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鸟中最会说话的只有鹦鹉，而鹦鹉是飞不高的。
——[美国]驾驶动力飞机的莱特兄弟
飞机加油，火车添水。
专列停靠在湖北武昌站的支线上，等待加水。
武昌地处中南，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重要交合部，也是中国最具双重性格的城市。
邓小平走下专列透透气。老人依然是默默无语，在月台上慢慢踱步。
几个警卫走到月台上，搓了搓手，踢了踢腿，狠狠地吸上几口烟；孩子们从专列上下来，像刚刚出了幼儿园，笑声娇嫩、尖锐，刺穿了被薄雾轻裹中的站台上特有的寂静。
腊月，北京的天气是寒冷，武汉的天气则是阴冷。长江的水气和北下的冷空气溶合在一起，像是给武汉披上了一件又湿又潮的风衣，让整个城市起了一层又一层的鸡皮疙瘩。武汉是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夏季最高气温达40℃以上，而冬季则又变成一个冰窖，按中国的规定，长江以南不设取暖设备，冬季里也不像北方家家有暖气。专列的车头喷出的热气更衬得武汉阴冷，湿冷，干冷。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深圳，沿途没有向地方政府打招呼。轻车简从，不事张扬，是邓小平外出视察的一条铁定的原则。
湖北省委的同志还是知道了，知道邓小平途经武汉，专列还要停靠20分钟。消息的来源有三个：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是铁道部负责专列运行的负责人，三是随行人员中通过专列上的电话通知了对方。
1989年，李瑞环同志从天津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到任不久，第一站就是到广东视察工作。9月9日，是毛泽东的忌日，我随同李瑞环同志的中巴旅行车刚到广州白天鹅宾馆的大堂，车门一开，在大堂恭候的就有白天鹅宾馆的主人霍英东先生。李瑞环自言自语地说：咦，这老头怎么来了。一个人要见一个人，一个人又能恰好在一个点上见到，自然是有人事先通知。这是官场上的一条纪律，但有时纪律成了交易，人情成了一种手段。总之，想见的见到了，没人追究，这种视察中走风漏气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这次也不例外。
关广富和郭树言提早赶到火车站，在贵宾室候等。按照惯例，上级见下级，不叫不到，一叫就到。这也是规矩。
邓小平是原则性很强的人，但那仅限于工作中，在生活和对待下属上，他还是蛮随和的。据邓小平的家人回忆：邓小平重感情，讲亲情，也喜爱热闹，尤其喜欢小孩。他一般多和家人一起用餐，全家人包括秘书有十三四人，分坐两桌。通常是四菜，他桌边放一碟盐渍辣椒，他爱吃麻辣的，但家人并不习惯，他就要求有一样菜为他服务。他饭后喜欢和子女闲谈，逗逗孙女，看电视新闻和体育节目。
邓小平又是一个很霸气的人。凡是领袖，都有霸气，特别是中国的领袖。但霸中有气，霸中有底，霸中有度，霸中有量，又是很难做到的。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中英两国政府高层决策者开始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接触。
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解决香港问题向被称为“铁女人”的英国首相摊牌。
邓小平对“铁女人”说：“香港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铁女人”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平静地回答：“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外电评论这次会谈：撒切尔夫人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里藏针。
毛泽东生前就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这是霸中有气，霸中有底。柔而不软，藏而不露。
江山易改，本性难易。一个普通人的性格一旦形成，都很难改变，何况一个经历了大炎大凉，大起大落，大红大紫的政治家。人的性格在外界压力的冲撞下，如果有改变，只会有两种，一是更强化原来的性格，二是背离原来的性格，邓小平属于第一种。
1960年，中国大地上刮起了“共产风”，大办人民公社食堂，还美其名为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
4月15日，邓小平在北小营召开的田上辇大队、北小营大队、仇家店大队支书、生产队长参加的座谈会上，反复询问干部：“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多数人都不敢说不吃好，相反地却违心地拼凑吃食堂也不错的理由。随邓小平来视察的卓琳由于在上辇村孙旺家住了一星期，了解到真实情况，告诉邓小平说：“上辇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才是真的。”邓小平听后很高兴地说：“你们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而且你们村把生产搞上去了，粮食单产1959年达到540多斤，比1958年提高60多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你们的好经验应该总结一下，推广下去。”他还着重指出：“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邓小平在牛山公社白庙村考察食堂时，看到食堂停火，一片荒凉景象，只养着一头40斤左右的小猪。接着在深入农户访问时，看到一位老大娘喂羊，猪圈却空着。他问老大娘：“您养羊，为什么不养猪？”大娘说：“还养猪，人还没吃的呢！”邓小平经过深入的了解考察，觉得问题严重，因而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明确表态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这是霸中有度，霸中有量。
黄鹤楼在雾气中时隐时现像仙楼。
黄鹤楼和岳阳楼、滕王阁是我国古代江南三大名楼。
岳阳楼在湖南岳阳市西门，面临八百里洞庭，传说始建于三国时期，当时是东吴大夫鲁肃训练水师的阅兵台。唐朝开元四年，由岳州太守张说扩建，定名为“岳阳楼”，从此历代文人骚客前来游历，吟诗题赋，使之成为名楼。古代的滕王阁，在南昌市西北角，是唐朝李世民的弟弟滕王李元婴建造，所以叫滕王阁。
黄鹤楼在武昌蛇山上的黄鹤矶头，传说始建于三国时，以后在各朝代屡遭破坏，又屡次重建，每次重建都与以前有差异。但黄鹤楼鸟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神姿没有改变。
古代的三座名楼，除了岳阳楼，都是屡烧屡建，屡建屡烧的一种文化赝品名楼。
黄鹤楼是武汉的一张名片，是湖北的一个象征。
邓小平由于右耳听力弱，邓家的孩子说话声音都比较大，说话声音最大的、嗓门最高的是二女儿邓楠，邓小平一次风趣地说：“跟赫鲁晓夫吵架，别的武器不用带了，带个邓楠就够了。”邓楠有些委屈地说：“都是因为爸爸耳朵不好，我才成了个大嗓门儿。”
这时一名工作人员快步走到小平跟前，贴着他的左耳大声请示到：“湖北省委书记、省长都在里面，要不要见一见？”
邓小平说：“那好啊，见一下吧。”
邓小平散步有个特点，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子口袋，右手作前后摆动，这是右耳多年失聪留下的一个习惯，听事的左耳让它安静，不听事的右耳让它喧闹。晚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他外出，总是像一个忠实的扩音器站在邓小平的左面。
邓小平晚年在会见一些外宾时，幽默地告诉对方：我带了一个耳朵来。意思是自己右边的耳朵听力较差，带来女儿帮助自己，这项“助听加翻译”工作通常由毛毛来担当。
