硕的收获，我们为什么还要往外跑呢？
汽车驰过浪网镇就快进入顺德县境内。
下午4时许，汽车驶到顺德容奇开发区，离开公路，进入广东珠江冰箱厂。汽车在宏伟而具现代气派的技术办公大楼前停下。邓小平走下汽车，穿过大堂，来到1号会议室坐下。本来安排在这里休息一会继续上路，会议室里只放了9张沙发。人们都想一睹老人家的风采，结果把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珠江冰箱厂厂长潘宁坐在邓小平身旁，简要地介绍了珠江冰箱厂的情况。
珠江冰箱厂是国家电冰箱定点生产厂，现有职工25,000多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近3,000人，厂房面积17万平方米，是中国电冰箱行业中，最具现代化规模生产的大型企业。自1984年投产以来，在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开发高层次、高水平的优质产品同时，还推行以全面质量管理为核心的现代化企业管理，实现企业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以高效率、高标准保证了产品的优质高产，先后荣获国家一级企业、国家一级计量企业、国家一级节能企业、国家安全级企业及机电部质量管理奖等。
珠江冰箱厂生产的“容声”牌电冰箱，以制冷快、耗电少、噪音低、防锈力强等高性能和高雅的造型，连续4年获选全国最受欢迎轻工产品，连获两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1990年被评为全国最畅销产品，成了名牌产品。产销量居全国同行业前茅。
邓小平对潘宁的介绍很感兴趣，一边听着，一边点头。
坐在邓小平对面的佛山市委书记欧广源，曾经做过顺德县委书记，接着补充说：“这个厂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容声’冰箱荣获国家金质奖。邓伯伯，1984年您曾来过顺德。”
邓小平问欧广源：“你今年多大了？”
欧广源说：“我44岁。”
邓小平笑道：“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大你一倍。”大家都笑起来。
邓小平对数字的反应，特别灵敏。
邓小平接着问潘宁：“你们去年出口值多少？”
潘宁答：“将近700万美元。”
邓小平又问：“出口到什么地方呀？”
潘宁答道：“出口到巴基斯坦、香港和东南亚一些国家。”
省委书记谢非、省长朱森林让潘宁说说珠江冰箱厂的特点。潘宁想了想，说：“这几年企业年年跨大步，秘诀就是以质取胜。”邓小平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
时间很快过去20分钟。邓小平走出会议室，穿过大堂，向门口走去。职工们列队，热烈鼓掌，夹道欢送。
临上车前，邓小平回过头来，望望大楼，问道：“这幢楼是干什么用的？”
潘宁回答说：“是技术办公大楼。”
邓小平稍微迟疑了一下，又点了点头，走上了中巴车。
农民，技术。退回十年，最多加一个“员”字，在农村就已经是高科技含量的称谓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邓小平还是相信了。
四天前，1月25日，邓小平来到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创建于1988年的高科技企业，公司研制项目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当邓小平健步走进大厅时，早已等候的科技人员和公司员工整齐地站在两侧，用热烈的掌声向邓小平表示欢迎和敬意。邓小平深情地看着在场这么多年轻人，非常高兴地说：祝贺，祝贺你们年轻人！公司总经理游景玉向邓小平介绍，仿真系统工程在世界上是70年代兴起的高科学技术，这类系统工程，采取模拟的方法解决航天、航海、军事、电站等复杂行业训练人员的重大课题。
邓小平深思了片刻，问游景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游景玉回答：我认为完全站得住脚，我们是用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邓小平点点头：就是靠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游景玉说：我们的实践，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实践，都会说明这个问题。邓小平开怀地笑了：我相信这是正确的。
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员工中有75%硕士研究生，其中不少在美国经过培训，他们都有一个坚定的意志，决心把中国的高科技发展起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带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们过去政治态度怎么样，回来我们妥善安排他们。他们要作贡献，只有回国，起码国内是相信他们的。在外国，真正相信他们，是靠不住的。
邓小平高兴地走进了亚洲仿真公司的计算机房，认真询问科研和生产情况，以及有关知识产权的问题。一台30万千瓦模拟电机组正在微机控制下进行工作，让人感到正置身于大型火力发电站的控制室。邓小平显得十分兴奋，他竖起大拇指轻轻地晃动着说：我相信你们能在发展高科技方面带个头。
车间里的工作环境和设备充满现代化气息，科技人员生机勃勃——这些都让邓小平感到欣慰。他不停地看，不停地说，感慨不已：你们现在的条件比50年代好得多了。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是很幸福的。
