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壁垒上为原则而死的，固然是英雄；但挺身为原则而战并获胜的，则更是英雄。
——[美] 富兰克林·罗斯福
1992年1月20日，是邓小平到达深圳的第二天。
深圳在这个季节，天气大多是不晴不爽，半阳不阳。深圳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2.4℃，一年四季绿草如茵。
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深圳人在1990年以前，除了老宝安县城的“土著”居民外，类似留鸟型的人群，大多具有候鸟型和漂鸟型的特征。
从动物地理学角度观察，鸟类依季节不同而变更栖居地有三种。一种称为留鸟，像乌鸦、画眉、杜鹊等，终年栖居生殖地域不因季节变化而迁徙；另一种称为漂鸟，像啄木鸟、山斑鸠等具有追逐食饵，作较短距离漂泊的习性；还有一种则称为候鸟，随季节不同作定时迁徙而变更栖居地区的鸟类。
漂鸟型指来自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广州等地的商人和管理者。而候鸟型的多指来自北京、上海、南宁、沈阳、长沙、长春、吉林、呼和浩特等城市的商人、管理者和打工一族。
每年的春节，深圳变成一个空城。候鸟飞走了，漂鸟也飞走了。夜幕降临，城市除了路灯、街灯还闪闪烁烁，住宅灯几乎是寥若晨星。店铺关门，食肆打烊，出租车停开，连清洁工都回老家过年去了。街道上随风飘荡着废报纸、广告传单，城市像一个很久没有洗澡的乞丐。这不是夸张，这是我在1990年春节目击的一个景象。
四川人、北京人、上海人、广西人、湖南人、东北人、陕西人、河南人，除习俗的历史原因外，人们从心理上还没有把深圳当成“第二个家”。
1992年农历壬申年，深圳突然留下了很多“候鸟”和“漂鸟”。这是偶然还是必然，这是巧合还是安排，这是人意还是天意？
邓小平的车队缓缓地驰进罗湖区，深圳第一高楼——国贸大厦就矗立在这里。
国贸大厦共有53层，楼高160米，是中国1992年的第一高楼。雄迈神俊，舒放雍容。楼顶有一个电动控制的旋转楼层，人坐在任何一个位置都会慢慢地鸟瞰到深圳的东南西北。
广州市1993年由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盖成的广东国际大酒店，楼高200.08米，高度取代了深圳国贸大厦，成了中国第一楼，成了广东省标志性建筑，广州的老百姓俗称广东国际大酒店为63层。当时的设计中，没有观光层，只在楼顶有一平台，可降落直升飞机，据说只降落过一次直升飞机。从一层到60层，设有奥地斯的快速电梯，61层是两套总统套房，62层是国际俱乐部。谁想鸟瞰珠江风光，只能从60层顺着一个狭窄的楼梯爬到63层。杨尚昆、朱镕基、乔石、钱其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中央的一批部长和外国元首、投资家、金融大亨也只能拾梯而上。
国贸大厦是名楼。而深圳的国贸大厦不仅以楼的垂直高度享誉中国，更是以建设速度之快而名闻遐迩。深圳的建设者在建设国贸大厦时，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
登高望远，宁静致远。
邓小平在谢非、李灏的陪同下，乘快速电梯直达53层的旋转观光层。室内古香古色，室外天高云淡。邓小平站在巨大的玻璃墙边，随着旋转观光层的转动，鸟瞰深圳的远山近水，阔街高厦。
工作人员挪过一把扶手椅，邓小平面窗而坐。李灏告诉邓小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即是通向火车站的人民路、建设路、和平路，再往远看，那就是香港，就是新界的元朗，一群白色的高楼像雾飘在山中间。
李灏铺开深圳市总体规划图，这是个摆设。邓小平没有看，也不用看。他在听，他也不用听。旋转的速度恰是邓小平平日在小院里散步的速度，思维重新活跃起来。
邓小平举止历落，神思轩翥，他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道：“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邓小平打开了话匣子。这是他讲得最多的一次。陈建华的录音机全录下来了。
凡是孩子都爱问为什么，明天会怎样？
凡是老人都爱说那是什么，昨天是什么样。
孩子多了一份期盼和急躁，老人多了一份宽厚和博大。
谢非有一脑袋的疑惑，但他不能问，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灏有一肚子的苦水，但他不能倒，他是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深圳特区的大当家。
他们不说，不好说，不敢说，不能说，邓小平也知道。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对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墨西哥的帕斯在1990年获得诺贝尔奖时说：对现在的思考并不意味着排斥未来和忘却过去，现时是这三种时间的会合点。同时也不能将它与单纯的享乐主义混为一 谈。欢乐之树不是在过去也不是在未来，而是就在此时此刻生长。就连死亡也是现时的产物，我们无法拒绝它，它是生命的。现时是明暗交替的球体，行动与观察各占一半，二者在这里融为一体。如同我们已有关于过去和将来的哲学，有过关于永恒与虚无的哲学一样，明天我们将有一个关于现时的哲学。
距地面157米的深圳国贸大厦的旋转厅，是观光、休闲、吃饭、喝茶、聊天的场所。它不是政治会议的场所，像人民大会堂，它不是经济议论的场所，像海南博螯论坛，它也不是面授机宜的神秘场所中南海。它是一个非正规的场所，没有仪式，没有程序。它是一种紧张后的放松，压力后的宣泄，暴雨过后的蓝天，寒冬过后的早春。
邓小平按了一下电钮，话语像打桩机重重地向一根根桩管砸去。谢非听到了，喜上眉梢 。李灏听到了，多云转晴。陈开枝听到了，这辈子都记住了。
事隔多年，陈开枝一想起当时的场景还激动不已。他不无炫耀地讲：“就连我出访外国，有人也作这样介绍，说这是当年陪邓小平视察广东一直陪到底的人。这真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我有时对自己说，中国有6000多万共产党员，我是最幸运者中的一个，因为在这11天里，我亲眼目睹了小平同志这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是怎样深情地爱着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庄严政治交代，也可以说是他老人家的历史性的政治嘱咐。”
邓小平举着颤颤微微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个关于现时的哲学：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朴而自古，拙而自奇。若远而复，若纵而敛。邓小平谈话就是这样挥洒自如。
邓小平那一辈革命者，吃过苦，打过工，爬过山，抗过枪，打过仗；挨过整，下过台，世态炎凉见过，五谷杂粮吃过，各种类型运动经过。苦辣酸甜，是是非非，真真假假，高高低低，冷冷热热全套活练过。他们身居高层，更了解基层。他们见过苏联老大哥的反复无常，也见过酷冬和盛夏怎样出现在老大哥的脸上。列宁像个教授在红场睡着了，斯大林叨着烟斗伫立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像个吝啬的俄国小农民把最后一泡尿也尿在自家那块小土豆地里。他们也见过那些小老弟的国家，有奶便是娘，谁家送的红包大就到谁家把歌唱。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那是那一辈人难得的集体品质。