毛毛说他是“有选择性的耳聋”。他不想听、不想理的事他听不见，你们爱闹就闹去。那天，我们刚从宾馆出来（住深圳迎宾馆），在车上，毛毛说：“老爷子，今天咱们去种树，李灏同志他们给你和杨爸爸（杨尚昆主席）一人准备了一个坑。”她倒没在意，大家一听，这话不对劲，全车人都笑了。其实他完全听得见，但他装作听不见，纹丝不动。毛毛自己就笑了，笑完以后，她就背过脸来说：“把他们给埋了。”大家又笑，车厢里都充满笑声，他还是装不知道。毛毛说：“大家放心，老爷子选择性耳聋，他就没听见。”毛毛说老爷子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单耳听世界，往往比双耳听世界还要清晰。生理的缺陷造成了人体上另外一些器官的超长发展，这种事古往今来多得很。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曾有概括性的结论：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六十年代，毛泽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又是坐在很靠后的位置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耳朵背，又总是躲得远远的。其实，毛泽东讲什么，又能讲什么。邓小平早已成竹在胸，一个用心听的人，还需要用耳朵吗？
60岁的关广富和56岁的郭树言得信后，疾步走出贵宾室，握住迎面走来的老人家的手。
邓小平慈祥地看着关广富和郭树言，这是两个懂规矩、又不懂规矩的正省级官员。按纪律，不请不到；按人之常情，早就该来到站台候等。
他们听说了邓小平的脾气，但又不知道邓小平的脾气。好心情时邓小平是没脾气的。
1981年9月13日至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了一次国外罕见国内空前的方面军规模的战役实兵演习。演习非常成功，邓小平异常高兴。张卫明在报道中曾有这样的细节描述：
演习成功。兄弟军区的熟人边祝贺边咋呼：“应该好好庆祝庆祝。”孙军长一破例上烟，酒就有些唇亡齿寒了。秦基伟发发狠，同意对大单位以上领导“表示”一下。
邓小平一向严肃。都知道他爱打桥牌，平时却不苟言谈，对下级批评多表扬少。所以给邓小平敬酒，说什么话要仔细掂量。邓小平高兴不高兴，是对演习的直接评价。
敬酒屡屡失败，邓小平的女儿为父亲的健康负全责，一再阻拦。哪知道邓小平异常高兴，真心要同众将官满饮几盏。这连连被挡驾，邓小平对全桌发话了：“我能喝，她尽给我捣乱，她不捣乱，我能喝10杯。”
立时欢笑声起。
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在是三钱的酒杯，10杯不才三两吗？邓小平一一干杯，将军们比听表扬还高兴。
关广富趋前一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小平同志，欢迎您。”
关广富是1983年任湖北省委书记，在此之前，曾任湖北省财政厅科长，地方企业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这次见到邓小平时，他已在湖北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做了9年。
郭树言比关广富小4岁，河南镇平人，早年留学苏联乌拉尔基工学院，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属于技术型提拔上来的干部。1990年3月调任湖北省省长。
邓小平侧了侧身，握了一下郭树言的手。郭树言怯生生地说：“小平同志，您好，欢迎，欢迎，我们已等了很久了。”
关广富和郭树言问候的话刚落音，邓小平就问道：“你们的经济抓得怎么样啊？”
专列停留时间短，时间有限，懂事的关广富简明扼要地汇报了几句。
邓小平边踱步，边讲，像是对着关广富讲，又像是对着寒冷的大地在讲，显然不是就关广富的汇报话题而讲的。在中央领导中，特别是上年纪的中央领导的讲话中，常会有这种文学上称作思维意识流的话语流泻出来。他们在讲他思考的问题，他们站的平台不一样，他们更敢讲真话。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开，尽是会议，讨厌透了。会议多，文章长，讲话也长，内容重复，新的语言不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练。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时，孙勇走过来，告诉邓小平：时间到了，该上车了。
邓小平再一次和关广富、郭树言握了握手，他强调了一句：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邓小平踏上专列，服务员收起踏板，锁好车门，专列带着一身湿湿的雾气启动了。
见邓小平就这么简单，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和你拉家常，有什么事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谈完就完，他问你，你抓紧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啰嗦一句。事隔多年，郭树言见到新华社一位记者还是这番感慨。
关广富和郭树言迅速将谈话内容整理后，传往深圳“邓办”的同志，同时又迅速把记录稿传到了北京。
话是邓小平在空旷的月台上对湖北省的两个要员讲的，但声音很快在高层传开了。信号以最快的速度向上放大，放大，再放大，成了一声响雷。政治的微妙在于：谁讲，谁听。传播的速度没有问题，但这次的信号在放大过程中显然有失真之处。有人听懂了，更多的人没有听懂。听话听音，锣鼓听声。
1949年以后，在中国官场上起码有两大发明。一是用红典型掩盖着黑事件，造出一个英雄，盖住一个真相。大真相，小真相，总之要把光明面放大、放大、再放大，把阴暗面缩小、缩小、再缩小。小灾出小英雄，大灾出大英雄。我记得在“文革”中有一句人人皆知的流行语是：毛泽东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那时候，报纸上制造出的英雄也的确多，不能说天天有，起码每月都有一个。波及面之大，真可谓“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那时的《人民日报》和各省的省报上，几乎都是在一个钟点、一个时刻，隆重地推出一个个“国”字号的英雄好汉。
受到那个时代地震似的宣传影响，我的脑海里至今还留有一些当时感到惊奇、现在觉得好笑的细节。特别是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影响，许多英雄好汉都是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产生的。记得有一年，我到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家乡达茂旗新宝力格苏木采访。我才搞清楚，原来是小姐妹的父亲有点事到另一个蒙古包，便把集体的一群羊交给了她俩，谁想到草原上的天气说变就变，漫天的大风雪把羊刮走了，把小姐妹也刮走了。本来是内蒙古草原上一件不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事情，后来，一批搞深度加工的高手云集这块荒漠草原，捕风捉影，生造出了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老牧主，趁着夜黑风大将集体的羊赶出羊圈……这样一个阶级敌人制造的场面，以后就不断地出现在课本上、剧本上、银幕上，画报上……留在了一代代人的脑海中。
那时候，有人愿意拔高，拔得越高，被拔的人越高兴（当然，有的已死了，你拔多高，死者也不知道），周围的环境和人也欣赏这种被拔高的人。现在，你要随便在报道中拔高那个人，首先是被捧的人不合作，其次周围的环境也不欣赏这种随意被拔高的人。人们审视英雄的视点毕竟发生了深刻变化。
现在要推出一个英雄，一个能从报纸的铅字堆里走进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同时又能被南北两地、几代人共同接受的一个催人泪下，震撼心灵的英雄来，的确不容易。
第二个发明是用形式主义去解决形式主义，用形式主义对付形式主义。前一个，解脱了责任，坏事变好事，搞不好还官升一级；后一个，起码老老实实走过场，认认真真搞形式。谁也不用担责任。无风险，本小利大。谁不干？谁不学？
新华社记者牛正武用排笔的手法是这样概括1991年的情景的：
近来形式主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打开电视机，新闻节目半数以上时间都是会议消息，许多领导干部已成了天天亮相的“电视明星”。未上电视的会议，更是无法统计。各种文件多如牛毛，上下传递川流不息。有一位省委负责人曾大发感慨，说他下乡一星期，回来时文件堆积成山，看文件成了最头痛的事。
这个奠基，那个落成，这个开业，那个开幕；这里一周年、三周年，那里五周年、十周年；这里通车，那里通航……剪彩、揭幕、庆典，—个比一个盛大；酒会、宴会、招待会，一个比一个排场。
花样翻新的大赛层出不穷。这个赛，那个赛，上上下下都在赛；企业赛、部门赛、系统赛，地方赛、全国赛，重重复复不断赛，赛来赛去，劳民伤财。
名堂繁多的检查评比令人应接不暇。这个大检查，那个大检查，不吃不喝过不了关。
会者，人云亦云也。