游景玉说：我们是感到很幸福。
邓小平走到一台电子计算机旁。正在操作的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郑在峰站了起来，她有些害羞，怯生生地伸出了手。邓小平高兴地握住她的手，风趣地说：要握一握年轻人的手，科学的希望还在年轻人。当然，老科学家是很重要的。我是看新鲜的，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新越高越高兴啊！我高兴，人民高兴，中国这个国家高兴。他又说：对国家要爱哟！中国要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邓小平走出公司大门，陈开枝回头一看，还有20多位年青人整整齐齐站在那里。陈开枝过去轻轻地对邓小平说：“有一群年轻人想见见您呢！”邓小平一听立刻说：“好啊！我去和年轻人拉拉手！”他又返回去和那群年轻人一个个握手。握得姑娘小伙子们热泪直流。
顺德人望着车队驰向崭新的水泥路，也是热泪横流。
顺德人确实在等候邓小平。等了很久了。
邓小平到过顺德不止一次。这次震动海内外的南巡，也同样到过顺德，但在以后的传媒报道中，再没人提起顺德，好像录音带被抹去了一样，出现了一段空白。
徐南铁在其所著的《大道苍茫》中写道：
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邓小平的行程表中并没有在顺德停留的计划，那是一次即兴安排。当车队行至珠江冰箱厂附近时，有陪同人员提议下车小便，于是车队就近进了珠江冰箱厂的办公大楼。
传说认为，这其实是陪同人员的一个小小“花招”，意在请邓小平看看顺德，看看这一块不是经济特区但同样蓬勃向上的地方，看看他的理论在珠江三角洲农村的实践。
还有人补充说：陪同人员是应顺德有关人士之请才在此地提议小憩的。顺德的领导和珠江冰箱厂的头儿们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了。从中规中矩的接待来看足以证明着这一点。
1994年11月4日的《顺德报》刊登了何敏和的回忆文章。何敏和时任中共佛山市委副书记，曾任中共顺德县委书记。他在文章里说：
1992年1月29日这天，早春的南国阳光明媚，早在珠江冰箱厂等候的佛山市、顺德县、容奇镇及冰箱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以极其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在最近炒得很热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温家宝真的有一个“小便”的故事，故事是这样写道：
1996年5月麦收之前，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一来就约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时更不许前呼后拥，一切轻车简从。他的随行人员也是屈指可数，除秘书田学斌，警卫参谋张振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各来一位局长，还有就是农业部的一位有关领导。
那次他们来了后，就同安徽省的有关领导分乘两辆普普通通的中巴车，直奔大别山革命老区。
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招呼司机说：“我要方便一下。”司机当即把车停住。
车上的人都以为温家宝真是下去“方便”了，谁知，他跳下车后，走得很快，沿着一条小路就一直往前走去了。坐在另一辆中巴车上的安徽省的领导这才发现，前面有座不大的村庄，温家宝正向那个村庄走过去，他们不免感到诧异。因为这是在事先安排要视察的计划之外。而且，看上去，还是一处十分贫穷的地方。
大家赶忙下车，快步跟了上去。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一个妇女见问话人面相慈善，话声和蔼，虽是干部打扮，却没有想到这会是中央下来的干部，因此答得就很随便：“现在青黄不接，山上没东西可卖，供销社正在收购树皮，听说造纸用，就削点树皮去卖，好买点口粮回来。”
温家宝转身又去打问一位男青年，当得知对方是位民办教师，便仔细了解他的工资情况。民办教师发愁地说：“乡里一个月只补助五十元，连吃粮的钱也不够，说是补助，也只是欠着，赶到要过年了才给，平时就连买粮的钱也没有。”
温家宝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点着头。他在村子里各处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这才上车。到了霍山县城后，他随便用了一下餐，就要求听县里汇报。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一样地做着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一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一一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你这个县这么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欠全县职工一分钱！”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过的那个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指出：“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村。”
