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草三间屋，爱竹旋添栽。碧纱窗户，眼前都是翠云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冷，木落远山开。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开门，看有谁来。客来一笑清话，煮茗更传杯。有酒是或时无客，有客又还无酒，酒熟且俳徊。明日人间事，天自有安排。
——[宋]傅公谋
专列驶离长沙，一路再没停过，向岭南驰去。
邓林是邓小平的大女儿，也是一名画家，师从国画家李苦禅。她的得意之作，邓小平每次的评价是三个字：有进步。
邓林说：“在家里的时候，爸爸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偶然在吃饭时会对大家说些话，对孙子的话则比较多，要他们多吃一点。他每天生活很有规律，早上一起来就做体操、散步。一边看电视或录像带的足球节目，一边看报纸，一边吃饭。下午和夜晚喜欢打桥牌。”
邓小平在专列上依然保持着在北京的生活习惯。
在行驰的专列上，有两点不方便，专列晃动得太厉害，邓小平毕竟已是望九之年的老人，不能散步，偶尔打几圈桥牌，大部份时间里处于一种沉默不语的状态。
散步和打桥牌，一动一静，一武一文。是邓小平练身健脑的两大习惯。散步是邓小平长期坚持形成的一种习惯。每天清晨，他绕着院子里的小径走。他沉思不语，步子很快，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每圈188米，每次一定走上几十圈，并且每圈有规定的步数。
在江西流放的日子里，每天他从住地出发，走出校门，向左拐沿着他用脚新踩出的小道爬上一个不太高的坡，直达工厂的后门，再进入车间，约3华里，来回差不多5000多步。午饭之后，邓小平有午睡的习惯，大约两点半钟起床后，他便下楼来到院子里，围着将军楼走30至40圈，每圈以140步左右计算，那么，一天就是1万多步，一个月就是30万步，一年就走360万步。如果以1000步为一里计算，一天走10里，一年就是3600里，10年就是36000里，不就等于又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吗？
打桥牌是邓小平晚年的另一爱好。他把打牌当成向自己智力挑战的一种手段，一种让大脑休息的“驿站”。他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能打桥牌呢，说明我脑子还行。”中国围棋九段国手也被称作“棋圣”的聂卫平就多次上过邓小平的牌桌。
桥牌是一项高级扑克游戏，不设段位，但围棋设有“九段制”。我国古代品评人物有九个等级。《汉书·古今人物表》把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国魏司空陈群始定九品之制。在郡县设中正评定人材高下，分为九等，即“九品官人之法”。古代官职也分九个等级，周代官有九等之命。从魏晋开始，立九品之制，从一品至九品，定官吏的大小高低，历代王朝沿袭不废。古代品评书画艺术分神品、妙品和能品，其源出南朝梁庾肩吾《书品》的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共为九等），称为“三品九等”或“三等九品”。历代书画评论家多承此说。
在我国古代，围棋棋手的等级称为“棋品”。因受人品、官品、书品、“九品制”的影响，故棋品也设“九品制”。“九品”名称，最早见于北宋张拟的《棋经品格篇》：“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门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明清两代，围棋等级分为国手、二手、三手、四手，国手有大家、名家之分，其余各手又分先后，也近似于九等。
聂卫平曾向媒体透露过他陪邓小平打桥牌的细节。
他说：“邓小平是我心中的偶像，我非常尊敬他、钦佩他。有些人虽然也很有名气，但你不一定尊敬和钦佩他。他不多说话，表情也不多，但却非常慈祥。”
“有一段时间，他每周日都要打桥牌。每次从下午3时打到6时，大家一起吃饭后，再从7时打到10时。他严格遵守时间，非常注重效率。打牌中，他总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节约时间，而在成局、满贯或难度较大的牌上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自始至终，他总是精力充沛、头脑清醒。”
“邓小平常用的是精确叫牌法。他打牌守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稳，无论领先还是落后，都很有风度，不愧为一位桥牌高手。”
“在牌桌上，邓小平平易近人，和他打牌一点儿也不紧张。既然是比赛，总会有输赢。老爷子当然力争取胜，但输了就输了，谁也不让着他。有时候他出错了牌，别人不客气地批评：你的牌出错了。他会虚心地听取。要是我出错了牌，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指责’。”
“记得有一次，我和邓小平搭档，对手是万里和原友谊医院院长诸寿和。那次他们输得特别惨。我实在是不忍心了，就故意‘放了点水’，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假球’。有一副牌我宕了6个，6个是宕得太多了。当时邓小平指着我，对别人说：‘他创了世界纪录了。’事后，老爷子有一次见到我爱人，又专门对她说：聂卫平的围棋是九段，桥牌可不是九段。”
最让聂卫平难忘的是1988年3月，为祝贺中国围棋队取得中日围棋擂台赛三连胜，中国围棋协会授予聂卫平“棋圣”证书。邓小平听说后，让秘书通知聂卫平带着证书去见他。那天，刚好万里也在他家。邓小平接过证书，仔细看了看说：“圣人不好当，还是当老百姓好。”万里还风趣地说：“中国自古以来由政府授予的‘圣人’就你一个，你以后可以吃‘香火’了，我们就没有了。”
世界上有两种思维习惯，一种是越静越想得多，想得透，我们称之为静态思维；一种是动态思维，越动越想得远，想得深。邓小平散步是他经常思考的常态，打牌反而是一种对大脑的放松和休息。风驰电掣的专列和那有节奏的响声，像一种背景音乐，像一种暗示，像他家那颗老槐树，他的思绪回到了1984年。
1984年，甲子年，按照中国相书讲，六十年一轮，甲子年是六十年一轮的第一年。按照 相书解释，六十甲子表，不仅是人体信息的标志，也是自然界万物万事兴衰的信息标志。
文字学音韵六书对十天干的具体解释分别是：
“甲”就是铠甲，指万物冲破其甲而突出的意思和阶段。
“乙”为“轧”字，象草木“冤曲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的意思和时候。
“丙”为“炳”字，指万物炳然茂盛，是“阴气动气，阳气将亏”的意思和阶段。
“丁”为“壮”字，指万物丁实、壮丁。
“戊”为“茂”字，象征万物繁茂的阶段及其特性。
“己”为“起”字，象征万物奋然而起的阶段和特性。
“庚”为“更”字，象秋时万物“庚庚有实”，后更新之意。
“辛”为“新”字，指万物彻底成熟一新的意思和时候。
“壬”为“任”或“妊”字，象气往北方，阴去阳生，万物被天地孕育，如人怀妊之象。
“癸”为“揆”字，象冬时水土平，水从四方汇流土中，催动万物萌生的阶段和意义。
文字学音韵六书对十二地支的解释分别是：
“子”即“滋”或“孽”字，指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生繁育的阶段和意义。
“丑”即“纽”字，蜷曲像手五形，指十二月万物萌生、抽芽。
“寅”即“寅”或“演”字，指正月阳气动，万物生长。
“卯”即“冒”或“茂”字，象二月万物冒地而出。
“辰”即“伸”或“震”字，象三月阳气动，雷电振，万物伸长的阶段。
“巳”即“已”字，指四月阳已尽，阴气现，万物已成。
“午”即“仵”字，是说万物已过极盛之时，又是阴阳相交的时候。
“未”即“味”字，象六月万物长成，香气四溢。
“申”即“身”字，指七月万物粗具成体。
“酉”即“老”或“鲍”字，万物十分成熟。
“戌”即“灭”或“毕”字，代表九月阳气微，万物毕成归土。
“亥”即“核”或“菱”字，指十月微阳接盛阴，万物收藏成种子的时候。
王云朋先生认为：从文字学角度，可以看出干支的原始意义和排列序位，代表了植物“生、长、化、收、藏”等特点及盛衰往复变化的规律。
1984年1月24日上午10时，广州火车站。邓小平乘坐的专列徐徐驰进站台。在前往深圳的途中做短暂的停留，同时也顺便把陪同前往的广东省委负责同志接上一同前往。
省长梁灵光一踏上专列，邓小平就开门见山对他说：“办特区，我是倡议者，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随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带着王震、杨尚昆来到了深圳。
深圳可以说是邓小平播下的一颗种子。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负责同志汇报了他们的一个最新设想：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只要中央授权，实行对外开放，广东完全可以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加快经济建设发展的步伐。不仅在重要的侨乡汕头进行试验，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也可以进行试验。
广东的同志为这个即将诞生的初生婴儿起了十几个名字。但叫什么好，一直拿不定主意，名不正则言不顺。
邓小平就是邓小平。他说：还是叫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那是一个人们对贫穷厌恶，对新生事物渴望的年代，那是一个一拍即合，快马加鞭的时代，那是一个粗线条，大思维，将军赶路，莫追小兔的年代。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广东的报告中，对上述设想予以正式确认，同意试办“出口特区”。
多年的戎马生涯，邓小平养成了实地察看习惯。1984年1月24日至29日，邓小平、王震、杨尚昆，在刘田夫、梁灵光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珠海经济特区。
邓小平此次来特区之前，曾对陪同他的同志说：“建设经济特区是中央提倡的，要来看看建设得怎么样。”