上传下达，少数人的话让多数人知道，开会是一个渠道。解放初期，中国不识字的人多，读文件、读报纸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手段。现在，电视会议、电话会议是一种更快速、便捷的传播手段。问题在于，可开可不开的会，开；可小开的会大开；可半天开完的会，开三天；早、中、晚，节假日，会成了干部们指导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开会的人烦，不开会的更烦。对开会这种形式，民间的形容更多是通过顺口溜的方式宣泄。顺口溜压韵、简单、幽默、深刻，更透着一股凉气和怨气：
电视经常炒领导，
开会剪彩做报告；
长篇大论多官话，
实事一件难办到。
懒人觉多，
官僚主义会多。
会议多得没法数，
开得人人直叫苦。
只要你能挺得住，
保准练成铁屁股。
会前定调子，
会上排位子，
会中念稿子，
会后拿筷子。
会前握握手，
会完拍拍手，
会后不动手。
工作是文来会去，迎来送去。
解决问题是推来推去，拖来拖去。
下级和群众只好是听来听去，等来等去。
你讲话，我讲话，大家都讲话。
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
讲话好比辘辘转，
扯不开来挣不断。
台上讲得满头汗，
台下鼾声连成片。
人说光阴千金贵，
在此不值一文钱。
坐在家里定盘子，
关起门来想点子，
走到下面找例子，
回到机关定稿子。
做形式主义的样子，
出主观主义的点子，
摆官僚主义的架子，
图享乐主义的果子。
北京，是中国最高级会议举行最多的地方。1989年，北京市委举办一次公文展览，清查官僚作风。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根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对两年半以来，经办的8000多件公文进行分析检查，归纳出公文和公文处理中多、乱、错、慢四条弊病：多，事无巨细，文来文往，文数繁多；乱，行文关系混乱，往返传递、费时误事；错，公文体例有差错，无法批办，使该办的事办不了；慢，批办部门和领导扯皮推诿，踢皮球，公文在机关内长途旅行，有的半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十几个部门和领导同志之间踢来踢去，拖延数月之久，以至不了了之。他们从这些“病文”中，挑选了70余件，按公文处理中的问题，分类展出，配以说明，办文单位、承办部门，领导批示，指名道姓，责任分明；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跃然纸上。
中国许多事，展览归展览，说归说，干归干。说的不能干，干的不能说，早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习惯。习惯就是一种力量，习惯就是一种约定俗成，改也难，不改更难。有庙就有和尚，有和尚就有经念。邓小平在武昌批评了形式主义，四天以后，北京有了反响。民间话语是羊肠小道，官方话语是高速公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江泽民说：“此事群众反映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去年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中全会，当前，关键是要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扎实工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努力奋斗。”李鹏说：“最近一个时期国务院系统各种会议及其他事务性活动安排过多，有的会议时间过长，耗费了各级领导不少精力，应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自己要做出表率，大力精减和严格控制各种会议，提倡各级领导干部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上去。”
经中央领导批示同意下达的《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要求：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今后除在国内外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项目之外，各地各部门不要组织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并从严控制和压缩所属单位组织此类活动；确需组织的，要力求节约，并在形式上加以改革，例如，剪彩可用彩线，纸带代替绸布或采用其他简朴的形式。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党政机关举办的表彰颁奖活动应体现其严肃性、权威性，应有严格的标准，并加以控制，既不能过多过滥，也不能随便提高规格。该由哪一级表彰就由那一级出面，该在什么范围宣传就在什么范围宣传。中央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部门或地方的表彰颁奖仪式。严格执行邀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的有关规定。今后，凡是部门、地方举办的会议、活动确需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的，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由省、部机关办公厅报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办理。
改进领导同志参加会议、活动的新闻报道。对领导同志的内事活动的新闻报道，要从实际需要出发，除由中央组织或中央批准组织的有重大影响的会议和活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下基层的活动，可经审定进行报道外，中央领导出席部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宣传报道的内容要改进，重点应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建设成就、先进人物事迹等方面。不要把领导同志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应减少一般性会议、活动的报道。
地方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层层效仿。不要把地方领导同志是否出席本系统的会议、活动作为地方重视某项工作的标准。
世界上许多事情充满了玄机。有些话，一听就明白。有些话，一听就听反了。还有些话，不经过时间的冲刷，不知道那句话的份量。旁征博引那是读博士人干的事，引经据典那是学究的乐趣所在，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清晰化、大白话那是政治家干的事。政治家就是几句大白话，没有修饰，没有形容词，没有过渡，没有起转承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这次，邓小平没有明说。没有明说，也就真有人没有听明白。一个退休的87岁的老人，会在乎那些电视会议吗？会读那又臭又长的文章吗？弦外之音，肯定不在此。时间最能让一些事物露出本相。
专列沿着京广线，出武昌，进入湖南境内。绿皮车一路奔驰，像一排移动的杨树林，与周围的色调越来越接近。窗外掠过一片片浅绿、深绿、墨绿，水牛是黑的，池塘像镜子，田野里有很多劳作的农民，南方的农民要比北方的农民勤快、辛苦，南方的土地要种二季到三季，北方只种一季。北方人有腊冬、躲冬，南方人没有这个概念。
邓小平从专列的书房里踱出来，深切地看了大儿子一眼，问道：“胖子，喝水了吗？”
邓朴方笑了笑回答：“喝了。”
邓朴方自从下半身截瘫后，就尽量控制喝水，每次上厕所，都像参加一次马拉松比赛，漫长，难熬，宁肯渴也不喝水。
邓朴方是1944年出生，二岁时，还未起名，因为长的胖，都叫他“胖胖”。1945年10月，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涉县赤岸村，共同部署平汉战役的作战方案。那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7岁，起名刘太行。
一天，卓琳对邓小平说：“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也不行呀！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