温家宝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
顺德人的民间俗语里，有一句话说：见过大蟒蛇拉尿。意思是见过大世界。不仅仅见过大人物，也飘洋过海，走过许多路，经过许多风雨。
我任新华社记者期间曾见到过许许多多的北方村长、镇长，他们跟你在珠江三角洲接触到的村长、镇长是截然不同的。珠江三角洲的村长、镇长见过世面，他们不同于过去的农民，从田头到地头，从地头到炕头，就这么几头来回转，活动的范围不超过方圆5公里，知道的东西不外春夏秋冬，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再就是管管村里的婚丧嫁娶，当个司仪。珠江三角洲的干部，他们一年中收到的信，一年中打向国内国际的长途电话，周游列国在飞机上飞行的小时，在火车上度过的钟点，几乎超过了内地一个村，甚至一个镇的人一辈子的总和，他们的见识、交游是很广的。他们不太迷信，不容易被某些东西所吓住，也不太会被某些东西所迷惑住。他们能够结合当地的山山水水、结合当地的人缘，来发展当地的商品经济。在这点上有人又不理解了，说这是“见到绿灯快快走，见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认为这是种不听话的表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说他们恰恰是听话的，他们是小话不听大话听，听的是十三大报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句最大的话。你说一个国家那么大，一个政策颁布下来，它不可能可钉可铆，跟所有情况都吻合，总会存在一些差距，太阳在中国天空上走过还要好几个小时呢。
顺德，邓小平来过两次，邓小平从没有说过向顺德学习的话，但来顺德参观的人还是如过江之鲫，他们看，他们感慨，他们参观，他们游览，他们学习，他们开会，他们总结，他们对比，他们看了也白看，有些东西没法学。广东一个叫樊荣强的记者写道：顺德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肚脐眼”上，离北面的广州不到30公里，离深圳、香港、澳门也近在咫尺，真可谓黄金地段呀，顺德人要不会做生意都难！顺德在阳光最灿烂的北回归线以内，您来到顺德，告别的只是寒冷，拥抱的是温暖的春天和热烈的夏天。
他夸张地认为：关于顺德，完全可以出一本词典，但那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他没有编出词典，但整了几个词，还是颇有新意。
可怕的顺德人：
20世纪80年代，顺德就以经济的快速发展闻名全国，声名居“广东四小虎”之首。
许多人都认为，“可怕的顺德人” 这句话是著名策划人王志纲的专利。其实，这句话是北京的《经济日报》记者朱建中1993年采访顺德之后得出的一个印象和判断，并且作为“北人南行记”系列报道中一篇文章的题目。之所以有“可怕”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在传统经济的范畴里，顺德的做法与思路很明显地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另类形象，而且顺德人也创造了令人眩目的骄人业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顺德既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繁荣象征，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可怕的顺德人”是一个奇怪的称呼，其中的含义是褒是贬，是由衷的钦佩还是自叹弗如，只有说话的人才清楚。
转得快，好世界：
“转得快，好世界”是顺德人的口头禅。“转”有两个意思：一是转变，二是转动。顺 德人强调的是后者，要脑子转得快，观念更新快。
顺德，是全国最早进行企业改制的地方，凭着一股可怕的敢为天下先精神，突破了令人喝彩的“顺德模式”。各地传媒涌向顺德，大肆宣传，一时间，“转得快，好世界”这句地道的顺德话成为全国流行语。
低调：
顺德人以低调出名。低调的反面是高调。低调只可能不能得到什么，而高调则可能失去什么。也就是说低调会让你很安全，高调则要你付出很大的代价。
从政府官员到企业老板，顺德人都对新闻媒介保持小心翼翼的态度。但是看顺德人的低调不可只看表面。顺德人低调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防范。怕露富是顺德老板的普遍心态，因为怕绑架勒索，危及人身安全；怕税务部门来查偷税漏税；怕有关部门搞摊派要赞助。对整个顺德来讲，处在全国改革的浪尖上，改革不可能高调，因为反对的声音多，阻力大，你希望改革，“鬼子”就只能悄悄地进村，否则就会夭折。
另一方面是不善于高调。顺德老板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而且不善于讲普通话，面对媒体，大多数都不知怎么讲话。而且，更深一层，顺德老板缺乏概括、抽象、总结的能力，要把一个行为上升到比较高的理论层次，几乎没有一个顺德老板做得到。这就是顺德老板与北方很多老板的一大明显区别。在北方，一个老板可能企业经营不怎么样，但能够将自己的经营说出一套又一套大道理来。科龙集团原总裁王国端曾经上过一次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其表现真让人失望。因此，顺德出不了像张瑞敏、柳传志这样的能说会道的高调企业家。