其实，从特区一创办，争议就开始了。主要是三条：一怕滑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当时，中央有些部门对广东的做法就持明显怀疑态度。认为，特区这样搞，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新的殖民地？
1982年12月，任仲夷、李坚真和刘田夫在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期间，接受《人民日报》社记者的采访，1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采访报道：
有人认为开放就会资本主义化。刘田夫同志说：过去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古老中国的大门，那时是被迫开放，其结果当然是殖民地化。
今天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我们已经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有富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勤劳勇敢的人民，又有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强领导，我们完全处于主动的地位。我们一方面可以放手吸取资本主义世界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如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社会化大生产的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专业化的分工协作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用人民政权的力量，坚决抵制一切对我们有害的东西，如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金钱拜物教的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开放政策 是姓“社”不姓“资”！
实行开放，搞活经济，对广东究竟带来了什么变化？有什么益处呢？
刘田夫同志掰着指头说了起来：第一，引进了外资，增加了建设资金。三年来，全省与外商签订各种合同14,000多项，合同规定金额26亿多美元，已经提供使用的资金5.5亿多美元。第二，引进了先进技术设备。三年来共引进了10万多台套，提高了我省工业技术水平，促进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有部分先进技术设备填补了我省的空白，使我省工业技术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如电子工业，过去基础很差。现在，许多电子产品，如电子手表、收录机、电视机、家用电器等都能制作，并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第三，增强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增加了出口贸易。例如，深圳光明农场以引进良种奶牛和鲜奶无菌加工设备制成的维他奶，占香港市场鲜奶销售量的70%。三年来，我省进出口总值翻一番。去年，广东上缴国家外汇达18.3亿美元。第四，培养了技术和经营管理力量，造就了现代化建设人才。通过合作经营、合资经营，引进技术设备，实际是没有花钱或只花很少钱办起了许多训练班、大学校。这一切说明，实行开放政策，不是削弱了自力更生的能力，而恰恰是增加了我们勤劳勇敢的人民的聪明智慧。正是如虎添翼，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更加飞速前进。
1982年，任仲夷、李坚真和刘田夫就交出了一份答卷。卷面成绩该给多少分，要看邓小平怎么给了。
1984年1月25日下午4时50分，邓小平来到了像个大工地的罗湖区。两平方公里的罗湖商业区，是深圳特区未来的繁华商业中心，也是香港新界跨进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门槛。在这里将大部分引进外资，兴建198幢18至48层高的高楼大厦，目前已有63幢动工，有18幢竣工。电讯、供水、供电、供气、防洪和污水处理等设施初具规模。
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向邓小平汇报的时候说，深圳兴办特区之前，原是宝安县的一个边陲小镇。在十年动乱期间，这里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员收入很低，人员外流严重。举办特区以后，由于执行了党中央的政策，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共与外商签订协议2,378项，协议投资118亿港元；还引进了15,000多台（套）设备，其中不少是七八十年代的先进产品；新修建了55条总长85公里的标准大马路，盖起了上百间工厂，并大胆地开始进行了人事、工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大大提高，仅去年一年的工业总产值，就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10倍。职工和农民生活水平也比以前提高了一倍至几倍。广大群众和港澳同胞以至来过特区参观的外国人士，都异口同声称赞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好，说没有三中全会制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就没有特区；没有特区，就没有今天这里欣欣向荣的政治、经济局面。这说明中央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梁湘对邓小平说：“办特区是党中央和您老人家提倡的，我们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来看看，您看了以后就会放心。”
邓小平同志听了高兴地笑了起来。
这一年，深圳格外冷，寒风呼啸，气温下降到摄氏11度。
在深圳，所有的汇报、视察都是细节。
邓小平登上了当时深圳最高的大楼——国际商业大厦天台（后改称广信深圳酒店）俯瞰深圳全景，楼高22层，是由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资兴建的（如今早已被高几十层的一幢幢摩天大厦遮盖住了）。小平看到了脚手架，看到了大兴土木，看到了播种大厦、柏油路、高层建筑的深圳人的“春耕”景象。
邓小平到了渔村，在腥味浓浓的巷道上，渔民村的头头吴伯森没有顾忌地说：“我们村一个普通劳动力每月可达到四、五百元的收入”，邓小平高兴了：“那比我的工资还高啊！”
工资，在计划经济年代，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那可是一家人的重要生活来源啊。“文革”前，邓小平每月工资402元，卓琳175元，合计577元。而在“文革”中，邓小平被流放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厂时，每月只发200元生活费。在中国， 一个人在政治上错误的升级必然同经济上发生某种联系，而经济上的制裁又证明着政治上的升级。当年负责看管邓小平的军管干部黄文华则清晰地记得，邓小平往年在北京，每天要抽两包熊猫牌香烟，1969年10月来江西后，改为抽两盒前门烟，现在改为一天抽五支，即早上去工厂劳动之前在家抽一支，劳动时集中精力干活，不抽烟，劳动回家后抽一支，下午抽一支，晚饭后抽一支，晚上睡觉前抽最后一支。
瞬间的回忆带出了一句话：如果全中国10亿人口都能这样，还得100年。
深圳市长梁湘说：不要那么长时间吧。
邓小平说：至少也要70年，到本世纪末，再加50年，因为我国人口多，经过长期奋斗，全国农村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曾对中国的访问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有两个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
其实，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农村问题。
温家宝当选总理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当好中国的总理不容易。
中国古代《大学》有四句话：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现在的农村倒过来了，一个县12、13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如果不精简人员，农民的负担就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
比如中国的劳动力有74,000万，而欧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只有43,000万。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中国的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2,000万。
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没有摆脱贫困的是3,000万，这个标准是低水平的，人均625元。如果标准再增加20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
邓小平视察了电脑工厂、电子软件厂；视察了蛇口，参观了微波通信大楼、华益铝厂、海上世界；邓小平看了深圳的山山水水，感受了一种突飞猛进的速度，这是一个什么城市啊！这是一个正在创造奇迹的城市，这是一个正在疯长的城市，这是一个架在边境上的超级望远镜的城市，他可以看到香港，透过那大片大片，湛蓝湛蓝的海水，他可以看到西半球，看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是一个窗口城市，这是一个镜子的城市，这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城市。