邓小平想了想，说：“胖胖也出生在太行，我们也给他起个‘太行’，叫邓太行吧。”
“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卓琳不同意，转身对刘伯承说：“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胖胖起个名！”
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
邓小平不以为然，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
既然政委要求，刘伯承就笑眯眯地答应道：“那好！”
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过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就叫‘朴方’好不好？”
邓小平和卓琳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
知子莫如父。邓小平知道邓朴方的心事。
1968年，邓朴方年方24岁，正值文革血雨腥风。他作为当时中国走资派二号人物的儿子，首当其冲受到迫害。他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学大楼三层的一个窗口跳了下去。重伤后，他失去了健康。直到1980年，经过美国骨科学会主席马克斯博士的积极联系，国际骨科界著名的脊椎柱专家、加拿大的阿姆斯特朗教授为他植入钢盘铁骨，他重新坐了起来了。几年后，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领导筹建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康复研究中心，并在1987年12月27日在国家工商局注册，成立了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自从坐了电动轮椅后，邓朴方经常说一句自我解嘲的话：我实现的总是第二志愿。他在北大读书时，学的是核子物理。那是他人生的第一志愿，做一个核物理专家，不知是否受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的影响，刘允斌学的也是核子物理，而且已经担任了二机部202厂第二研究室的主任。
邓朴方留着寸头。他挑起了大旗，准备为中国5100万残疾人做点善事。他常说道：父亲是父亲，我是我。
邓朴方在《欣慰的回顾》一文中写道：做为残疾人，我已经度过了整整二十个春秋。是生活的实践使我深知什么是康复。七十年代初，我得知骨科专家陈景云教授曾经先后三次上书，要求建立康复医院。但在那样的年代里，这一建议是不可能被接受的。1980年，我接受加拿大阿姆斯特朗教授的治疗。手术后，教授要求我留在渥太华进行一段康复，这个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想到生活在祖国的几千万残疾人同样需要康复，我决心尽快回到自己的祖国，建立我们自己的康复中心。回到国内，首先和我的朋友王鲁光讨论这件事情，彼此的心愿是共同的。于是我们开始着手谋策建立中国的康复中心。自此，我开始成为一名残疾人工作者。
邓朴方想为中国的残疾人办点事。但正因为邓小平是邓朴方的爸爸，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儿子，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有拉大旗做虎皮的，有通过邓朴方接近邓小平的，有混水摸鱼的，自然也不乏真诚地为残疾人干点事的人。在中国，任何一件事，只要亮出招牌，就有不同的干法，就有不同的说法，就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像邓朴方这样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更是议论纷纷。每个人都有一杆秤，但秤砣的重量都不一样。
1988年9月，国务院宣布对“流通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这家在1987年12月27日于国家工商局注册，筹建不足半年的大公司，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集团、中国工商开发总公司和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齐名为“五大公司”，同时曝光。在惩治“官倒”的声浪中，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首当其冲，陷入绝境。
邓朴方自始至终没认为自己做错事，但事与愿违，给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带来麻烦，也给 人一种借口和把柄。邓朴方参透得太晚了。
1月18日下午4时，专列缓缓驰长沙的车站。
长沙是毛泽东的故乡。建于七十年代的长沙火车站站台大气、宽敞，成了仅次于首都北京火车站的第二大客运站。
专列停稳，早就侯等在月台上的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快步登上专列。他没有像湖北省的关广富和郭树言那么老老实实傻呆在贵宾室里。
在会客室的车厢里，熊清泉双手握住了邓小平伸出的右手，连声说：“小平同志，很想念您呀！十四大后，再没机会见到您。”
邓小平笑呵呵地说：“一样，一样。”
寒暄过后，熊清泉请邓小平下车散步，看看长沙火车站，邓小平高兴地答应，随即健步下车。邓小平兴致很高，边走边聊。熊清泉向邓小平汇报了湖南的工作。1991年湖南气候反常，多灾并发，春有倒春寒，冬有大冰冻，北有洪涝，南有大旱，再加上蝗灾肆虐，风灾袭击，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全省上下千余万人参加抢险抗灾，危急关头都有共产党员站在前列，因而在大灾之年仍然夺得了大丰收，粮棉油产量创建国以来湖南最高纪录，农业产值首次突破200亿元。
邓小平听了满意地说：“不错嘛！这样大的灾害，不说第三世界国家受不了，就是发达国家也受不了。只有我们中国，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这么大的灾害。”
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又把湖南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路、目标作了简略介绍。邓小平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他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严肃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些，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严肃的目光里隐含着一丝微笑。
时间过得飞快，马上就要开车了。熊清泉恳请邓小平返回时留在长沙住一段时间，邓小平微笑道：“不麻烦了。”站台上欢送他的同志们都祝愿他健康长寿，他欢快地回答：“大家都长寿。”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像。”
湘江下午的阳光很柔和，专列像刚刚理过发的小伙子，朗朗驰出长沙站。
邓小平背着手，望着窗外，邓朴方坐在轮椅上，也望着窗外。大自然的景观，几千年没变，春发、夏茂、秋荣、冬枯。而人文的景观，却是一变再变。沉寂、热闹，再沉寂，再热闹。
专列离北京越来越远，离深圳越来越近。
人世间暗含着一种规律。羊年一露头到了上海，羊年快收尾又来了广东。邓小平的思绪回到1991年的上海。
那年，也是这个月份，邓小平到上海过年，83岁的杨尚昆、82岁的李先念也来了。能走得动的中共三老先后离开北京一起在上海过年，这也是破天荒的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特高兴。
1991年2月15日上海各大报的头版头条报道：吉祥的羊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今天与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互致新春问候和良好祝愿。