他们不骄情，不做作，不装，不撑。他们不需要包装，更不需要伪装。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阅历，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坦荡，承受得起这一职务，这一位置，这一话语权力。
他们不讲形式，不讲废话，不讲假话，不讲大话，也不需要讲客套话。
邓小平急。他是心急。
此前两年，1990年，他曾语重心长地对中央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讲出了内心的忧虑。他说：“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1990年，就是中国的一个坎，政治家的一个坎。就是一个能否应付的“政治问题”。
中国人太相信政治，又太不相信政治。对政治既爱又恨。矛盾的心结、情绪在中国的股民身上显露得最清楚。
1949年以后，从人数的多寡来判断一个群体，股民则可以和农民、猎民、渔民、牧民划到一个圈里。都是活着不容易的一个圈。有文字形容为草民、贱民、黎民、游民，这也算是实话实说的一种。
股市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也是中国政治的晴雨表。无论经济学家、股评家、庄家承认与否，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股票升降、萎缩与膨胀和政治是息息相关。政治是股市的亲娘。
中国的股市直观，敏感，裸露。但在1984年至1990年3月，股票初降，问津者寥寥，因为人们尚不知道股票值钱，能变钱，并能使钱“下崽”。这时的股票真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
深圳发展银行计划发行1,000万元股票，备受冷遇。动员党政干部带头买，推销人员登门求人买，也仅销出796万元“发展”股票。某局分到1万元认购任务，只有局长带头买了1,000股（每股1元），其余股票无人认购而被退回。某处处长买了2,000股，回家挨了太太一顿骂，并被罚睡几宿地铺。深圳“万科”股票1988年发行时，发行方案周密，广告宣传紧锣密鼓，但只销出3/4，还有150万股“积压”，由包销者“销不了兜着走”。上海“电真空”股票首期行销期满时，仅有500万元被认购，只占发行股额2,200万元的1/4，余下3/4只好由承销的4家证券公司分摊吃进。
中国人谁能相信，一颗硕大的摇钱树就栽在你家院里，一摇就下钱，毕竟那是一个离谈钱色变不远的年代。中国人谁又能相信，一个美丽、裸体的姑娘不收聘金，不举行仪式就站在你的床头，毕竟那是一个离谈色变色不远的季节。
原新华社记者，现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胡霄汉曾对当时股票市场，有真实的记录：
人们对股票由不识到初识，股票行销由不畅到平销，这个渐进过程相当缓慢；股票市价很低，在面值上下徘徊，上海面值50元的股票仅卖50多元，甚至一度跌到48元，深圳几种股票平均只比面值高出20—40%；股票交易量较少，深圳股票交易额1988年不足1,000万元，1989年才升到3,253万元，而上海股市1986—1989年成交额累计不足1亿元。显然，股票“出师不利”。
1991年9月至今，从1991年仲秋起，股市“由阴转晴”。尤其是今年以来，股市一片兴旺景象。几十种新股公开发行，今年总计约有8亿元股票公开发行，引发阵阵股潮。去年11月10日，深圳市11种新股发行（每股1元，共2亿元），出现40万人排队争购的盛况。全市300个发行网点发放新股认购申请表（共300万份），只有3.6%的中签者能购到股票（每人限购2,000股）。9日夜，有20万人通宵达旦地在发行点排队等购，到10日上午，排队者达40万人。今年—月，上海发售207万张股票认购证（每张证30元），数以百万计的市民排队抢购。如今，l0张连号的认股证已被炒到3,000多元。
今年以来，股价高涨，股票发行价格都溢价几倍，最高溢价9.28倍。股票交易价格更高。面值100元的“豫园”股票价格一度突破10,000元，目前仍达8,800多元；面值1元的“发展”股票价格达四五十元；连今年新上市的几种股票价格也高出面值一二十倍。股票交易额直线上升，今年1—5月，上海股票成交额达50多亿元，超出前年总和一两倍；5月21日放开股份，交易额竟达3.6亿元，创上海股票日交易额之最。更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各地争相发行股票，千百万人谈论股票，学习股票知识，因此说股票倾国倾城毫不为过。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把股票比喻为美女。一位买卖股票成为亿万富翁的股民更是动情地说：“买股票吧，是你如胶似漆的妻子！”股票具有绝代佳人般的魅力，难怪千百万人为她神魂颠倒、寝食难安。用一句广告词来概括：股票，“挡不住的诱惑。”
如果说当时深圳人的情绪直接在股票、期货等商业行为上凸现，而北京人的情绪则更多的是在北京腔，北京味，北京大爷的文化层面上凸现。郭栋写道：“这世界变化快”。人们表现出来的精神总是异常新鲜。
有人把青年文化概括为穿牛仔裤、跳霹雳舞、戴earphone、听通俗歌曲、唱卡拉OK。今天，又得加上一个玩文化衫。
时下，名牌热退潮，文化衫大盛。近10年来，没有哪一种服装能够具有如此的魅力，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那种圆领、短袖、肥大、宽松的东西，一旦印上点什么，竟如此神奇。从“烦着呢，别理我”到“崔健摇滚”，从“拉家带口”到“酸甜苦辣”，从“真搓火”（真窝囊）到“不会来事”，从“一事无成”到“所向无敌”。有文字，有画像，有歌谱，有图案，人们随心所欲，展示着各自的心态。“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是一种寻找毛泽东的企盼，“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第三代人一种冷静回味，“千万别爱我，没钱”则是对社会不良习气及婚姻消费过高的不满。真是雅俗共赏，应有尽有。至于那种印有京剧脸谱的文化衫我觉得倒极有特色。
文化衫越印种类越多，天津有一家印字社一直想找个好题目印一批。有位诗人出了个题目，前面印“有气”，后面印“没钱”。这比“没劲”和“真累”刺激多了。像“我吃苹果你吃皮”、“想当官没心眼”、“情人眼里出西施”等等，使得文化衫表现的内容泛滥，我怀疑有一天王朔的小说的标题“我是你爸爸”也会印在文化衫上。目前，有些青年已开始自制文化衫，而且手绘文化衫也很风行，不少画家热衷于此道。
不是所有的文化衫非得印一些“找乐”的文字，假如我们印上“炎黄子孙”“秦皇汉武”、“梁山好汉”也颇有气势。至于印上“雷锋”、“焦裕禄”或“为人民服务”、“执法如山”也当然在理。
作家张琦通过观察认为：具有独创性和个性的文化衫，起初似乎是美术学院学生的首创，他们用丙烯颜料在白汗衫上画他们喜爱的或能够展示个性的形象和图案，例如猫王、毛泽东、猫头鹰等。1991年夏天，印制成商品大量推销的文化衫，据说主要是由青年画家孔永谦创作的——他敏感地把握了一小批鼓吹结构主义、用POP艺术消解主导文化结构的新潮艺术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基础，并开发出它的商业价值。