深圳已经从一个偏僻、荒凉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现代化城市时，当深圳带着鲜明的“中国制造”的标志如巨轮航行于国际市场海洋时，当深圳像一个勇气过人的“弄潮儿”一样频频拨弄出新颖的模式、振聋发聩的观念时，深圳的风，深圳的雷，深圳的传闻，深圳的神话，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沸沸扬扬。
撩开摩天大厦，异国情调，耸人听闻的传说遮掩下的深圳，窥视一下这块充满了生机、创造力的神秘土地和它的内部经济结构，也许你会得出不同于那些匆忙的出差客、单一目的的投资者和走马观花的游客的肤浅印象。
如果改革开放的真神是邓小平，在广东则有两个改革开放的金刚。一是任仲夷，一是叶选平。这是广东老百姓公认的。
任仲夷，博学，思维开阔，胆大心细；叶选平，敢抬敢顶，敢拖，有深厚的家庭背景，又极富传奇色彩。
任仲夷今年整90岁，1914年9月在河北出生，1935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1937年任中共北平市西北区委书记，1958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1977年由黑龙江调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任中顾委委员。任仲夷属于中共党内资格老、文化高、个性强、有胆量、有哲学头脑的老共产党员。在他们那一茬的省委书记中，像万里、周惠等，都是极具政治嗅觉，有着坚定信念，体验过世态炎凉，官场沉浮，大冷大热过，也大红大紫过的人物。
198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从广东调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到中央工作，由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省长。
任命发出9天前，任仲夷和梁灵光被急召到北京，叶剑英、胡耀邦、邓小平、万里面授机宜。
胡耀邦依然像拧紧了发条的闹钟，走着说，坐着说，坐下站起继续说，他告诉任仲夷：“广东的潜力非常大。有一首民谣：‘千海万海，不如北海；千州万州，不如廉州。’我也写了一首打油诗：‘千州万州廉州好，山水林田都是宝；四五规划巧安排，人平千元跑不了。’就是说，经过四个五年计划，国民收入达到平均每人1,000元是完全可能的。广东的条件是好的。南方的田是高产田。土地除了种粮食以外，还适合生长水果、甘蔗、橡胶和各种速生树种。广东水多，水有七利：水电、水运、水灌、水捕、水养、水游（旅游业）、水化（海水化工）。广东有多少水面，要计算一下。山林、水面都要利用，不能光算每人平均八分田这个账。”
任仲夷说：“毛主席曾讲过一副关于如何治蜀的对联，胡耀邦同志这次也向我和灵光同志讲了这副对联，并写给我们：‘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领会，这副对联的上联是讲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胡耀邦同志把下联换了一个字，说：‘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
邓小平则没有胡耀邦的文采，他丢给了任仲夷几句大白话：“广东的情况很复杂，老案不要再提了，搞不清楚。过去的事就算了。当然，历史问题完全不接触也不行，但要粗一点，彼此照顾一下，不要再纠缠了。只能用这个办法，要引导大家向前看。归根到底，要使人民生活好起来。调动积极性，就要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即使搞到6,000万吨钢，如果人民生活不改善，也不行。是非问题，三中全会路线对不对的问题，主要是看生产发展怎样，看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不但一个省，全国也是这样。”
“特区不是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万里说话依然不紧不慢，他只说了一句更白的话：“你们把经济搞上去，怎么说怎么有理。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 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你们要把广东的经济搞得更活一些，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任仲夷和梁灵光领命后，旋即上任。
虽然在北京是六天时间，任仲夷已心中有数，他手中握有中央给的“黑虎铜锤”和“尚方宝剑”。
封建社会，武将拿的称“黑虎铜锤”，文官拿的称“尚方宝剑”。意思就一个，都可以先斩后奏。
1998年，任仲夷在新华社《半月谈》的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写道：80年代初，我刚刚到广东后不久，中央决定对全国经济进行一次大调整。全国到处是“下马”、“关停并转”之声。广东要不要进行调整呢？当时人们的观点不一致。这时我们给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汇报，结合广东的实际，提出在调整中进行“先行一步”的探索。这种做法是实事求是的。当时广东缺煤少电，经济结构很不合理，是需要调整。要解决能源、交通紧张状况，国家又没有钱给广东，怎么办？我们利用中央给广东的政策，在全国率先采取引进外资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一举改变了基础设施滞后的状况。
广东省是有名的“水果王国”，可是由于价格背离价值规律，妨碍生产，老百姓很难买到水果。就是在调整的这段时间，我们毅然在全国率先放开了一批农副产品价格，刺激了生产，市场上水果多了起来。还有火柴，当时是2分钱一盒，企业亏损，市场凭票供应。广东就在全国率先提为3分钱一盒。这样，企业不亏本了，市场也能买到了。而广东这么做在当时是挨了物价部门批评的。后来，糖、食油、粮等价格改革也都是广东首先开始的。在调整中不放慢改革的步子，中央对广东的做法给予肯定和支持。结果，在全国经济大调整中，广东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
今天回头再看，25年已经过去，这真是一招高棋。
中国人是个务实的民族。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虚实、红黑。这可是最近的一幅画。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广东是前线，华南是前线，台湾有蒋介石，香港英国人在管，澳门葡萄人在打理。而东北、西北、华北则是大后方，我们的后背是苏联老大哥。安全，可靠。“一五”期间，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156个建设项目，到1957年底有135个已经施工，有68个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重工业是整个五年建设的中心，它的投资占工业部的投资总额的85%。包头，黄河岸边的小镇。在“一五”热浪的袭击下，也一夜间成了草原钢城，草原原子城，草原军工城。可是，中苏一翻脸，苏联人把屁股当成脸给中国人看，这些一夜城的尴尬立马显现。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地撕毁了1957年10月两国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协商，单方面地决定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据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共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尚有201项正在建设中。这些苏联专家分布在我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这些苏联专家聘期未满，合同没有到期，苏联方面不顾中国方面的挽留，说撤就撤，使我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
那一年，全中国人民用中速、坚定有气势的节奏唱了一首《中国人民力量不可挡》的歌。歌词是：
中国人民力量不可挡，势如台湾海峡滔天浪。
大炮隆隆响，对准美国狼，坚决要把它赶下太平洋！
人民怒火高万丈，美国强盗命不长，红旗一定要在阿里山上飘扬！
全世界人民力量不可挡，结成一道反帝国的铜壁铁墙。
绞索拉得紧，斗志坚如钢，不许美帝再猖狂！
人民怒火高万丈，美国强盗命不长，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那哪是唱，那是吼，那是情绪，那是气愤，那是一种指桑骂槐，说的是美国狼，指的是苏联熊。估计美国人没听懂，苏联人也没听懂，中国人反正是吼了一嗓子。
深圳会这样吗？
邓小平在深圳创办初期，在深圳迎宾馆会见港澳知名人士、超级富豪霍英东先生、马万祺先生时，他说了二句话：第一句，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第二句，看来路子走对了。
1984年2月27日，回到北京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在向中央所作的《关于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的情况报告》中写道：1979年12月份，我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带领国务院几个部长到蛇口考察，以确定如何支持和帮助交通部招商局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方案。那时，蛇口是一片海滩和荒山，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也没有。这次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和蛇口的面貌就大不一样了，高层建筑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万吨级码头、直升飞机机场开通使用，电讯、供水、供电、防洪、供气和处理污水等初具规模，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在我国南海前沿崛起。看到这些，心情十分兴奋。不禁想起一句古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中国武术讲究的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