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陪同，与各方面人士见面。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满面笑容地与大家亲切握手交谈。邓小平高兴地说：“同志们新春好！借此机会向英雄的上海人民表示热烈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
朱镕基说：“上海人民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你们在上海过春节，是对上海人民的鼓舞。我们上海人民非常高兴。”
杨尚昆说：“我向上海同志拜年。同时，我受江泽民总书记委托，代表他向上海人民拜年！”
李先念也高兴地说：“谢谢各位来看望我们。应该是我们向你们拜年啦！我送你们上海四句话：开发浦东，振兴浦西，实事求是，稳步前进。实事求是总是不错的。不能光稳步，还要前进。稳得多了，不动也不行。”
公开的场合会见结束后，在小范围里，邓小平送了两个大红包给上海。一个是给理论界的，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另一个大红包是给上海官员的：“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有了邓小平的“圣旨”和“口谕”。《解放日报》胆量骤增，一气发了四篇社论。
2月15日，《解放日报》羊年一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评论指出：从辛未羊年开始，今后的十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十年，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的十年。十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当是一个“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在这个历史性的“改革年”中，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建立与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格局。
“‘莺啼燕语报新年’，愿辛未羊年以名副其实的‘改革年’而载入史册！”
3月2日，《解放日报》羊年二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评论集中论述了深化改革要更大胆地解放思想，要有新思路的主题，并点明了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思想观点。评论指出：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
3月22日，《解放日报》羊年三论，题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结合对外开放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改革开放不能囿于姓“资”姓“社”的思想。评论指出：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于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那也只能趑趄不前，难成大事。肩负着“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重任的我们这一代上海人，要以强烈的开放意识，写下上海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4月12日，《解放日报》羊年四论，题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评论指出：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创90年代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不失时机地培养、选择和任用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这将从组织上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绿树常青。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培养、发现和任用成千上万九十年代的中青年干部，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看一个干部是否德才兼备，归根到底是看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实际贡献。进一步培养和造就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干部队伍，对于上海来说，十分紧迫。要选好用好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首先要大胆。其次是要广泛，要不拘一格用人才。选准选好干部还要发扬民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宏伟壮丽的事业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后辈人将踩在前辈为他们架设的“人梯”上，一步一步去建造社会主义的“通天塔”。
北京，更热闹，那是一种浩浩阔阔的热闹。天不怕，地不怕地闹腾。理论界更像一个多动症病孩上下前后地折腾。
广州也很热闹，完全不同于北京的热闹，那是一种舒舒展展缓缓漫漶的热闹，那是一种不做作，不矫情，不夸张的热闹。
不知道是谁总结了一条带有晦气的规律：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这条带有戏谑的话，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十年代大兴俭朴之风时穿衣服的观点：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1991年，广州进入“臭”的一年。
按照陈开枝带有文件体的总结是，当时国际和国内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局面。一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有些外商甚至抽掉资金以及将“三来一补”及“三资”企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区；外贸出口下降，旅游业萎缩，广州几家五星级宾馆客源很少，门可罗雀。二是经济上在贯彻治理整顿方针过程中，有些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要求很急，力度很大，发展速度受到一刀切的严格限制。加上其它因素影响，不少地方出现市场疲软、销售不畅、库存增加的现象，并导致生产萎缩、经济下滑。三是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东西再次浮现。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以来，我国十多年来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也是几次党的代表大会一贯坚持的，但有人却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这不是将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已经讲了十几年，但在这时提出两个中心，主张反和平演变也是中心，真是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可以这样说，在小平同志巡视南方前的一段时间里，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确实笼罩着一种沉闷、困惑、无所适从的气氛。
新民谚云：北京人英明，广东人高明，上海人精明。
北京人热衷于政治和文化，王壮凌先生说：“北京人打出的喷嚏、流出的汗珠都充满着文化味儿。”和北京人围坐一圈，不出几句话，肯定就冒出一个“侃才”，天上地下、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无所不包，以至让你觉得他一会儿是政治家，一会儿是艺术家，一会儿又是经济学家。你如果细问，他就会说：“咱啥都不是，就会瞎白话儿。”十分的谦逊。