“多做少讲，只做不讲，做了再讲。”这是顺德出生成长而后官至广州市长的黎子流先生对顺德人的美化与肯定。经过现实的反复搓揉，低调成为顺德人的集体无意识，被许多顺德人奉为行为准则，甚至引为一种骄傲。
有人说，在东南亚的华人地区，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商人，一类是要做商人的人。珠江三角洲是如此，广东也是如此。
有学者认为，广东人的求实、务实、低调、灵活风格与充满岭南特色的世俗文化有关。
首先，它是原生型的世俗文化。岭南文化是在岭南这块土地上由岭南人创造的，而不是从别处来的。它有自己的土壤，有自己的深根， 自成体系，相对独立。古代岭南人创造了本根文化，这种本根文化尽管受到中原正统文化的很大影响，受到外来文化的许多影响，但它始终保持了“土”味，并从中原正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吸收营养，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就是今天的岭南文化还有不少“土”味。否认古代岭南本根文化是当今岭南文化的源流，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次，它是多元性的世俗文化。由于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岭南文化常与中原正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汇，从而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其结果必然形成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的局面。在今天，岭南文化的构成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一种主体文化，此外还有古代越族的遗风，汉文化的封建传统，外国的资本主义文化以及华侨文化，港澳文化，特区文化。在我国，文化的多元性再也没有像岭南文化那样明显，那样有特点。
再次，它是感性化的世俗文化。岭南文化没有北方文化那么多理论抽象，却非常重视感觉经验。相对北方文化来说，重感性，轻理性；重直观，轻思辨，这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感性化的世俗文化在岭南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各个层面都体现出来。人们往往用感官享受和实惠心理来代替科学抽象，因而思辨性、理论性和历史感不够强，深度也不够，但真实、生动、易变、敏捷、明快、洒脱、通俗、顺任自然，富有个性，追求趣味性、猎奇性、情节性和形象性，甚至追求刺激，既要够“劲”，又要够“格”，具有强劲的生命力。这种感性化文化并不排除某些方面的思辨抽象，但就其总体而言并没有超出感性型的类型。
最后，它是非正统、非规范性的世俗文化。古代岭南由于人烟稀少，生产力不及北方发达，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因而中原的传统文化成为正统文化，而岭南文化却是一种非正统的文化。这种远离政治中心的非正统文化，远儒性、忤逆性、反传统性比较强，近代尤为明显。广东近代较著名的农民革命者有34人，资产阶级革命者90人，资产阶级改良者10人，地主阶级革命者1人，除地主阶级革命者外，其余广东均为全国之冠。这种状况同岭南文化的非正统性、远儒性、忤逆性、反传统性有密切关系。但是必须指出，非正统绝不是说不重要，没有历史地位，非正统也不是说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岭南文化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华夏文化的优秀传统。没有这些文化的继承，就没有当今丰富多彩的岭南文化。
车队沿着广珠公路，向广州奔驰。
沿途的车流量很大。在欧洲的公路上，跑的大多数是私家小车和豪华旅行大巴。而在珠江三角洲的公路上跑的大多是集装箱车、货柜车、卡车和摩托车。这是一个城市正在发育的象征。
珠江三角洲真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一座座厂房不分季节地从田野里、山坡上冒出来；一架架跨江跨海跨河的公路大桥像一道道彩虹凝固在半空；一栋栋墨绿、豆青、雪白色的小楼点缀着黄绿相间的田野。
这里不仅生产打向世界市场的名牌产品，也不仅生产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的家电、轻纺、电子、陶瓷等商品，还生产珠江三角洲人独有的带着强烈开放味道的幽默的新语言，珠江三角洲人说：“如今有三多：戴眼镜的多，说普通话的多，讲外国话的多。整个珠江三角洲到底容纳了多少外地人、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很难找到准确的数字。但广州火车站每年一次的春运，就是珠江三角洲外来人口的一次大检阅。数百万民工、旅游者、投资者、探亲者接连不断地出现在车站的广场上和大厅里。他们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他们匆匆返回故里，放够新年的鞭炮，吃过团年饭又匆匆赶回诱人的珠江三角洲。昔日的珠江三角洲并不是这样。不要说“招”不来外地人、外国人，连本地人都难留住。现在是广东省副省长的汤炳权，当年是中山市年轻的汤炳权市长告诉到来考察的广州市同志，改革开放前，这里有大批的人外逃，尽管在边境线上岗哨密布，但依然阻挡不住外逃的人流。“年轻人跑光，田地抛荒，老弱病残守穷乡”这句顺口溜，可说是当时的写照。现在的中山市，同改革开放前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海外乡亲返回故里，找不到年少时戏水的河沟，找不到和水牛一块儿踏出的乡村小道。如今的中山公路网络纵横交错，从城区到镇和村庄都有水泥路相联。程控电话可直拨198个国家（地区）以及国内700多个城市。办起了“三耒一补”企业1600多家，引进了各种先进设备11.3万台（套），去年中山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3,769元……