中国画讲究的是：神形兼备，气韵生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中国读书人讲的是：韦编三绝，力透纸背。
鲁讯读历史，读出两个字：吃人。
毛泽东读马列，读出四个字：造反有理。
邓小平读毛泽东，读出四个字：实事求是。
邓小平看的是他想的，他想的，又是不能说太多。这有眼光问题，有阅历问题，有对中国折腾多年的体会问题，还有勇气问题。
天下的事，不是都能一下子就可点破的，点到为止，剩下的是悟性了。事不可做尽，势不可倚尽，言不可道尽，福不可享尽，凡事不尽处，意味深长。许多事情点破了，价值也就消失了。德国一个物理学家曾幽默地说：最重要的东西都是用管子制成的。证明如下：男性生殖器、笔和我们的枪。过了124年后，德国的一位叫图霍尔斯基的作家又补充了一段：有些物体会由于一个小小的洞而丧失全部价值，因为某一个部位不完整，会危及整体的存在，比如车票、处女和气球。
任仲夷主政广东的日子里，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曾风趣地说：中央给了你们“黑虎铜锤”。中央同时指示，国务院各部门的规定，对广东“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虽说任仲夷手中握有“黑虎铜锤”，还是没敢乱砸乱锤。依然谨慎行事。谨慎行事，不等于没事，也不等于没有非议。
深圳的初创和广东的先行一步几乎是同时起步。官员的，民间的，高层的，基层的，省内的，省外的是是非非的说法也同时起步了。
鲁迅曾说过一个名言：孔雀开屏固然好看，但把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毛泽东也有一个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殊途同归。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历史、观念、左的印痕，很多人专在“屁股眼”的问题上盯住不放，没点大智大勇，你拿他一点招都没有。
任仲夷归纳主要有三点。一是怕搞乱了。二是怕广东实行特殊政策会冲击全国。三是怕广东富了，对别的地方有影响。
对百姓而言，说法也就是一种说法，而对高层而言，说法起码是一种想法，想法代表一种看法，看法多了，就会产生治法。这治法可以是让你死得不清不楚的办法，也可能是让你活得不舒服的办法。
任仲夷就是任仲夷，他很快找到了拓展生存的最大空间，他提出了两个口号，名闻遐迩。一是变通不是变相，二是排污不排外。他引经据典写道：“变通”之说，古已有之。《辞海》的注释是：“灵活运用，不拘常规。《易·系辞下》：‘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即趋时。”《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从本义来看，变通是个好意思。它是说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适当作一些必要的调整与变动，把事情办通，甚至办得更好。这符合实事求是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论原则。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适应发展变化的情况，把事业推向前进。
至少有三种情况允许变通。一，政策规定有许多条，为了办成与国与民都有利的事，有时要多方查询各种规定，这一条不行就用那一条，要积极找根据把好事办成，而不应到处找根据去卡；二，政策规定本身有幅度，允许灵活的，则应向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搞活经济的方面去理解，灵活执行，而不应相反；三，确实利国利民的改革，如果从现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据，还可以试点，在试点中允许突破现有规定。万里同志说：“中央的‘红头文件’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践中来的，从群众中来的！”农业的联产承包，就是先有实践，后有“红头文件”。如果大家只能办“红头文件”中规定了的事，不再有所创造，有所突破，我们的事业也就不能前进了，新的“红头文件”也就无从产生了。
对排污不排外，任仲夷是这样解释的。早在80年代初，我就提出过：“要自觉地排污，不要盲目地排外”，后来简称为“排污不排外”。最初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对外开放，要实行改革开放，就必须解决长期以来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封建落后的保守思想。“不要盲目排外”，就是不要把凡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都看成是有害的。否则就会使我们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开来，就不能学人之长、补已之短，永远使自己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如果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想进行真正的改革开放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当时曾有人竟把办经济特区和帝国主义用大炮将我们的国门轰开、强行在中国搞的租界相提并论。这种观点对于改革开放是非常不利的，起了很坏的作用。
任仲夷到了晚年，定居广州，家中有一枚刻有“是是非非”的闲章，已经使用了二十年。任仲夷说，“是是非非”并不是说是非很多，难以分清的意思。第一个“是”字和第一个“非”字，都是动词。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凡是正确的就肯定，凡是错误的就否定，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意思。因为我对“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实际上是不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刻骨铭心之感。经过“文革”和“两个凡是”，我深感“实事求是”对改革开放的至关重要，中华民族的命运，实际上就系于这四个字。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要有些勇气。要真正做到“是是非非”，必须敢于“实事求是”，有时甚至还要有大无畏的胆识才行啊！
“是是非非”这个词语出《荀子·修身》，版权属于战国时的思想家苟况（孙卿）。原文是“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意思说，君子应“是所当是，非所当非”，善于识别是非，敢于坚持是是非非——把对的当对的，错的当错的。《苟子简注》和《古今汉语成语词典》都对这个词有解释。虽然《现代汉语词典》里只有“是非”这个词，但是我很欣赏古人荀子的“是是、非非”。先秦诸子百家哲学中有些词，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极传神的。
先秦诸子百家哲学中有些词，在2004年的今天依然传神，透着一种大气。深圳也是如此。在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曲曲折折中，深圳在一天天长大，长胖，长高。
1990年，我当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政文采访室主任，和经济采访室记者王志纲到深圳搞调研，一蹲就是一个月。那时，梁湘已调到海南，李灏刚接任不久。全国治理整顿正搞得热火朝天。
李灏，广东电白人，大嘴，大眼，特像身怀绝技，家传武功的那种武林好汉的后代。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说，你们来的正好，帮我一起会会诊，对对表。他有点迷信新华社，其实新华社也没有那么大威力。不过，我们还是写了三篇国内动态清样，这三篇内参在李鹏总理主持召开的全国特区工作会议上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印发到会的同志，这是后话。那次的深圳之行，我得出这样的印象，并写进了新华社内参：
（一）“窗口”，“样板”功能已经形成。从1980年中央决定创办经济特区以来，深圳经历了奇迹般的变化，由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在基本不靠国家直接拨款投资的条件下，靠外引内联，开发了近61平方公里的土地，办起三资企业2300家，实际利用外资占我国外吸收外资的1/7，达23亿美元。工业产值已达百亿元，其中出口值占60%以上，外贸出口额以年均80.7%的速度递增，1988年达18.5亿美元，在沿海城市中一跃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创汇大户。伴随着深圳的繁荣，久治不愈的外逃问题得到了根治。深圳人不仅不逃香港，相反，不少香港人却纷纷回返深圳买房定居，边防呈现出少有的安宁。
经过近一年实践，深圳特区已以无可争议的事实实现了邓小平概括的四个“窗口”，即“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的作用。
（二）亟待重新认识的“特异功能”，从区域开发的角度着眼，深圳特区的开办和实践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创办深圳特区仅局限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意义则是极为有限的。那么，创办深圳特区的深层意义是什么呢？