而上海人算计周全、反复权衡利弊，也较看重经济，日子过得仔细。据说，洋买办最早诞生于上海，所以，上海就成为我国最早受西方影响的城市。长期的海派文化的影响，上海人形成了细润、精致、灵秀、干练的特点。尤其是女性，见多识广，在具体事务细节上样样精益求精、绰约婉转。
北京人，或者说首都人，骨子里看不起上海人。是政治使然，还是文化使然，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首都人看不起上海人的是小气、装蒜、矫情。明明是老中国人，老中国话，还经常冒俩洋词点缀，竖大姆哥就行了，偏偏来个欧式耸肩。但首都人又不得不服上海人对数字、管理、投资、利润、经济这些比政治小一号的东西，首都人就不会这个，这也是事实。
北京人大，上海人精，广州人憨。大怕更大的，精有更精的，憨爱更憨的。这是一种规律。
广州人比北京人和上海人又低一个档次。现任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一次见到中国音乐界的大腕级人物——傅庚辰、吴雁泽、才旦卓玛、李谷一、谷建芬、金铁林等人时酸溜溜地说：“中国长期以来有‘官本位’的影响，广州因为‘官’小一点，所以大家不一定很清楚广州的情况。广州应该讲在我们国家还是可以的。今年春节不少中央领导到广州，大家评价在我国真正有影响的还是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大城市。”
林树森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北京市是正省级，上海市是正省级，广州市是副省级，行政级别低半格。
1991年，广东到了那个晦气规律的“臭”的一年，但广东人务实求进的念头却没臭。1991年初，广州新来了一个市长，是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珠江三角洲的农民起家的干部——黎子流。
黎子流，是那种海水、海风、青石块组成的骨胳，只有经过三百次台风，二百次暴雨，一百次地震，才能铸就这样一幅面孔：雄气十足，厚重十足，自信十足。
广州人有点不服气：一个顺德人能领导大广州人民？但广州人民又不得不服气：后来的事实证明，黎子流是广州市长位置上干得较出色的一位。
受治理整顿的影响，受大都市光环自尊的影响，受“红头文件”多而厚的影响，广州市长开始给广州的局级干部“洗脑”：到乡下去，到周边的珠三角去。客观地说，黎子流并没有听到“圣旨”，也没有得到“口喻”，纯属一种巧合。笔者当时也跟进了这支洗脑队伍，半月归来，情绪激昂，第二天《粤港信息报》的采编主任林力博带着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王志纲摸上家门。我和王志纲展开了一场对话，我当时怎么也没有弄明白，两个小记者的一篇对话录，又是登在广州一家不知名的小报上，何以能掀起轩然大波，原来，那是无意中撞进了一个大棋盘，还摆了一颗棋子，更重要的是触及了市场和计划两个敏感的名词。
为保持当时的原汁原味，只摘录其中的几段做为“只会生娃子，不会起名字”的广州的反证：
王：我国建国几十年形成的经济格局直到现在还没有打破，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经济重心通常都集中在省会城市或是几个主要的新兴工业城市。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作为一道鸿沟，一直是无法逾越的。开放改革12年间，在广东这个地方，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了这么一种趋势，山坡上、田里、池塘边、雨后春笋不分季节地冒出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工业厂房，形成了一片片的新兴工业区。那么，广州作为广东省经济重点的地位是否已经让位于这些组成北伐粤军主力兵团的乡镇企业呢？你是随行记者，能否谈一下，广州市领导这次礼贤下士，亲率代表团前往取经，你回来后都有一些什么想法。
田：珠江三角洲的崛起，从时间概念上讲，应该是从1978年开始，它是中国“文革”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这次到珠江三角洲走了一趟就发现，三角洲人牢牢地、始终地把发展商品生产作为第一真经，而且始终不受种种政治风潮、经济风潮、外国风潮的影响。他们认为，只有把商品经济搞好了，把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才能为人们所接受。现在你如果在那儿搞民意测验也好，搞抽卷问答也好，获得的答案都能证明老百姓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
说实话，在“文革”时期，特别是在纯计划时期，珠江三角洲发展商品经济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在改革开放以前，这里一派牧歌式的田园风光，盛产的是稻谷、柑桔、鸡鸭鹅，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道水，固有的商品经济概念和含义都泯灭了。为什么如今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偏偏是珠江三角洲这个并不是中国工业规模最大的地区，能够迅速地崛起在经济舞台上呢？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地利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靠近港澳。香港是世界上公认的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好比一打开门，两个最好的启蒙老师就站在你门边上，其影响是很大的。再加上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两者叠加起来，就造就了今天的珠江三角洲人，他们对发展商品经济的理解不是书本的、机械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我这次下去看，发现珠江三角洲的群众、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他们对于发展商品经济的动力、眼光和勇气，是内地许多干部所不可比拟的。同时，由于它过去在工业基础设施上是一片空白，也没有什么陈规陋习，它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也恰恰是在这一基础上，珠江三角洲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迅速崛起。
王：黎子流市长率团南下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正所谓“功夫人人有，架步各不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黎市长上台后的一个高招。
田：依我看，这次黎子流市长率团放下架子，走出羊城，广州老大哥向珠江三角洲的小兄弟们虚心请教、学习，其中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广州作为珠江三角洲的老大哥、明星城市比起佛山、顺德、中山、东莞以及深圳、珠海，它在某些方面，如在用足用活政策上，在运行机制上，在办事效率上，都有着一定的差距，他们在跑步，广州在走路。这样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态势，对于来自珠江三角洲这块改革沃土的黎子流市长，似乎比别人更多一种紧迫感。
过去一般人眼里，乡镇企业只是干一些小打小闹、土法上马、拾遗补缺的行当，走了一圈以后，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它的许多企业的行政级别充其量只能算股级，有的甚至什么级别也没有，但它投资的规模、厂房的面积、员工的人数、产品的覆盖率，都不是许多厅级企业所能比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它的内部机制纯粹是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来运转的，所以尽管他们的规模已经绝对达到了大中型企业的规模，可它却仍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企业。回过头来看，广州的许多老企业却是面临困境，包袱沉重，其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内部运行的不同机制、分配制度、用人制度等使然。