流行的文化衫的文化主题主要是小人物对人生境遇的自我调侃。印词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可以罗列很多，如：“真累”，“天生我才没有用”，“我爸我妈不要我”，“练摊没本，当官没门，出国没钱，走私没胆，想当老板缺心眼儿”，“是上班，还是练摊儿？”“有些个事你越把它当回事它就越是个事”，等等。另一些是言情和玩幽默的：“千万不要爱上我”，“我只有—个缺点”，“我想要个家”，“今晚我们相识”，“一次爱个够”，等等。第三种是玩弄和出售“京味”的，如“真棒真瓷真铁真的”等等。有极少数可能是自制的，更为特殊和招摇，例如，“我们是害虫”，还有一位背上写着“密探”。只有极个别是所谓“正经的”，例如“我是一只小小鸟”。
纵观市面上流行的文化衫，从形式上可分为：广告文化衫、画像文化衫和文字文化衫。从内容上可分为：幽默型文化衫、戏谑型文化衫和纯情型文化衫。穿广告衫的流露出一种“无意识”，穿画像衫的表现出明星崇拜，而文字衫则五花八门，突出地体现了幽默与戏谑。对文化衫总的概括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有意味文化衫，一是无意味文化衫。无意味文化衫多为广告衫，有意味文化衫是将大家同一种行为固定下来并予以表现。比如中央电视台搞的“风雨同舟”，就是将抗洪救灾这一行为用文化衫给予高扬。
如今生活中能引起青年人共鸣的莫过于通俗歌曲了。港台青年前一段曾组织“崔健后援会”，所着文化衫印有“崔健”两个大字。青年人用文化衫来表现自己对歌星的崇拜，再坦诚不过了。文化衫是通俗歌曲的综合效应是服饰“卡拉OK”，这里突出了选择的自由，谁都可以选择适于个人心态的主题，“唱自己喜欢唱的歌”。
原中宣部副部长、党史研究专家龚育之则分析得更透彻。
十五大报告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这是比照着对第一个宣言书的评价来写的。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被十五大评价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龚育之认为：这里讲了两个历史关头，都是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
一篇谈话，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
一个大会，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
—部著作，现在出版的新一卷《邓小平文选》。
三件大事，连为一体，已经、正在并且必将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发生深远的影响。
应该说，这不只是几个人的观察和评价，它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观察和评价。
谢非同志的秘书陈建华从头到尾，随谢非参与了邓小平南巡全过程，他认为：小平同志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这样严峻考验的历史关头视察南方，并发表南方谈话的。本来，他可以在北京找人谈他的想法，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后，也没有开干部会来谈。陈建华猜测，他主要是考虑自己已经退休了，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他视察南方期间，见到工人就跟工人谈，到哪个场合，坐下来就谈。他曾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视察南方期间，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可看出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风格：非常忧国忧民，担心改革开放的方向会被扭转。于是，他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把自己的思想留下来。最后，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奠定了党的十四大的思想理论基础，并为全党所接受。
党史专家龚育之谈到：邓小平则更进一步。他全退了，连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不当了。他以一个“退休老人”的资格，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了系统的意见，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他作为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所拥有的崇高的个人威信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凭的是他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凭的是他对国际国内形势观察的敏锐和深刻，凭的是他对国际国内战略主张的新颖和正确。
一个“退休老人”的主张，要成为党的主张，当然必须经过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各级组织。南方谈话整理成稿后，中共中央认为很重要，在党内印发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公开发表消息，也就是发表了中共中央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表示赞同的正式意见。由中共中央的正式意见，再变成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东风吹来满眼春”，全党全中国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改革和发展出现奔腾澎湃的崭新局面。
邓小平在“53层”的旋转大厅，是对着一群级别很高的官员，最高的是省委书记，中间的是市委书记、市长，低一点的是随行人员和接待保卫人员。但他还是要讲，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静默似痴，大智若愚。以简驭繁，以不变应万变，以小变应大变，以不动应动，以小动应大动。这是邓小平的风格。
速度是邓小平多年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用什么样的速度、节奏发展才稳妥、合适，中国人用什么样的速度、节奏才能实现小康水准。
中国是一趟巨型火车头，那么方向、路轨的宽度、长度和车体本身的速度就是几个关键点。