李灏说：如果仅着眼于建个现代化城市，建在哪里都一样。但以前认识只限于深圳不能作为一个普通城市来建这一层次。经过这些年的探索，现在认识有了发展，实际上深圳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普通城市，深圳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本身就不是普通城市。特区发展到今天，已显示出我们始料不及的“特异功能”。从经济上看，就是除“四个窗口”外，还能成为国家最有希望的创汇基地，还能给国家创造财富。实际上，深圳特区已开始向中央交钱。从政治上讲，伴随深圳同香港经济距离的缩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有实例，才有充分说服力。
记者在深圳调查采访，适逢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的经济学家们就如何落实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开放、再造几个香港的战略思维在深圳作全面调查。记者结合调研所得，同调查组领头人、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林凌等进行了探讨，取得如下共识：
一、深圳特区已到收获期。深圳特区创办近十年，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人们过分挑剔它的弊病。最大的指责是说它利用特殊政策“两头在内”——赚内地的钱。作为原始积累的起步期，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特区发展到今天，它的积极作用发挥得已越来越明显，已远远大过它的消极作用。
林凌同志细列了这些积极作用。他说，通过实行特殊政策，不仅深圳经济飞速发展，而且使国家获得几方面的利益。从无形利益方面说，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为内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作为培养现代化管理人才的“学校”，作为发展经济、贸易和先进技术的“基地”，已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有形利益方面说，特区创建9年来已直接和间接对国家贡献92亿元的收入（不包括关税72亿元）。其中：银行利息10.9亿元；财政上缴8亿元；内联企业利润20亿元；劳务费40亿元；业务费10亿元，外汇上缴8,200万元。着眼深圳未来发展势头，对国家贡献将会越来越大。
二、如果继续让深圳先行一步，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政策，深圳将会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经济学家林凌、王琢、戴园晨、沈立人等通过数月的调查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论点：深圳经济有可能实现起飞。这一可能性首先建立在它同香港唇齿相依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经济联系上。他们认为：香港的繁荣相当大的程度是依靠我国的转口贸易，我国的进出口和吸引外资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香港。而深圳已扮演了这两个依靠的枢纽角色。
结论是，经济关系如此紧密，利用和不利用效果大不一样。若要充分利用香港的辐射作用，最先得益的就是深圳。这是由深圳特殊地理条件决定了的。而深圳前几年发展实践己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认为，只要让深圳逐步充分发挥类似香港那样的开放型国际港口城市作用，深圳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对国家的贡献将要比现在大得多。
三、深圳特区有条件办成类似香港那样开放的国际自由港。除掉优越的地理位置外，经十年探索，深圳特区已初步建立起外向型经济结构，工业出口值己达60%以上。除较完备的硬件环境外，软环境建设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在实践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对外开放工作经 验。初步培育了各种生产要素市场，有选择地引进了香港和西方先进经营管理做法，提高了按国际惯例进行经济活动的能力。聚集和培养了一批熟悉涉外经济业务的人才。
他们强调指出，把深圳放在国际、国内经济坐标系上观察，其地位的特殊性更为明了。从国际上看，深圳特区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更加开放的政策，在经济贸易上完全可以扮演香港、新加坡一类的角色。从国内来看，深圳特区是联接内地与香港的枢纽，又是内地经济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一块跳板。从国际销售网络来看，香港优势大于深圳，而从有广大腹地作依托的经济力量来看，深圳优势大于香港。
深圳的起飞寄希望于进一步的开放。
深圳要发展成为我国类似“香港”那样的国际港口城市虽然己具备了不少优越条件，但可能性要变成必然性，还取决于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政策。林凌等经济学家认为，深圳要顺利发展，还必须大大提高自己的吸引力，更好地利用外资，以增强深圳特区的实力。而在这方面，深圳还存在着巨大潜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他们认为，时代在客观上已赋予了深圳这样的责任：既要起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成为内地经济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带头雁”，又要充当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的“排头兵”。而要顺利实现上述要求，都离不开进一步的开放和改革。从主观上讲，我们创办特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开放，从客观上看，深圳特区发挥出来的诸多功能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试验场”。
而深圳特区，以其过去改革成功率高、牵动面小等实践证明的诸多优点和未来经济继续超前一步发展，受国内经济大气候影响小以及影响国内大气候有限的特殊性，在扮演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理想“试验场”上，是有其不可替代性。
他们还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由进攻转为总体防御的特殊时期，让出一块牵动面不大的弹丸之地实施局部进攻，对我们将来战略转移，即由防御转为进攻时能有效掌握主动将是有益无害的。所以说，如何用好这块“试验场”，不单纯决定着深圳特区下一步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关系着我国今后改革开放如何搞的问题。不可小视！
中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计划经济年代，以单体、个人的名义震动中国的榜样有：雷锋，王杰，向秀丽，邱少云，黄继光，麦贤得，焦裕录，龙梅，玉荣，王国福；以集体名义出现的榜样有3211钻井队，大庆，大寨等。
而在1978年至改革开放后，在临近香港地区，深圳特区成了一个榜样，这能行吗？
邓小平说行。
从不愿随便题词的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珠海特区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2月9日，邓小平又到厦门经济特区视察，他为厦门特区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为经济特区一气连题三个词，白纸黑字，好大一种气魄。这三幅题词，有力地纠正了当时党内外一种否定经济特区的倾向，推动了经济特区更快地发展。
关于邓小平1984年为特区的题词，《羊城晚报》女记者林丹曾为我们挖到这样几个细节。邓小平是先视察深圳，后视察珠海，先给珠海题词，后给深圳题字。
1984年1月24日上午10时05分，从北京开出的专列缓缓驶入广州站。早已在此等候的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梁灵光、广州军区政委王猛登上了专列。
此时，特区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特区是不是新租界？特区需要对她3年来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公正的裁判。
中午12时06分，专列抵达深圳。下午3时半，在深圳新园6栋二楼会议室（现深圳迎宾馆6号楼），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向邓小平、王震、杨尚昆汇报特区建设和发展情况。满以为小平同志会有一番指示，但是，邓小平听完汇报一句话没说。
深圳人准备了一卷上好的宣纸，就放在小平同志住的桂园别墅的办公台上，希望他老人家能写下点什么。可是，直到邓小平离开，这张纸上仍是一片空白。深圳人真的有些不安了。
29日上午9时，邓小平从中山返回珠海，午饭前，小平同志与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及珠海的领导坐在珠海宾馆翠城餐厅休息。珠海宾馆总经理张倩玲想在餐厅中间摆张桌子，请小平同志题词。李天增对她说，小平同志在深圳也没有题，现在也不一定会题，还是把桌子摆边上一点。说完李天增便忙着排座位，回头一看，邓小平已主动走过去，伏案挥毫，不暇思索地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