王：一个是轻装上阵，一个是肩负重担。强调两者差异，也就是强调机制的不同。我认为更应着眼共同点的差异。就此，你有什么见解呢？
田：黎子流市长这次专门提出了广州需要再一次解放思想。从观念角度讲，这次下去看到的珠江三角洲许多企业的领导，他们的观念很新，他们的人才观、机遇观、聚财观、企业观都不同以往；他们敢于破传统、破常规，干前人没有干过的，干内地不敢干的，干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当然，这里的大前提是遵纪守法，以发展商品生产、以提高当地经济实力为目标。很多企业的经理年龄都很轻，见识也很广。市县组织部门在用人的衡量标准上也不是按过去传统的论资排辈，而是论功行赏。它把一个人的最佳年华、最美的青春在最佳的时刻展现出来，把一个人的能量最大限度的贡献给社会。而在一些大城市，不管是评职称也好，干部提拔、企业用人也好，不达到一定的年龄，不长上一定的胡子，脸上不出现一定的皱纹，就没法起用。另外，他们在用人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方法吸纳全中国的英才，而广州要进一个研究生、博士生，诸如户口、待遇、住房等问题，比起珠江三角洲来，就有许多麻烦和限制。在珠江三角洲，只要认为你的能力、贡献达到高级工程师的要求，他就任命你为高级工程师，待遇、职务安排等等全部照给。有人说这是不成体统，但是这种对内地太成体统的陈规陋习的反叛，恰恰是今后我们所需要的。
王：是的，它们这种机制是完全符合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则的。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则就是要充分地调动生产力要素，构成庞大的生产力参与竞争，这也是商品最基本的精神之一。通过这种方式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也正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显示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说到底，劳动力是生产力要素里最积极、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它调动起来了，微观上一个企业活了；从中观来讲，一个地区活了；从宏观来讲，一个国家也活了。透过珠江三角洲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各级技术、管理生产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得到发挥、调动，才最终形成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大合唱、交响曲，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撼社会。这也是作为广州大中型企业所必须学习的东西。
田：珠江三角洲人对发展商品生产有着一个极为执着的共识，就是商品生产搞不上去，经济不发达，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上不去，你就说得再好，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曾经有位领导人说过，我们的国家不缺乏政治口号，政治口号制造得太多了，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一些实干的东西。在共产党领导下，总得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强。记得一位资深的老记者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离不开这么三个字“利、力、理”。利是利益，力是力量、实力；理是道理。这三个字的顺序不能摆错。一 个地区如果经济发展不正常，你今天讲大道理，明天讲小道理，那都是空的，讲半天也没有用。可是如果你把经济搞上去了，再来讲这些道理，人们听起来就会入心入耳入脑，就能接受，不然的话是不行的。过去这些年，我们讲了许多道理，但这些道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我们的实力，大话、空话的色彩太浓。
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吸取了我国40多年来企业办社会、社会办企业、搞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这个深刻的教训。它们的企业是基本不办社会的，它的工人、管理干部、资金，全都呈现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中，而不是凝固的、停止的。它们的企业大到几千人、小到几十人，诸如幼儿园、商店、邮局、小学这些基本上甩开不办，人员也处于流动状态之中。它不像内地一些大公司、大企业办社会那样，已经到了企业除了没有火葬场和监狱以外，社会上所有的福利设施都有这样一种程度。
王：珠江三角洲企业完全是按照商品经济的办法搞的，它的社会也是这样。商品经济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分工与协作经常社会化，还有另外一点是经济核算，再者就是企业化经营。企业化经营的条件是独立核算等价交换，它包括成本、效益和资金周转等问题。可以看出，现在的珠江三角洲，其商品经济是相当发达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一方面，许多社会的服务设施都社会化了，这使企业可以把产前产后的许多服务扔给社会，到头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从而实现最大的自我效益；而企业彼此之间也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它也从中实现了最大的效益。
田：这几十年来，我们已形成、习惯了有多大的官，住多大的房，有多大的特遇，坐多大的车，等等。但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就把这些带很强的行政级别意识，说严重点是带有很浓的封建色彩的东西给冲得一塌糊涂。比如在顺德，这么个县团级单位，却拥有全国两千多个县里面唯一的一家四星级饭店——仙泉酒店，这在内地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连内地许多的省会城市都不曾拥有。可是当顺德的经济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就需要盖这样的酒店，就有那么些人消费，来这儿住。其实，商品经济意识里透露着最强的民主意识。
这些年我们讲的行政级别意识实际上就是受计划经济影响的，造成许多东西都要保护，计划性保护使一批企业单位变得大脑越来越迟钝，胆子越来越小，手脚越来越僵化。而搞商品经济则不靠这些，商品经济说到底就是竞争，它就不讲那么温情脉脉。 “尊老爱幼”这个词，如果不是从道德的概念上讲，而从商品意识角度去看，它是十分落后的一种观念。在商品经济中，讲的不是“尊老爱幼”，信奉的是“尊能爱强”。
与此同时，在珠江三角洲这片商品意识很浓的土地上，也产生了一代枭雄，一代豪杰，一代弄潮儿，他们不同于50年代的雷锋、焦裕禄，更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王杰、门合，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步鑫生、马胜利等。他们是具有“大生产、大经济、大思维、大眼光、大动作”的一批“大冒险家”。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些带贬义，可是我认为，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不可捉摸、不可预算、不可知的东西在支配着。这批新时代的冒险家，敢于按照“十三大”订下的总乐谱，扯着嗓子，唱出时代的最强音。这胆略，这豪气，这眼光，正是我们内地包括广州许多企业家所不具备，或是具备得不充分的。
王：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在商品经济舞台上冒出的许多枭雄，他们都是物竞天择，在现实生活中打出来的，不是封的，不是恩赐的。我想珠江三角洲所以能冒出这么些灿若群星的乡镇企业家，就是因为这里提倡了多年来不曾被提倡的冒险意识、建功意识、竞争意识，市场选择了他们，造成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反过来开发了珠江三角洲，这也是商品经济一个最大的功劳。