方向问题，早在1978年通过对“两个凡是”的批判，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完成了调讨阶段。中国式的巨型列车，拉着悦耳的长笛，在北京启动。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说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45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第二年6月7日，他指出：“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6月22日，他谈到，“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9月12日，他又谈到，“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6月16日，邓小平指出：“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9月16日他又强调：“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一步步改善。”
进入90年代之后，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动，邓小平一再提出要抓住机遇。1990年3月3日，他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4月7日，他说，“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12月24日，他又谈到，“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1991年8月20日，在总结经济工作经验的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台阶式”发展战略。他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又说：“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
开放，对封闭了多少年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具有诱惑力的字眼。当这一嘹亮的号角从中南海传到南海之滨，这里的“睡狮”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山那边、海那边、天那边发生的变化，他们得风气之先，率先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伟大变革的试验。机器的轰鸣声惊醒了一片片沉睡的土地，古老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上走来了不同肤色的外国投资者，一座座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发展商品经济，振奋了每个广东人的脑细胞……
机遇，从来就不属于多数人。广东人抓住了机遇。广东人创造了奇迹。
中国是文化大国，历史大国，也是民谚、民谣大国，红色民谣，黑色民谣，幽默民谣，情绪民谣，政治民谣，黄色民谣，每个时期都有人创作。1982年，北岛、顾城的朦胧诗刚落下，民谣又开始流行。就像各地有各地的土特产一样，各地也有各地的“顺口溜”。当然这些讽刺味极浓的“顺口溜”在正式场合是不易听到的，但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旅馆、车站、码头……又是不难听到的。
当社会上某种现象、某些情绪刚露端倪，还未泛滥成灾时，一部分敏感的人就先感觉到了，这种感觉一旦被凝固在顺口溜和歌谣中，这种超前的意识就找到了固定的载体，无省界的旅行也就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歌谣、顺口溜流通的范围越来越大，被认同的场合也越来越多，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由于歌谣、顺口溜押韵、好记，易于口头流传，特别是顺口溜本身不加修饰。它的真实、尖酸就成了流传的第二种动力，使得许多顺口溜成了民间情绪、认识、看法的载体，变成一种不上报纸版面、不上电台的无名氏文章。对于一些人来讲，顺口溜变得更加顺口不顺耳了。
那一年，一条民谣开始流传：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才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在计划经济轨道上跑得太久，人们麻木了，同时也害怕了，刚刚尝到点甜头的老百姓怕变。
1983年，邓小平同志会见参加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谈到：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
方向的对与错，是政治家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那方向对与错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邓小平在1983年指出两条衡量的标准：“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
从1978年起，中央连续出台了针对农村的五个一号文件。稳定农村，稳定民心。
邓小平是大政治家，也是大哲学，他深知中国的家底，更知道大，大在哪里，小，小在哪里，穷，穷在哪里，穷在什么地方。可谓木匠打老婆——有尺寸。邓小平在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说道：“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是名副其 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印度客人时指出，世界上的国家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中国有句话：越富的人越悭吝。要富国多拿点钱出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
中国的宽度在哪里。这是方向确定后的第二大难题。
历史是扇门。推开门就有阳光。
北京学者杨帆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曾经有2000年的强盛历史，只是在300年前开始衰落，在150年以来成为现实。整整100年，中国没有打过胜仗。而近50年来，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援越、中印边界战争，我们都取得了胜利，并成为核大国。
杨帆从历史经济学的角度把门又调皮地敲了一下：中国和古罗马帝国的长城是古代的超级产业。中世纪中国长期称雄，其超级产业是长城和水利。公元1000年时，中国的工业和武器非常发达，铁产量年12.5万吨，700年后英国才达到7.6万吨。1840年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占世界工业的45%，世界贸易的21%，超级产业是纺织、铁路、煤炭和铸铁。18世纪末到19世纪，超级产业是纺织、煤炭、炼铁、机械工业，由于美国铁路网的发达，所以在美国得到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超级产业是机械、钢铁、化工、常规军事、造船。20世纪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超级产业是汽车、航空、化学、钢铁、常规军车、造船。