“珠海经济特区好”在报纸上刊登后，引起人们一些猜疑：邓小平在深圳没有题词，是不是对深圳有看法，深圳做得不好？深圳市委书记梁湘为大家鼓劲：“这说明我们的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距离，珠海题了，好，应当向别人学习，气不能泄。”
话虽如此，深圳市委、市政府仍然派接待处副处长张荣到广州，希望得到小平同志对深圳的评价。
小平同志于29日傍晚回到广州，入住珠岛宾馆。30日下午，张荣也赶到了广州，张荣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是上世纪50年代的朋友。孙勇将张荣引荐给卓琳，卓琳很爽快，对张荣说：“应该给深圳题词，你先回去，写好后我们会通过机要交通送到深圳。”
2月1日，是大年三十。上午，小平同志照惯例出去散步，邓小平散步回来，一进1号楼，就坐在门左边的沙发上休息。李天增将深圳写好的、作参考的纸条拿给小平同志，纸条上拟写了几条：深圳特区报、深圳青年报、大鹏展翅。这张纸条曾给吴南生同志看过，他又加了一条：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办好特区。邓小平一看，说：“要写这么多呀？”李天增说：“这是深圳同志拿来的，不受这个限制，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邓小平随手丢开纸条，胸有成竹地走向办公台，拿起了笔，才写了几个字，粘住了。李天增暗骂自己笨，房间里有暖气，蘸在毛笔上的墨粘结了。他赶紧添水研墨后，换张纸，邓小平重新提起了笔。这一次，他一挥而就：“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日期是小平同志离开深圳的日子——1月26日。
这是对深圳、对特区更加完整、更加明确的肯定。
这一年的七月，还有一家报纸也找上门，让邓小平给题了词。新华社国内部记者李琴在新华社参加中央领导同志的政治、外事活动报道多年，因工作需要曾无数次见到毛主席、周总理，也曾多次聆听过他们高屋建瓴的谈话，但接触最多的则是和小平同志。
1984年7月，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创刊三周年。这张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应运而生的综合性经济报纸，在1981年7月1日创刊时，曾以曾涛的名义写信报告中央领导同志，小平同志批回两个大字“赞成”。
李琴回忆：
为适应客观需要，编辑部拟于1985年将报纸由四开四版扩大到四开八版，并创办国内经济信息专线。为此，我们先是以穆青的名义写给中央领导同志，征求对《经参》开办三年来的意见。但未得到回音。随后，我们改变做法，把请领导对报纸提意见改为题词，同时缩小致函领导的范围，只向小平和陈云同志提出要求。为了节省领导思考的时间，我请编辑部发动群众提了若干参考性题词，并从中筛选出四条，于6月25日，给小平和陈云同志各写一封信，并附上参考题词各两条，供他们选用和另写时参考。这种做法是我从一位老同志处学来的。
在给小平同志的信中，我汇报了创办经济信息的考虑：“经济信息贵在迅速。工业发达国家的通讯社，如路透社、美联一道琼斯等，都拥有非常先进的信息处理作传递手段。每天发稿20小时以上，可随时向企业提供最新的经济信息。和他们相比，我们的差距很大。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社党组已决定筹办经济信息专线广播，有步骤地通过微波直接向经济部门和企业发稿，并把这项工作交给我去筹办。”
9月1日，我收到当时的邓办主任王瑞林同志的电话：“题词，给你们写了。”立即，总编室的一位秘书被派往中央办公厅取回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一时，社领导、《经参》的同志，都聚到了总编室观看题词，个个兴奋不已。小平同志满足了我们题词的要求，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舞呵！可我万万没想到，过了不长一段时间，小平同志又为我们拍了一张戴着黑框老花眼镜、神情专注地阅读《经参》的照片，当我接到邓办电话通知时，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题词，在中国是有讲究的，它表明了一个政治态度。批在文件上的，那仅限于重要、高级别的官员才能看到，而题词就是朝野、内外、高低都知道。
1984年，深圳的视察结束后，邓小平又视察了珠海、厦门、上海。老人家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办特区是成功的，路子是对的，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的还不够，吃大锅饭不行，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
黑虎铜锤广东人掂了掂，没敢敲得太狠，邓小平掂了掂，狠狠地敲了一锤。这一锤敲出了春天里一连串的春雷。
中国的天空笑声不断。
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陆海空三军、武装警察部队和首都民兵1.8万余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阅兵，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陪同下，检阅了身着新装，威武雄壮的三军受阅部队和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并就我国当前主要任务和对外政策发表讲话。这次受检阅的有：由海陆空三军、各军事院校、女卫生兵及武装警察、男女民兵等组成的18个徒步方队；由装甲运输车、火箭布雷车、新式坦克、火箭炮、加农炮、榴弹炮、岸舰导弹、潜地导弹、地空导弹，中程导弹和远程导弹等组成的24个机械化方队，以及由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等94架战鹰组成4个楔形的空中梯队．这次阅兵的受阅人数，装备种类和战斗车辆之多，规模之大，是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也是自国庆10周年来的第一次。
阅兵和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城楼前历时两小时。有50万人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活动。在群众游行的科技队伍中，大学生们自发地打出一条横幅——“小平您好”，道出了全国人民对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感激、热爱之情。
财富增长在这个春天也不甘落后，首都一家大报还把中国当成一个家庭，估算了一天的收入和开支，也不知道准不准，反正登出来了。据统计，中国每天创造的财富如下：
工农业总产值22.7亿元；农业总产值7.6亿元；工业总产值15.1亿元；国民收人11.6亿元；财政收入 30亿元；布4,205万尺；原煤182.5万吨；发电量90亿度；原油280万吨；钢10.2万吨。
全国人民每天要消费7.4亿元，每人每天消费额为7角3分，每天要消费粮食12.5亿斤、猪肉6,400万斤、食油2,000万斤。
全国平均每个人一生要消费1.7万元，要吃粮食3万斤、食油400斤、猪肉1,500斤，用布2,100尺。
全国平均每一职工的平均工资是798元，其中每人奖金是82元，另外，还有相当于工资的22%的劳保福利费，如果按职工家庭人口计算，每人平均生活费收入为500元。
国家每销售1斤粮食补贴1角，每销售1斤菜籽油补助8角，每平方米的职工住房补贴为2角8分。
全国每天新建职工住宅32万平方米，按每套50平方米计算，每天有6,500户搬进新居，全年约有236万户搬进新居，近4年约有2,500万人改善了居住条件。
全国农村近几年新建住宅22亿立方米，平均每一农户新增住宅12平方米。
全国各种运输工具每天运送旅客1175万人次。
全国每天出版各种图书1,611万册、杂志415万册、报纸3,836万份，每人平均每年有图书杂志7.3册，每百人每天有报纸3.8份。
全国平均每天寄信930万份，每人每年平均寄信3.3封。
全国1983年每天新存入银行的储蓄有5,945万元，每人每年新存人银行21元。
江苏南通正在召开的全国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发展工艺美术产品座淡会上传来一条消息：今年头10个月，我国黄金首饰生产达3吨之多，式样规格数十种，但仍是供不应求。据了解，天津第二金属工艺品厂今年上半年，平均每月销售黄金首饰折人民币20万元，9月份增加到83万元。上海上半年每月平均销售159万元。
各类公司也突然像雨后春笋争先恐后地拱出大地，据统计，全国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已达367.66万家。仅1981年到今年间，我国就增加了224.35万家企业，相当于前30年企业总数的1.6倍。这一事实是我国经济振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使我国的企业结构有了明显变化。在上述统计中属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共有80.31万家，从业人员5,681.65万人，集体所有制企业多达280多万家，从业人数达7,028万人；从1981年我国建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算起，到今年底登记注册的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的企业已超过2,000家，从业人员达16多万人，其中外籍人员有11,000人。第三产业企业的迅速兴起是近年来我国企业发展的又一特点，到今年底已达2,492.61万家，从业人员有2,962.3万人。
1984年，甲子年，似乎许多好事情都走在这六十年轮回的第一年的甲子年报到。
