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六四平暴”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施压，制裁中国。
为了顶住外部压力，平息内部的余波，反“和平演变”的口号重新提到战略高度。哪知没过多久，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传来震惊人心的消息，许多姓社的国家一夜之间改变了颜色。中国一时处于两面受压（苏东变故是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某种意义上比西方制裁的压力更可怕）的境地，情况比50 年代中期毛泽东面临的国际局势复杂、险恶得多。不少人慌了手脚：刚刚针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攻势，大讲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突然间社会主义的红旗纷纷落地，这可怎么办？
这时邓小平已决定完全退下来，辞去最后一项职务——军委主席，实现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掉的愿望。在交待退休事宜时，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献计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邓选》ⅢP.321）
后来在传达时，还有第四句话：韬光养晦。合起来被称作应付当前国际形势的“16 字方针”。
要是不冷静，对“苏东事变”匆忙作判断、发议论，能说些什么呢？
要么说它变得好。这等于承认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势必动摇中国的“立国之本”。正迎合了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需要，更麻烦的是这样说将与“六四问题”的定性和处理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当时余波未息，这样做无异于自乱阵脚。
要么，对苏联东欧谴责一通，骂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葬送了十月革命的成果，砍倒了列宁主义大旗。这极可能重新引发一场比五六十年代更激烈的“共运”大论战。而且，中国用来反对西方制裁的主要武器是“不干涉内政”，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的社会制度，如果中国急急忙忙跑去对苏联东欧的新制度说三道四，岂不是干涉人家的内政？
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来说，第一种危险不大可能出现，最值得担心的是第二种倾向。因为当时确有不少人以为现在“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问题。他们希望中国挺身而出，乘苏联衰落之机，当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头，扛起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大旗。
邓觉得这样做不是抬高中国的地位，而是把中国放在火炉上烤。西方国家看到苏联东欧变过去了，社会主义大国只剩下中国，本来就以中国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新中心”。若中国当真把旗扛过来，势必要成为西方攻击的中心目标。那样中国同西方的关系就没有缓和的余地。苏联东欧国家也未必服气，刚刚同他们缓和的关系有可能以另一种形式重新紧张起来。这样中国将会腹背受敌，重新走上“反帝反修”的老路，重新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邓的谋略相反：“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邓选》ⅢP.320）收敛锋芒，韬光养晦。少管别人的闲事，更不做那种图虚名而受实害的蠢事。只做好一件事，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
自己的事怎么办？稳定和改革并重。不管苏联东欧怎么变，“中国自己要稳定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同上）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办不成。但是不能因为求稳而放弃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苏联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还有的国家是因为长期不改革。邓强调要重新树立改革开放的形象，认真做几件改革开放的实事，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变。他认为这是化解国际国内矛盾的关键，所谓“沉着应付”是也。
意识形态实行“内紧外松”的方针。对内仍然要讲苏联东欧的教训，强调反“和平演变”的必要性，不然稳不住局面，动乱因素又会抬头。对外则讲“尊重苏联东欧人民的选择”，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管苏联怎么变，都从容地同它发展关系。结果，苏联这一边没有搞僵，倒是苏联的衰落和解体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搞垮了，丝毫不影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西方的制裁和压力，一是坚决顶住，决不示弱；二是不搞孤立主义，尽量寻求缓解机会。例如请李政道转告“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邓选》ⅢP.327）请美国总统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邓选》ⅢP.351）结果，那些开始起劲制裁中国的国家，看到中国块头这么大，又不怕鬼，不信邪，制裁根本不起作用；也慢慢转弯了：不如继续保持接触，免得失去中国市场上的利益。再说，中国照样改革开放，这就可以了，压得太重大急，万一重新关上国门，那样岂不更糟？最后，西方这一边也按邓的意思，陆续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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