邓小平推开了历史厚重的大门。
改革开放，就是我们的宽度。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他是老话重提：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记忆。那是政治家的小技巧。邓小平是大政治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我想知道上帝是怎样创造这个世界的，我对诸种现象不感兴趣，我想知道上帝的思想，其它均属细节。美国的物理学家阿·热从大数规则角度补充道：尽管物理学家能够谈论和计算很大的数，但人类心智还不能真正领会与自然所玩弄的巨数相联系的现实。即使是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些相对小一些的数，如果不把它们化成按人计算的形式，我甚至也理解不了。做过这种事情的读者会惊奇地发现，报刊上引用的那些数字往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81、82、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
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84年至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89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不扰民，不摆谱，不搞阵势，不装腔作势，是他外出视察的另一特点。这次也一样，没 有惊动太多人。但是深圳老百姓还是知道了。这是BB机日子，这是手机月份。这是口口相传提速的年代。
李灏在深圳市委办公楼404室见到笔者时说：“小平同志这次参观国贸大厦有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当小平同志从旋转餐厅下到一楼大厅时，从一楼到三楼的大厅四周站满了自发而来的群众，雷鸣般的鼓掌长时间响彻大厅。小平同志也非常高兴，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整个场面没有任何组织，但热烈、融洽、自然、有序，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小平同志发自内心的爱戴和崇敬。”
谢非已经去世，在他留下的一篇文章里，曾这样写道：小平同志在视察期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那时，小平同志到了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腾的人海。在深圳国贸大厦，小平同志从顶层下来时，从一楼大厅到三楼，到处是人山人海，人们看到小平同志都激动万分，高声问候“小平同志，您好!”“邓爷爷好!”不停地尽情鼓掌。在珠海视察工厂走出厂门的马路上，有数以千计的群众聚集在这里，兴高采烈地鼓掌欢迎小平同志，情绪高涨。这掌声和问候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小平同志的爱戴和崇敬，也反映了身受其惠的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坚信和拥护。小平同志置身于群众当中，总是满面笑容，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在珠海生化药厂，一位企业负责人对小平同志说：我母亲知道您要来，流着泪叮嘱我，要我当面祝您身体健康。小平同志亲切地说：谢谢你的母亲，我也祝她健康长寿。这些感人的场面生动地反映了小平同志和群众水乳交融的感情，小平同志时时刻刻都惦记着群众，人民也永远铭记着小平同志。
邓小平不动而转。这是一次不动而散步的闲情。
他真的很高兴。
秋雷走得晚，春雨下不完。
在广州二沙岛的留圆别墅一号，已经退役的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上将朱敦法告诉笔者，那天的下午，在深圳桂园别墅的小花园里，朱敦法司令，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正在散步、闲谈，这时，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邓小平在等他们呢。得信后，三人拔腿就向小平的住处跑去。在别墅的客厅里，邓小平和杨尚昆坐在沙发上，刘华清指着朱敦法给邓小平介绍，他是广州军区司令朱敦法，淮海战役时他是连长。邓小平非常高兴，说：“现在将军里在淮海战役里的连长也很少了。”
邓小平问：“那年你多大？”
朱敦法回答：“21岁。”
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那时你还是娃子连长。”
会见结束，回到驻地，刘华清说，在来深圳之前，他在北京看望过老人家，在邓家孩子们都上班去了，他自己一个老人很寂寞。这一次看到他显得很精神。
邓小平说了很多，也是耄耋之年聊得最多的一次。
一次，在深圳迎宾馆的小院里散步，李灏说现在改革开放有一定的阻力。正在慢慢散步的邓小平，突然回过头来，坚定地说：“是拦路虎，就赶走；是绊脚石，就踢开。”“改革开放一定要搞下去，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寡言为贵。
邓小平不喜欢套话、空话、废话，更厌恶假话和谎话。
你可以不说话，你可以沉默，但你不能讲假话和谎话。
据王任重同志回忆：1959年容国团得世界冠军后，邓小平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
邓小平是在说林彪。因当时受林彪的影响，思想理论界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思潮。有人甚至牵强附会地把体育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也归功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对于这种作法，邓小平后来还在1960年3月25日的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作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报告。邓小平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
曾经在50岁时随邓小平到美国访问，并担任翻译的冀朝铸是我国老资格的外交家，他是在美国长大，在美国接受的教育，而后又常年在中国工作，他不仅能用两种语言听、说，还能用两种语言思考。
冀朝铸在他写的一本回忆录里曾写到：访美期间，美方对邓小平的接待都是极为热情的。《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隔一段时间后又再次把邓小平的照片放在封面。这是《时代》杂志绝无仅有地在一年之内两次把同一个人选为封面人物。