3月中旬，中央决定扩大厦门特区的范围，并在沿海一线，北自辽宁的大连，南到广西的北海，选择若干城市采取某些特殊政策作为开放城市。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领导人座谈会，决定开放由北至南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政策上扩大这些城市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的自主权及对来这些城市投资的外国人士、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其公司、企业予以优惠待遇。
《人民日报》又锦上添花，向全国人民宣布：今年，是我国近几年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将作为经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而载入史册。
第一个重大进展——全国农业总产值突破10,000亿元大关，比上一年大约增长11%。不要小看这一点。就是这个增长11%，使1981年—1984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递增率达到9%。今后不用再加快，就照9%的速度发展，那么，到200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将可达到39,000亿元到40,000亿元，比十二大“翻两翻”要求的28,000亿元多出11,000多亿元。
第二个重大进展——全国粮食总产突破8,000亿斤大关。全国平均每人有粮800斤，第一次赶上世界平均水平，它意味着10亿中国人民追逐吃饱的年代已经结束，跨入了讲究吃好的新阶段。从此我们可以动员和组织充裕的劳动力，全面开发国土资源，使我国农村经济朝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向大踏步前进。
第三个重大进展——前些年令人担心的能源有大幅度增长，煤、电、油的产量都创历史新纪录。其中，原煤产量预计完成7.7亿吨，由上一年占世界第三位跃居第二位。原油总产量可达1.14亿吨，突破了连续6年一直在1亿零几百万吨的水平上徘徊不前的局面。
第四个重大进展——曾经比较困难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全国财政收入从1979年至1982年的4年间只增加了3亿元；1983年好转，增加了80多亿元；1984年更进—步，增加了190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财政收人增加最多的年份。
甲子年，像是刚爆炸的原子弹，蘑菇云还在升腾，翻腾。人们好奇，新鲜，刺激。七月到八月，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是自1949年后首次参加奥运会，许海峰的一 声枪响，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上零的突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体育大国，“东亚病夫”的帽子被扔进了太平洋。中国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了22个项目中的16项比赛和1项表演赛，赢得了78个前8名，其中金牌15枚，银牌8枚，铜牌9枚。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中国应该得到最大的赞誉。一位台湾老人说：平生两大快事，一是日本投降，二是女排打败美国。
掌声还在空中飘荡，中国人的目光又聚焦在人民大会堂。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定了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在这一天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场唇枪舌剑马拉松式的谈判。从1982年到1984年12月18日，中国外交部统计，一共进行了22轮的谈判。
从美国带回15块金牌，从英国要回一块地。中国人情绪高涨。迷离的眼神重放光彩。向北，向南，向东，向西。我们在寻找一种“边”的感觉。先是“北极村”的新闻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打开中国地图，在北纬53°27′40″、东经122°21′05″的地方，有一个古老的小镇——漠河。它是我国最北的一个村镇，素有“北极村”之称。
漠河纬度高，冬季长，春秋来去匆匆，夏季只有60天。冬天最低温度竟达零下52.3℃，通常也在零下40℃。冬天的太阳8点升起，下午3点已沉落。夏季的太阳从早晨1点30分日出，到晚上9时多才落，夜晚不过3个多小时，人称“白夜”。夏至前后，北极光凸现。极光的形状千姿百态，有的象光冕，象光柱，象光带；有的成片状，成线状，成斑状；颜色或白，或绿，或蓝，或红，或紫，或杂色相间，变幻不定。
跟着有地理工作者发现了北纬30度的奇观：闻名遐迩的埃及金字塔，举世皆知的百慕大“死亡三角”，都在北纬30度。我国北纬30度的“奇”，也相当多。普陀山是舟山群岛的一个小岛，为海上名山。最高峰佛顶山有“海天佛国”之称。古木参天，巨石嵯峨，风景优美，引人入奇。它便坐落在北纬30度。
钱塘江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当大潮来时，水天相接，隆隆奔腾，潮头高达3米，最大潮差达8.91米。农历8月18日最为壮观，海宁市盐官八堡观潮处便在北纬30度。
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方圆100平方公里。天台、十王、天柱等峻峭的99座峰，奇峰峭壁，山姿秀丽，其中心地九华街，有“佛国仙城”美名，又有“九华一千寺，撒在云雾中”之说。这九华街便在北纬30度附近。
黄山历来被人称为“天下第一奇山”，它的“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令人叫绝。它的纬度恰恰在30度零1分。
湖北的神农架，四川的恐龙化石乡，二郎山，大渡河，高为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高7,556米的贡嘎，这些名胜均在北纬30度附近。
跟着一支寻边的队伍也整装待发。10月8日，我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这支拥有数百人的考察队，他们将分乘两艘远洋轮，预计在1985年元旦前夕在南极半岛登陆，建立我国第一座夏季科学考察站。
历史是中国人的银行。在河南找回了一笔利息。考古工作者最近在河南省偃师县清理出一座东汉壁画墓。该墓的横前堂的南、西、北三面墙壁上，用红、黄、黑、赭诸色绘制着一幅前后连贯的《车骑出行图》长卷。长卷总长12米，宽0.6米。这幅壁画的发现对于研究东汉的车骑导从制度和国画的写意画法，都具有重要价值。
在湖南又找回了另一笔利息。一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妇女文字——女书流行于湖南江永县民间。女书的外形不是方块字，而是右高左低的长菱形，呈“多”字结构，斜体修长，秀丽清癯。目前已发现1,200多个女书单字。女书作品一般书写在精制手写本、扇面、布帕或纸片上。女书布面手写本是妇女出嫁时珍贵的馈赠礼物。它书写款式同中国古代线装书相同，上下留有天地，行文自上而下，走行从右到左。手写本和扇子是记载妇女作品的主要形式。妇女们唱读女书的活动被称为“读纸”、“读扇”。由于女书作品常作为殉葬品埋掉或烧掉，因此，人死书亡，每本女书作品流传最多不超过两三代人。
大自然是中国人的公共厕所。有人惊叫：全国每年有369亿吨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排入江河与农田，工业废水则占80%，而其中的90%未经净化处理。全国被污染的河流有850条，被污染的耕地有4000多万亩。近几年，污水的排放量以8%的速度递增。每年工业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最低也达120亿元。由于环境中化学致癌物质的增加，近30年来全国癌症死亡率提高了1.45倍。
中国有38万个国营企业和100多万个社队企业，大部分工艺落后，设备陈旧，能源消耗高。污染源不断增加。废水、废渣、废气的排放量，八十年代比五十年代增长百倍。
除了这些已习以为常的环境，竟然连珠峰这洁净的地方也被人“蹲脏”了，珠峰受到垃圾污染。自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和谢尔巴·诺克加伊首次征服珠峰以来，人类已对珠峰进行了233次以上的攀登。每一位登山者都要留下一堆垃圾。据尼泊尔登山协会主席特克.昌德 .波哈雷尔估计，在珠峰顶峰周围留下了50吨以上的垃圾，其中有衣服、设备，还有不幸身亡者的尸体。在珠峰的冰雪下面掩埋着20具尸体和一架直升机的残骸。每一次登山行动都有5到10吨的设备，其中的1/3被扔到山上。
1984年，还有好多新鲜事，至今给人们留下了印痕。
日本首相跑到胡耀邦家撮了一顿。家宴上的菜谱是胡耀邦亲自参与拟订的，不仅有四川名菜，还有中曾根爱吃的生鱼片、紫菜卷、栗米羹，荞麦面等日本菜肴。事后，中曾根首相说：“胡总书记邀请我们一家到他家作客，这对我来说是很光荣的事。上次，我曾邀请他到我家里作客。这样，北京和东京就建立起家庭之间的关系。”
在中南海陈云住所的客厅里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客厅的墙上挂着图表，沙发前的小桌上放着微处理机、单板机、单片机，还有集成电路的各种样品。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和几位电子技术专家，应陈云的邀请来到这里，向陈云汇报了集成电路和微型计算机的发展和应用情况。
每个中国人都领到了一个塑料制成的居民身份证。但不包括未满16岁者和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以及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居民身份证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和有效期。居民身份证的有效期分为10年、20年、长期三种。
湖北人根据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乐器，制成我国第一套仿古编钟，使1,300多年前的楚国古乐再现于今日舞台。