车队驶进番禺。就要过洛溪大桥。
洛溪大桥因座落在洛溪渡口得名，是当时广东省净空最高公路桥梁，通航净宽180米，净空32米。
洛溪大桥也是广州通往番禺、顺德、中山、珠海等地的一座重点桥梁，它横跨珠江南航道。
八十年代初期，广州每年举行春秋两次出口商品交易会，五大洲客商来往甚多。但是，由于广州旧城街道狭窄，加上进出路口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出现“四肢发达，心肌梗塞”的交通局面。外商戏称来广州是“进不来，住不下，出不去”。
洛溪大桥于1985年11月动工，由省市各出部分资金，再加上霍英东捐300辆小轿车作为建桥捐款，该桥于1988年建成，其中主桥480米，引桥1436米，引道2066米，桥面宽15.5米，桥下主孔7000吨级的海轮可自由通过。洛溪大桥与广州大桥衔接配套，从根本上改善了广州南出口公路的交通条件。
车队顺利驶过大桥，广州就在前面。
广州，在几百座城市中，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中国的14个计划单列城市中的一个，却因开放度大，辐射力强，国际性都市色彩浓烈而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雄居前茅的明星大都市。
不管你是乘坐国际航班的波音飞机的大富豪，还是搭飘洋过海的万吨客轮的环球旅游者；不管你是乘坐特快列车走南闯北的中国商人，还是乘坐长途客车初离家门的乡下娃。只要你置身广州，你就会被她那不同于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情调，色彩和不凡的气派所吸引。
在数百万置身广州的不同肤色、不同国度、不同语言、不同背景的国际旅游者中，一位美国人，在周游了中国的城市后，以一个老资格的旅游者的眼光说，广州是世界上名符其实的不夜城。充满活力，充满青春。
一位来自北大荒的东北汉子，当他站在五星级宾馆的大堂前，看到身着制服的服务员，彬彬有礼地主动打开车门，迎接每一位高贵的和普通的旅客时，他惊奇地说，这里是中国封建等级意识最淡的城市。
一位乘坐拥挤的火车的新疆小商人，当他午夜到达这个城市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广州依然是万家灯火，车水马龙，依然处于亢奋状态。
从空路、水路、陆路，大批的陌生人，大批的外地人、大批的外国人，潮水般地涌进广州，他们中有腰缠万贯的巨商富豪，有周游世界的冒险家、有浪迹天涯的游子、有刚刚离开恬静的大学校门的本科生、研究生、有闯世界的东北大汉、有告别黄土窑洞的陕北娃、有身着中山装的干部、有提着密码箱的乡村经理……
1992年，每天到达这个城市的流动人口超过一百万。每天在广州交通要道上滚动的货柜车、装卸车、私家轿车、中巴、公共汽车超过35万辆，240万辆单车和15万辆摩托车填满了汽车留下的大小缝隙。难怪，有人诙谐地说，广州从高空鸟瞰是亚洲最大的停车场。
一位从事信息业的专家指出，办事处的多少，是一个城市地位的重要标志。二十年前，中国办事处设立最多的首推北京和上海，北京透露的政治信息居多，上海传播出的经济消息最多。如今，全国各地在广州设立的办事处，已独占鳌头。
据官方统计数字，全国的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城市，主要的中等城市，经济发达的县市，内地的大中型企业，在广州设立的办事处、联络处、信息处，注册的就有918家。此外隐藏在里弄小巷、住宅小区里不挂牌的办事机构，更是不计其数。
过去有一句传播很广的俗话：火车向着北京开。今天，有人诙谐地讲：火车向着广州开。如果不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可以不夸张地讲，这两句话，分别代表了两个时代。
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变，南中国比北中国变化快，城市比农村发展快，一切都在生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已不是口号，不是概念，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导向性的力量。
广州就是这种导向力量的一个重要象征。
广州下午的斜阳很美，很暖。不是凄美，不是壮美，不是艳美，不是刺眼的亮，不是耀眼的红。不像清晨的太阳有一种燥动埋藏在里面，也不像黄昏的太阳有一种惆怅、落魄的情调涂抹在外面。下午的斜阳是一种平和的美，成熟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不刺不耀的美。
广州在迎接一位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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