邓小平到达美国的第二天，由卡特总统主持为他举行了国宴，被邀请的人都是卡特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国宴上还有一个乐队演奏传统音乐。宴会进行到一半时，乐队就走到第一桌的邓小平和夫人面前，演奏小夜曲。卡特就站起来，致欢迎辞并祝酒，邓小平也回礼。我为他们两人翻译，我被安排在第一桌，坐在邓小平旁边。当我不停地翻译时，也想办法吃了些东西。
在第一桌就坐的还有美国著名的思想进步的女演员雪莉·麦克兰，对中国很友好。她和邓小平谈得很热烈，谈了好多问题。她提到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儿是一种损失，因为这样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本来邓小平和麦克兰边说边笑，谈得很高兴，但邓小平听完麦克兰的话后，马上脸上变得很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这使麦克兰大吃一惊。卡特当时也正在听着邓小平和麦克兰的谈话，他马上理解了邓小平话的意思，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有时一去几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摧残了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而邓小平由于周总理的关怀，成为少数幸运者之一，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但即使这样也下放农村劳动达三年。邓小平是党内少数试图制止这种极左做法的领导人之一，为此他十年之内两次被打倒。他十分清楚那位教授的话只能是撒谎，是掩盖他的真实感情和想法。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人要有三个头脑，天生的一个头脑，从书中得来的一个头脑，从生活中得来的一个头脑。一个只有从书中得来的头脑的人和一个具备三个头脑的人撤谎，结果可想而知。邓小平总是用他那炯炯锐利的目光观察人和事。该点破时就点破。
邓小平是“言必行，行必果”的大政治家。
他常讲的一句话：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1982年9月22日撒切尔夫人一行乘专机抵达北京，入住钓鱼台国宾馆。在钓鱼台国宾馆，撒切尔夫人住进了第十二号楼。撒切尔夫人与一般女性不同，她喜欢住那男性味十足的总统卧室，让她的随从住在女性色彩强烈的粉色的夫人卧室；她喜欢在龙床上，龙床上雕着一百一十六条姿态各异的龙，是仿明代皇宫龙床复制而成，总重量达1.2吨。
两天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笑着对迎上前来的邓小平说：“我作为英国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
邓小平话里有话地回答道：“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位，但我认识的几位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宾主落座，邓小平开门见山。
“香港问题很简单，我看一两年能解决。中国政府有三点原则性意见：第一，主权不容讨论，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但从现实出发，香港问题可以谈，而主权不能讨论。第二，希望在一两年内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到时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香港问题的政策。第三，与其今后解决，不如现在解决。假如香港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主权的日期。”
撒切尔夫人此时一个劲儿强调，香港繁荣必须取得英国的合作。对此，邓小平毫不含糊地驳斥说：“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不是见风使舵的人，更不是口是心非，趁风扬沙子的人，他坦率，真诚。
在50年代后期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本人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我应该退到后台去了，让别人干。
他没有提名由谁来担任国家主席，让大家讨论。会上大家都不吭声。
邓小平说话了：“都不提，我提，刘少奇。”
干脆、严肃，在大事上，凭主见，不顾盼左右，不察颜观色，也不随大流，关键时刻，讲出自己的看法，这是邓小平的作风。没有人不同意，毛泽东也没有反对，大家都鼓了掌。
邓小平不趋炎附势，不随风倒，不溜须拍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直言不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表明自己的态度，开诚布公地阐述自己的不同意见和观点。例如，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毛泽东讲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而邓小平则说“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也写到邓小平的性格，说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 ，住进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
那次会谈给李光耀留下印象极为深刻：
邓小平说，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他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韩战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
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邓小平的性格时也说到：邓小平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个政治家之一，他使中国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邓小平是来深圳休息的，在1月21日游览了深圳“锦锈中华”微缩景区和中国民俗文化村。随行的新华社记者牛正武后来在其所著《92邓小平南巡纪实》一书中写道：
上午9时许，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来到民俗村。当小平同志出现在东大门内广场上时，民俗文化村顿时鼓乐齐鸣，欢声雷动，沸腾起来了。这边厢，丝竹管弦，悠悠扬扬了；那边厢，威风锣鼓，铿铿锵锵；这里是秧歌队，扭得热火朝天；那里是高跷队，踩得多彩多姿，舞狮的、耍龙的，跑旱船的，穿梭不停。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民族青年，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小平同志在欢迎的人群中走着，笑着，笑得那么开心，不时停下脚步向大家鼓掌致意。