北京人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征求社会募捐活动。词是邓小平题的。赞助500元的，可在长城上刻名留念。赞助20万元的，可包修一座城台。
中共中央也把一个叫“三种人”的人清理出门户。中共中央再次重申，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既要坚决清理那些已经查清核实的“三种人”，还要特别注意清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积极，干了坏事，造成严重后果，现在比较年轻，隐藏下来，对党危害大的人，以及在幕后操纵的人。
与兴奋、激情、飘扬、神采飞扬的中国人情绪有点不一样的是，中国的文人墨客则一反常态，变得深沉、犹豫、彷徨，那一年，他们像鲁迅一样皱着眉，像斯大林一样叼着烟斗，像右派聂绀弩挖苦的那样：别看都是文人，可文坛自来就是一个小朝廷，不歇风雨，玩起了还不太娴熟的深沉。他们写下了走红一时的作品：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蒋子龙的小说《燕赵悲歌》，李存葆的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墓》，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李准的小说《黄河东流去》。
都说广东人不善言。静默似痴，大智若愚。用广东人自己的话说，叫做：“有麝自来香，不用当风扬”。
现今社会上有一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南方出效益，北方出经验；南方生孩子，北方起名字。”这话不一定准确，但至少透露了这样一种信息：广东人比较重视怎样做，而不太在乎怎样说。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这里缺乏妙笔生花的大笔杆子，也不是缺乏总结的素材，而是由广东各级领导机关务实、干实、求实的作风形成的，他们对在“左”的年代那种“干一、说二、写三、吹四、报五”的浮夸、虚假的一套深恶痛绝。
珠江三角洲的老百姓、领导干部，对发展商品生产有着一个极为朴素的共识，就是商品生产搞不上去，经济不发达，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上不去，你就是唱得再好，说得再精彩，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曾经有位领导人说过，我们的国家不缺乏政治口号，缺的是实现这些口号的实干精神。
意识形态里的奥妙，看不到，确实感觉到。广东新闻界两个不见名传的记者用对话的方式写了一篇对话，题目是《广东贡献知多少》：
问：我经常到外省去采访，会听到这样一种话，广东发展快是快，但给广东、给国家作的贡献不大。你怎么看？
答：走访了广东省政府调研室、财政、统计、物价、劳动等有关部门后，我得出这样一个总的印象，就是改革开放促进了广东经济迅速发展，广东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先说财政吧，因为上缴国家财政的多少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1979年，广东财政净上交中央是8.17亿元，1980年是9.9亿元，人们所说的10个亿，就是那时的概念。但实际上并不是10个亿，财政厅的同志告诉我，到1990年，广东净上交国家财政，已经是53.4亿元。
问：这在全国能排在第几？
答：如果按上交的数目来看，还有比广东多的，但是广东是净上交，就是再也不给你了，有的省市上交八九十亿、一百多个亿的都有，但它们有中央返还投资，上交数扣除中央下拨数，净上交就不一定比广东多。1979年前广东和全国一样，都是收支两条线，上交给中央，中央也拨给你。从1952年到1978年，广东财力入不敷出，谈不上对国家多作贡献。改革开放后，中央对广东实行“定额上缴”的财政大包干体制。从1988年起改为“递增包干”，年递增9%。按照中央政策，广东相应对全省各级实行“分灶吃饭”的新财政体制，调动了各级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推动了广东经济的大发展，财政收入也随之迅速增加。广东省预算内财政收入，1979年是34.28亿，1990年是131.02亿，增长了2.8倍，每年递增12.9%。广东净上交中央税收的速度，比本省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更快，1979年上交是8.17亿，1990年是53.4亿，增长5.54倍，平均每年递增18.6%。从1980年到1990年，广东省财政净上交中央累计已达246亿元。
问：你刚才谈的基本上属于“显性上交”的财政，其实还有很多“隐性上交”的，比如每年到广东的百万民工把钱汇回家乡，通过海关机构的渠道上交国家的，还有工商部门上交的，加上广东是银行较多的，通过银行上交的，像这些还没有打在数字里面，对这一块，你是怎么看的呢？
答：这个就是人们往往忽视的，人们老是讲广东上交国家财政少，对国家贡献不大，就 是因为只看到财政这一个指标。除了上交财政外，广东对国家的贡献被忽视了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体制的改革，是从广东开始的。广东对国家的一大贡献，就是自筹资金搞建设，减轻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中央决定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赋予特殊灵活政策之前，广东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其他地方一个样，都是中央财政拨款投资，广东省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是很少的，国家财政预算内的拨款投资占整个投资80%多。改革开放后，广东实行计划、财政大包干，建设资金主要是靠自筹，地方和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1980年到1990年，广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058.95亿，相当于建国头30年总和的7.27倍。从对国家贡献的角度讲，这个成就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广东经济实力的壮大，也就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央在广东的企事业单位，如铁路、民航、海关、银行、邮电等，都可以从这些固定资产的运营中增加收入。更重要的，11年来，平均每年完成的187亿多的固定资产投资，用于中央在广东企事业单位的中央直接的投资只占15%，其他近160亿都是广东自筹解决的，无论是修铁路、架桥梁、建电站、建口岸，都是广东省自掏腰包，要自己担风险，自己负责还本付息的。光是1990年，广东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就有372亿，属于地方自己投资的310亿，如果按照老体制，这310亿也要由中央财政来拨款的话，那中央财政的负担就可以想象。但现在这300多亿中央可以省下，把它用到别的省去投资，也可以办别的事，这个其实就是广东人民对国家的一个大贡献。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想一想有不少省市一边给国家上缴几十亿上百个亿，一边国家同时又拨一大笔的固定资产投资给它，“左兜进，右兜出”，上交下拨相抵后净上缴就不多了，也就不难理解这算不算广东对国家的贡献。
问：你觉得“隐形贡献”是指哪几块呢？
答：第一块是刚才讲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块是中央在广东的银行、铁路、海关、民航、邮电等部门企业从广东取得的收入。改革开放前，有很多这样的单位在广东，那时广东也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处在沿海边防，也没有什么投资和大工厂，所以想取得什么收入也很难，也不多。1979年，中央在广东的企事业单位上缴只有4.99亿元，铁路、民航、邮电，特别是民航，在过去都是亏本的，现在很多省市的航空公司也是亏本的，因为它们经济不发达，飞机起降的次数不多。而广东白云机场的业务量现在是全国之冠，创造的效益是很可观的。
问：听你这么一讲，把“隐性上缴”和“显性上缴”加在一块，现在广东给国家作的贡献，就不是最初的十几个亿，也不几十个亿，而是几百个亿了。但是，这样大的一个数字，很多人，除了一些行家、专业部门，很多人还不了解其中的奥秘。这里面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广东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区，人们缺乏一种由上到下、由左到右、由前到后的透彻的了解。
答：看来衡量一个地方，无论是广东还是其他省份，其对国家贡献的大小，不能仅仅看财政上缴，它是一个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同时也应看到刚才所说的几个方面。如果这样全面来看，就可看出广东对国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不是所谓的每年上交财政10多个亿所能包含得了的。当然刚才所说的几百个亿也不好累加，因为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类型的东西。出自广东的“深圳速度”、“蛇口效益”、“三茂模式”和“时间观念”、“聚财观念”、“效益观念”、“土地观念”等等，如今已辐射到全国各地了。这种“无形贡献”难以用人民币来计算。
用一问一答的方式，特像一个账房先生的账本，但这账本就是一种证明。朴实，老实，真实。
落日后的南方，星星从天幕中一颗一颗地蹦出来，当背景变成一种墨兰颜色时，星星一颗比一颗亮。那是眼睛，那是嘴巴，那是耳朵；那是永恒，那是瞬间，那是喧闹。云一层层地涌来，风一股股地吹来，那是清洗天空的艺术，还是遮敝星月的帷幕。天不说话，地不说话，只有月亮笑出了一排银色的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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