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是邓小平谋求世界和平和中国发展的“三级跳”。日本学者看到：中国积极开展睦邻外交，是为中国倡导的“国际新秩序”打基础；在亚洲建立新秩序是“中国的生存战略”。
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安稳的国际环境，首先是周边地区的安稳。中国过去深受列强侵犯之苦，而其中为害最大的恰是两个相邻的列强：沙俄和日本。邓把改善中国同周边邻国的关系放在外交政策的优先位置，首先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防止相邻的大国、强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防止其他邻国被大国、强国利用来拚凑对中国的包围圈。
同邻国改善关系，当然还有开展互利合作的积极意义。中国与周边邻国有地缘上的优势，同许多国家还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在资源、市场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如果放弃身边的朋友而远交欧美，无疑是舍近求远的下策。同周边国家开展互利合作，求得共同繁荣，实乃共创亚洲太平洋世纪的真功夫。
邓对河野洋平的名字很感兴趣， 1977 年秋在北京见过一面，就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次年访日时，邓对河野说：“请永远不要改你的名字”。河野有点茫然，邓解释说：“太平洋和平是我最大的希望”。河野这才明白邓的一片苦心。日本是中国周边一个世界级经济大国，中日友好是邓谋求太平洋地区和平的一着重棋，他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1977 年邓复出不久，第一次会见日本客人，就敦促日本尽快恢复谈判，早下决心缔结条约。1978年他掌舵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日本。邓曾说：“中日关系有许多话可说，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最关键的一句”。为了实践这句话，他利用一切机会，同日方各界人士广泛接触。据统计， 80 年代10 年间，他一共会见外国来访者365 批（次），其中日客人有55 次之多。对有影响的中日友好人士，邓视作上宾，多次见面，有的10 年中6 次晤面交谈。在两国关系出现难题时，他会见日方人士就更频繁。对可能影响中日关系的消息，如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处理日台关系等，邓始终保持高度敏感，一有苗头就发表意见，提出批评进行交涉。这些事单独看关系不大，但积累起来有可能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断送来之不易的中日友谊，破坏太平洋地区的安稳。邓要求写进中日条约的反霸条款，首先是中日两国自我约束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他对日本人讲得最多的话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邓希望日本成为对中国无害的朋友。1989 年6月以后，日本跟随其他西方大国制裁中国，邓会见中日经济协会访华团说：“日本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要自强，不能自卑”。1991 年8 月海部首相正式访华，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和好如初，邓这才放心。
朝鲜半岛是中国的东大门。当年日本入侵中国大陆，随后美帝威胁中国安全，都是以此为跳板。朝鲜半岛不安稳，对中国东部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安全利益构成直接威胁。邓意识到“中朝关系不同一般”的重要性。70 年代未以来，中朝两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常来常往。80 年代，邓采取更加务实明智的政策，除了继续巩固中朝之间“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还适应东西关系缓和的大势，同南韩改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单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考虑问题，以北方为友而以南方为敌，加剧南北对立，而从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采取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方针，力促朝鲜半岛问题和平解决，如支持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支持南北双方对话，和平解决统一问题。不但自己和，也希望别人和，无非是为了周边的安宁，亚太的稳定。
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友好是邓谋求周边环境和平与安宁的另一重要方面。东南亚地区成半月形环绕中国东南部，这里的形势演变直接关系到中国南部的安全利益。1978 年邓完成访日任务后的第二步攻关旅行就是出访东南亚国家。
邓希望在中国和东盟国家间建立起一种“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关系”。所谓“相互支持”是指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这里建立霸权或势力范围，是中国和东盟各国共同的安全利益所在。“相互援助”是鉴于近年来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得较快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加速现代化建设。11 月，邓访问东盟的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向三国表明中国的邦交态度：”善意、真诚、谅解，尊重各自的地位和立场”。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南海上一些岛屿的领土之争，对此，邓采取“避开主权，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化解。国际舆论认为，“中国在重申它是南沙、西沙群岛的合法所有者”的同时，提出“有关各方集资共同开发这些岛屿”的建议，“也许是最富有建设性的办法”。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还有个心理疙瘩，即所谓“中国威胁沦”，害怕中国强大后会欺负它们。为了排除这些障碍，邓呕心沥血。80 年代10 年中，他先后会见来访的东盟客人17 次，反复表明中国的善意和真诚，消除他们对中国的疑虑，推动各方交流和合作。邓的心血没有白费。1990 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西兰建交， 1991 年又同文莱建交。至此，中国同所有东盟国家都建立外交关系。1992 年，中国首次参加一年一度的东盟中国外长对话会议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1992 年4 月，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第一次在北京召开年会。东盟邻居已认识到，亚太事务没有中国参与难以解决。
南亚地区北部国家与中国有5000 公里左右共同边界。这里的局势对中国影响更直接。邓对这一带的态度是力排动乱，但求安稳，凡是不安定因素就尽力排除之，凡是和平的迹象就尽力支持之，如支持南亚国家建立南亚无核区的建议，支持尼泊尔宣布尼为和平区的主张，支持斯里兰卡提出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建议。