田：还有一样，就是珠江三角洲人的“杂种意识”很强。“杂种”一词在中国历来都是极为难听的，而珠江三角洲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崛起，却正是得益于此。它利用别人的脑袋，利用别人的钱财，利用别人的经验，利用别人的市场，结合自己的人缘、地缘优势来壮大发展自己。
我们过去在采访中见到过许许多多的北方村长、镇长，他们跟你在珠江三角洲接触到的村长、镇长是截然不同的。珠江三角洲的村长、镇长见过世面，他们不同于过去的农民，从田头到地头，从地头到炕头，就这么几头来回转，活动的范围不超过方圆5公里，知道的东西不外春夏秋冬，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再就是管管村里的婚丧嫁娶，当个司仪。珠江三角洲的干部，他们一年中收到的信，一年中打向国内国际的长途电话，周游列国在飞机上飞行的小时，在火车上度过的钟点，都超过了内地一个村，甚至一个镇的人的一辈子的总和，他们的见识、交游是很广的。他们不太迷信，不容易被某些东西所吓住，也不太会被某些东西所迷惑住。他们能够结合当地的山山水水、结合当地的人缘，来发展当地的商品经济。在这点上有的人又不理解了，说这是见到绿灯快快走，见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认为这是种不听话的表现，但从另一外角度来讲，我说他们恰恰是听话的，他们是小话不听大话听，听的是十三大报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这句最大的话。你说一个国家那么大，一个政策颁布下来，它不可能可钉可铆，跟所有情况都吻合，总会存在一些差距。太阳在中国天空上走过还要好几个小时呢，更何况一个政策。
珠江三角洲的许多企业之所以能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土到洋、由占领国内市场到占领国际市场，它的这种“唯实”精神，是很多人都不敢做的。一个人唯实不容易，另外建国几年十年来，在“反右”、“四清”、“文革”当中，有一批人被整、被收拾，其中有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了真理，坚持了实事求是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种影响不能说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认为珠江三角洲人最可敬的，就是这种务实、求实精神，守法不守旧。照办不照搬。
王：当这些所谓农民走向全中国甚至走向世界的时候，他们所能捕捉到的机会就越多，机会越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成功的可能性越大，竞争能力越强；竞争能力越强，企业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越来越有实力，越来越壮大。比起内地那些只活动在方圆5公里内的农民来讲，他们的成功机会要多上十倍百倍甚至千倍。这是商品经济的威力。只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商品经济，就能使每一个人找到自我，充分释放自己的能量。
商品经济的发展，它能彻底地解放生产力，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有一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如果不解决好的话，珠江三角洲的成功还只能是一种特殊现象，还是不能得到承认和推广的。这就是“商品经济的盲目性”问题。
田：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后，提出了一个考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最高政治经济文化标准，即两句话六个字——“远者来，近者悦”。意思是说，远处的人都往这儿跑，近处的人不走，而且很高兴。如果套用古人这句话，珠江三角洲现在正进入到了这种意境。
已故的原《南风窗》副总编谭启泰后来是这样评价这次两个小人物的对话的：两位“九段”在珠江三角洲的擂台上对垒，新观念、新提法、新思路、新火花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南北反差、城乡区别、今昔对比、中外比较，左右逢源，旁征博引；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史学，融会贯通，相互映证，把一个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珠三角”，如庖丁解牛一样条分缕析，又上升到理论高度，立体而又鲜明地树立在成千上万读者的面前。说它是新闻，不像；是评论，不像；是报告文学，不像；是学术论文，不像；然而，“四不像”中又融合了四者的长处与优势，这是记者纵论天下风云的一个全新创造。
“四不像”在精神市场上却引起了又一轰动。当天的《粤港信息日报》被一抢而空，加印10万份，又一抢而空。于是，编辑部开了报界之特例，在10天之后于原版位将《珠江三角洲启示录》全文再“发表”一次，又加印10万份，当日报纸还是告罄。
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在看到当天报纸后，于夜间打电话给广州市市长黎子流：“你看到那篇对话了吗？很好！值得细读。”黎于流读后即打电话给作者之一田炳信，称赞“对话好极了”！
中共中央组织部打电话到广东省，索要几十份载有“对话”的报纸，以备“学习研究”。
与此同时，各省市驻广州的办事处，不约而同，争先恐后将此文视为重大信息，以特急件方式传给本省主要首长。
嗣后，在长达10个多月的时间里，十几个省市或在省府《每日快报》（河南等省）连载，或报纸全文转载（广西、福建等省）。内蒙古几大报全文转载了该文之后，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还将文章列为参阅文件，印发与会代表学习。
这一年，中国新闻界创下两个奇迹：一个是大报《人民日报》在1990年1月用5天时间连载了一篇长达4万字的署名文章《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种长度的文章登在中国第一报也是新闻史上罕见的。一个是广州名不见经传的小报《粤港信息报》一篇万字的对话录，登出当天被抢购一空，事隔22天，又全文重新刊登，这也是中国新闻界罕有的现象。
“爷爷，吃饭了。”羊羊跑过来，拉起正在沉思中的邓小平的一只手，走向餐车。
邓小平很喜欢和子女及孙儿辈在一起吃饭。全家四世同堂，到齐了十多个人，得分两桌。对中午也能在家经常就餐的，大家称之为“常委”，其余的被称为“游击队”。邓小平一上饭桌，看见少几个人，他就会询问：“哎呀！今天怎么冷冷清清的呢？”如果哪个孙辈不在，他一定会问其他人：到哪里去啦？一直到有明确答复为止。
这次，邓小平不用等谁，大家都在等他。
菜谱还是在家常吃的那几样。
饭桌上可是邓家的“信息中心”。路过的省份，南方的植物，车站的站名，都是话题。邓小平只是轻嚼慢咽，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议论和调侃。
餐车服务员早已拉上了餐车上的绿色窗帘，柔和的灯光，暖融的气氛，和有节奏的车轮声，滑过一块块田野。邓小平似乎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没人能告诉他，那是来自什么地方的一种声音。
老人的确在北京时听到了一种杂音，一种怪音，一种熟悉又陌生的嗥叫。这种声音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忽大忽小，忽强忽弱。它强时，必是中国人受难，遭殃之时。无数人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无数个家庭的变故证明了这点，无数个被扭曲的生命证明了这点。
邓小平打了一颗信号弹。
雨大、云厚，信号弹的亮光转瞬即消失在整个大地
风来了，雨来了。
风很重很重，上升成云，下降成雨。蓝天在上，灰云居中，大地一片湿泞。雨很大很大，落进了长江；落进了珠江；落进洞庭湖、洪泽湖；落进了田梗、麦田、池塘；落进了大厦 的屋顶、农舍的小院。一滴、百滴、无数滴，顺势而泻，汇进了小湖、大江……
这是南方的霉雨季节，这是思想最容易滋生、疯长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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