走出广场，小平同志由华侨城负责人、香港中旅集团分公司总经理马志民陪同坐上电瓶车，缓缓驶向各民族村寨。每到一处村寨，各民族的小伙子、姑娘们就奏起本民族的乐曲，跳起本民族的舞蹈；用不同的民族语言，民族礼节向小平同志表示欢迎。电瓶车沿着主环路行驶大半圈，最后来到新疆村。小平同志走下电瓶车，在维吾尔民居前就座。维族青年演员们在漂亮的新疆地毯上，弹起冬不拉，敲响了手鼓，跳起了欢快的新疆舞。维族姑娘舞姿翩翩，人在旋，裙在旋，满头的辫子也在飞旋。小平同志看了特别高兴。人们或许不曾忘记，小平同志曾经幽默地说过：“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这大概是他特别喜爱维吾尔族姑娘跳舞的缘故吧。演出结束，小平同志站起来鼓着掌，向演员们走去，称赞他们表演得好。
离开民俗文化村，小平同志步行来到相邻的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此时已是上午10点多，“锦绣中华”已经游人满园。看到小平同志到来，正在游览的港澳同胞、外国朋友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从远处、近处，从高处、低处，从四面八方向小平同志鼓掌致意。有许多人还举起相机，揿动快门，拍摄下难忘的镜头。小平同志满面笑容地向大家挥手致意。
“锦绣中华”是由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的。它于1987年破土动工，1989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锦绣中华”占地30万平方米，比台湾桃园“小人国”大3倍，比荷兰玛杜洛丹“小人国”和泰国芭堤雅“小人国”大出近20倍。大部分景点与实景比例为1:15，有些为1:10和1:8，最大者为1:1。全部景点大体上按中国版图位置摆布，使人们可以“一眼望尽千年华夏文化，一日游遍万里大好河山”。这些景点大致分为三大类，古建筑类，山水名胜类，民居民俗类。古建筑群类可分为宫、寺、庙、祠，楼、塔、桥，洞等。山水名胜类包括中国三山五岳、名山、大川、奇峰怪石等。安置在景点内的5万个栩栩如生的陶瓷小人，使人可以一睹中华传统的风俗人情。邓小平坐上电瓶车，沿路观看了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岗石窟、乐山大佛、云南石林、漓江山水、长江三峡、黄鹤楼等景点。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下车观看了酷似北京故宫的“紫禁城”。然后，重上电瓶车，经“长城”，“嘉峪关”，最后到“布达拉宫”，小平同志高兴地与全家老小在“布达拉宫”前合影留念。他说：“全国就是这个地方没到过。”
1月22日，边城深圳阳光明媚，仙湖植物园内春意盎然。邓小平和杨尚昆带领两家三代人到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
仙湖植物园为深圳市“六湖”（东湖、银湖、香蜜湖、西丽湖、石岩湖、仙湖）之一，以其梧桐山之高、仙湖之美、沟壑之幽、岩石之奇、树木之秀，在“六湖”中后来居上。棕榈园里，椰林婆娑，葵林处处；百花园中，繁花似锦，蜂飞蝶舞；集竹类大全的竹园，流绿 滴翠，千姿百态；水景园中，芙蓉出水，莲荷斗艳；峡谷幽溪，流水潺潺，古树遮天；梧桐山上，远可眺香港新界，近可观罗湖、沙头角……其情其境，胜似仙境。
牛正武的书中是这样记录的：
上午9时45分，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仙湖植物园。随同前来的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儿邓林、邓榕和小孙子。随后，邓朴方同志也来了。
先到这里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小平同志热烈握手。接着步入展览厅，观看仙湖植物园模型。小平同志听了关于植物园的情况介绍后，高兴地说：“植物园大有可为。”
杨尚昆主席是1月21日到深圳视察的。两位老战友在仙湖植物园相逢，自然高兴万分。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啰。”小平同志深情地说。
“我们是1932年认识的。”杨尚昆说着扳起指头数起来，“四二、五二、六二……九○，六十年了！”
这时身背三部相机的杨绍明走过来，握着小平同志的手：“邓伯伯，新年好！”
邓榕说：“他是全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呀！”
小平同志幽默地说：“你们杨家有两个主席啰！”全场大笑起来。
接着，邓小平和杨尚昆一同步入室内观赏植物区。这是一个大温室，培育着古今中外种类繁多的珍稀植物，林林总总，使人目不暇接。
他们首先观看据说距今有一亿五千万年的恐龙时代的树种——桫椤。
小平同志说：“还有一种古代树种，叫水杉，现在全国都有了。有一棵很大的，在三峡附近。”说着，他还用手比画一下。
植物园负责人陈覃清说：“是的。水杉树种距今约7500万年，是在三峡附近湖北省境内发现的。”在场的人都很佩服小平同志丰富的知识和记忆力。
往前几步，有一棵小树，牌子上写着“发财树”，邓榕风趣地对父亲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
再往前，有一棵无叶小树，牌子上写着“光棍树”，小平同志指着牌子问：“为什么叫光棍树？”植物园负责人答道：“因为它不长叶子。”
转弯来到一片竹林。邓小平满有兴致地驻足观看。植物园负责人指着方竹、人面竹、佛肚竹、湘妃竹一一介绍。他说，毛主席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所说的斑竹，就是这种湘妃竹。相传舜死于苍梧，他的两个妃子、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悲痛至极，泪水沾竹，滴淌成斑，所以，斑竹又称湘妃竹。
小平同志说：“成都的竹子也很多，有红的、黑的、紫的、黄的，也有方的。”不知谁说了句，这里有的竹子就是悄悄从成都“弄”来的。小平同志马上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呀，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噢！”一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从观赏植物区出来，邓小平和杨尚昆等向湖畔大草坪走去。
周围是苍翠的山峦，山下是一泓清澈的湖水，湖畔是一片绿茵茵的大草坪。邓小平漫步湖边小路，精神焕发，神采飞扬。
在湖畔与家人合影后，邓小平来到草坪中央植树。
1月23日上午8时30分，汽车离开深圳迎宾馆，向蛇口驶去。在途中，邓小平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车到蛇口。邓小平没有下车，乘汽车巡视了蛇口工业区。
蛇口工业区1979年1月31日成立，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实验区，当时是一片荒凉，遍布荆棘。