中国在南亚最要好的伙伴是缅甸和巴基斯坦。中缅保持了30 多年的睦邻友好。邓认为中缅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友谊——“胞波”情谊，自他1978 年访缅后，双方像是亲戚一样，“亲戚越走越亲”。中巴关系照邓的说法“没有任何疙瘩”，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相互理解，如1989 年6 月后，西方国家都对中国不满，唯巴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表示充分理解。邓主政10 余年，同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传统睦邻关系都得到有效地巩固和加强。
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同中国有2000 多公里共同边界，又有2000 多年的友好历史。中印又是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和睦相处实在重要。可惜自50年代以后，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结下了疙瘩。为了解开这个疙瘩，邓费尽心思。1978 年他访问尼泊尔时，托印度外长捎信给他们的总理：“我们应该改善关系”。1979 年初印度外长访华，他又敦促：“现在，我们要抓紧时间来改善两国的关系。”怎么改善？邓使用他惯于擅长的化解矛盾法，把边界问题和国家关系的改善分开，以求同存异，不使边界分歧妨碍两国在其他方面改善关系。边界问题慢慢来，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经贸文化方面发展往来，以增进了解和友谊。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遵守边界现状，维护边界地区稳定。当然边界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最终要解决。邓主张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不必吵架或动武。从1981 年开始，两国举行多轮边界会谈。邓分析边界争端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面积虽然不大，但涉及两国人民的感情，单方面让步本国人民难以接受。于是采取折中办法，双方都让点步，来个“一揽子解决”，把解决边界问题和发展互利合作结合起来，这样就比较好说服各自的人民。1988 年底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正式访华，邓对中印关系作了总结： 50 年代我们两国关系非常好，后来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况是彼此不愉快的，忘掉它！一切着眼于未来。邓还对甘地晓之以理：中印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好好发展自己。人们都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可是目前亚大地区比较发达的国家，总人口不足两亿，即使加上苏联、美国和加拿大的部分地区，也不过3 亿左右人口，而中印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是18 亿。这个简单的算术题说明中印不发展，就没有什么亚太世纪。年轻的印度总理听了这番话茅塞顿开，感到两国间对谈及的几乎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邓说：“从你的访问开始，我们能够恢复朋友关系。两国领导人将成为朋友，两国将成为朋友，两国人民将成为朋友。”
南亚地区最大的麻烦是越南。中国曾不遗余力援助它抗美，可是70 年代末它在苏联支持下走向反华道路，出兵侵略中国的盟友柬埔寨，给中国的边境造成威胁。邓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的总原则是“和为贵”。为了和，他甚至不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他知道和平不是单方面可以乞求的，对付越南这样的地区霸权主义，不好好教训一下，任何其他办法都难奏效。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谋划，1979 年邓用武力手段狠狠教训了越南一顿。然后，又采取政治、外交手段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问题是80 年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纽结，牵涉到越南、老挝、苏联几个方面。在越南撒军的同时，邓积极推动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一方面支持柬人民的爱国反霸斗争，另一方面力促柬三派爱国力量联合、团结，努力消除内战因素，成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邓及时告诉西哈努克：中国支持三派联合不是一时的策略，而是长远之计，柬独立后仍需联合统一，和平安定，不能像阿富汗那样苏联撤军后陷入内战。柬问题政治解决取得明显进展时，1986年底，中国同老挝开始恢复和改善关系。1989年10月老挝党政领导人凯山·丰威汉正式访华，邓与之长谈75 分钟，双方还签订了边界协定。最后剩下一个越南，教训归教训，教训了以后，邓还是主张和为贵。越南之与中国对抗，是因为背后有苏联。1989 年中苏关系正常化，越南再也支持不住了，邓见好就收，向越南表示，中国也愿意同它改善关系，条件和中苏关系一样：越南从柬埔寨痛痛快快撤军。邓说：“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越南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同它结束过去”，别的事都不用提了。越南已经得到严重的教训，现在中苏也和解了，尽管它还有个西沙问题，也不好僵持下去了。1991年11 月，越南高级代表团访华，迈出中越和解的第一步。至此，东南周边的局面基本摆平。
中国北部周边长期不得安宁，主要是苏联作祟。从8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整个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中苏之间逐渐出现缓和迹象。
邓顺势而行，积极谋求中苏和解。他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办法与苏联达成边界协定，最后于1989 年在苏联接受从阿富汗撤军、从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三个条件的前提下，同苏联“结束过去”。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中蒙关系也得到新的改善，双方高层次互访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扩大。1991 年苏联解体，邓没有过多计较社会主义阵营的损失，而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看到它对中国有利的一面：消除了中国周边地区最大的祸患，因此才能够心平气和地同独联体国家建立并发展关系。1992 年俄罗斯外长访华，确认了中国同原苏联签订的一系列双边关系文件，沿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道路继续发展中俄睦邻关系，并不失时机地同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相邻的独联体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发展边境贸易。
短短10 年多时间，邓以卓有成效的睦邻外交，就把中国东西南北的周边环境理顺了，开创出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同周边邻国关系最好、最稳定的时期。这不但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对亚大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和平与发展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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