说起来，人们也许不相信，蛇口管理局起家是从13人掌握28枚公章开始的，以后他们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办事机构。直到目前，一共成立了10个局室，共92人（其中不包括公检法）。最大的是计划统计局，16人；最小的是司法局，4人。在我国地方政权建设史上探索了一条精干、高效的新路，可说是蛇口管理局创造的一个奇迹。
蛇口的高效率不给扯皮、踢皮球留下空隙。管理局下设的十个局室，只设正职，不设副职，工作多，再配一个助手。在机关里，从人员设置上根除了“窝里斗”。
提到蛇口，不能不提到袁庚。
袁庚曾在二战期间担任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定为特务，坐了5年半牢房。走出监狱时，56岁的袁庚没有了时间概念，行走困难。有人问他：“在那几年中，是否见过有生命的东西？”他说：“是的，我对蚂蚁很有研究。”改革开放之初，他又再回香港，成了招商局的负责人。
袁庚提出开发蛇口的大胆设想是在1978年的11月。经济学家宦乡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
有心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
袁庚不是企业家，更像个政治家。当年，无数的聚光灯打在他身上，那大多是因政治因素。深圳的最初影响，意识形态方面大过经济方面。蛇口像是深圳的一个不断提出花样翻新的智囊班子。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出自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之口。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蛇口，袁庚向总设计师第一次说出这一句口号，随即得到邓小平的认可与激赏。几天后，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邓小平引述了这句话。
说起当年那个著名的“时效”口号，原蛇口区管理局副局长熊秉权感慨尤深。他说，大约是1982年下半年，一天，袁庚同志交给我一页纸说：“老熊，我写了四句口号，你看行不 行？”那四句话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上帝，安全就是法律。”我当时认真思考了一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前两句可以先宣传。第三句恐怕社会上暂时还接受不了，而第四句则从逻辑上还要推敲一下。”当时，我们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请工会老谭同志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用红纸写出来，设置在蛇口码头路旁。后经了解，这两句话曾在欧洲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用过。袁庚同志巧妙地把它借用过来，恰到好处，不愧为一个政治家的眼光。
袁庚也是一个口若悬河、一眼看穿事的人。至今，他的许多观点依然新鲜如初。
袁庚：“我坚信，在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所有经济问题的背后，都必然是政治问题。要使市场经济成熟、规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1988年1月，曲啸、李燕杰等三位“青年导师”来到蛇口，与青年人对话。蛇口的青年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与演讲者发生争执，最后被上纲上线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大争鸣，这就是著名的“蛇口风波”。
当这场风波愈演愈烈时，袁庚出来说话：“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袁庚的发言赢得了阵阵掌声。
袁庚同时又是个超级幽默大师，经常在不经意之处幽人一默。
美国浮法玻璃厂是个技术很先进的厂，它生产各式各样的玻璃。有一种钢化玻璃，用25磅大锤从20米外打去，地皮都震动了，玻璃却安然无恙。蛇口和美国合资，投资一亿美元，引进一座同样的工厂，买他的专利，以后我们就能再建第二个、第三个。这是合算的。谈判的焦点，集中在每年所付专利费占销售总额的百分比上。
美方要6%，蛇口还价4%。
美国降到5%，蛇口还到4.5%。
双方僵持不下，袁庚发言了：
“先生们，我们的祖先4000年前发明了指南针，2000年前发明了火药，全人类都在享受这些伟大的成果，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要过什么专利，我们作为后代从来没有因此骂过自己的祖先是混蛋，而是觉得光荣。请问各位，那时候你们的祖先在哪里？恐怕还在树上哩。请各位看看自己的胸前，是不是特别多毛……”
美国人真的低头看自己的胸前，一个个咧嘴笑了。
“不过各位不要害怕，我的意思不是不付专利，而是要求公平合理！”
这是典型的袁庚风格，坦率、幽默而又机智。美国人吃这个。换了我们，说不定会抗议呢！“你骂我们的祖先，是可忍孰不可忍！”
终于达成协议：4.75%，为期10年。
袁庚到现在感到遗憾，他曾提过一个口号，一直没有能够传播出去。那就是“企业，要么是利润，要么是死亡”，连年亏本而又死不了的企业，只有中国才有。
其实，袁庚还有一个遗憾，只是他没法说。
1989年9月13日，舰艇从珠海起航。十分钟后，舰艇的驾驶杆出毛病，只好人工操纵，左扳舵，左扳舵，直径二米的手工舵在几个武警战士的手中费力的拨弄，小舰艇像喝醉了酒，左摇右摆。只到15分钟后又调来另一快艇，全班人马换上新艇，才向深圳方向驰去，这次耽误了30分钟，按日程安排，袁庚有30分钟的汇报，也只好取消，袁庚呆呆地看着这群人离去，似有一种失落。
在蛇口，袁庚这次没有见到邓小平。同样也是一个遗憾。
车队从赤湾港折回，驶向蛇口港。
李灏抓住最后的点滴时间，把深圳准备做的几件事又一股脑地汇报了。要搞城市化，准备撤县建区，把农村纳入城市体制。
邓小平听后，把手一挥说道：“你讲那些我都赞同，你大胆去干。”
生性谨慎的李灏一听邓小平表了态，马上说道：“感谢小平同志支持，我一定努力干好，争取不犯错误，少犯错误。”
邓小平听后，半是纠正，半是点拨地说：“我跟你讲大胆地干，不是犯不犯错误，你做得不对的地方总结经验改正么！”
车到码头，邓小平走下汽车，同专程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热情握手。然后，同深圳市负责人李灏、郑良玉一一握别。
邓小平健步向码头走去，在登船前似乎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来叮嘱李灏说：“你们要快一点啊！”
李灏深知总设计师这句话的分量，包含着多大的期望，当即郑重地表示：“您的话很重要，我们一定搞快点！”
上午9点40分，邓小平乘坐的舰艇启航，离开蛇口港，向着珠海驶去。
李灏、郑良玉望着越驰越远的舰艇，他们知道他们该怎么干了。
得墨则瘦，得朱则肥。邓小平来深圳正是时候。深圳人像是人人身上背了一个陕北安塞腰鼓，敲得更欢，蹦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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