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在邓小平的外交谋略中占有特殊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改善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重要性。
与中美、中苏相比，中日之间的共同点显然要多些。中苏之间一度有几千公里的边界冲突，中美之间则有异常敏感的台湾问题。从日本方面说，它同苏联有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同美国虽有安全条约，但经济竞争尤其是贸易摩擦只会越来越严重。这两个问题都不是很容易解决的。中日之间只有一个无足轻重的钓鱼岛，邓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巧妙地避开了这一障碍。日本虽然是经济强国，但战后在国际政治事务中一直处于战败国地位。日本要改变这一现状，就不能忽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
1978 年10 月，邓小平为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文出访日本，在会见天皇时，邓讲过一句话：“中日条约可能具有出乎我们预料的深远意义”。对中国来说，日本不构成苏联那样的战争威胁，同时又具有美国那样的现代化潜力。中日友好既可以起到共同遏制苏联的作用，又可以使中国不致于因为现代化的需要而过分地依赖美国和西方。
1972 年，中美建交比中日建交稍早一步，可是后来中日关系正常化反过来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前面。1978 年，邓在访美前3 个月把中国改革开放的信息首先带到日本。在邓访日期间，中日双方对经济技术合作都表现出浓烈的兴趣，日本对中国这个大顾主似乎等待了很久。这对美国无疑是个刺激，这时中美关系正常化还差一截距离。凡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希望能够乘上通往中国大市场的早班车。美国怎肯让他在太平洋区域的经济竞争对手捷足先登？同日本友好，对于中国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掌握太平洋地区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主动权，肯定是一颗重要的棋子。即使中国同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的关系都搞僵了，只要中日合作保持下去，中国也还有向外学习和引进现代化的通道。
算历史账，从中国得利最多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和后来的苏联。不过日本在二次大战以后，再没有占中国一寸土地。而苏联，老债未还分毫，又欠下新债，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日苏之间也有账可算，那就是北方四岛。
中日在对付苏联这一点上并不亚于中美。日本虽然不想与苏联为敌，但它成为中国80 年代中期以前反苏统一战线中的一个盟友还是不成问题的。1978年邓首次访问日本时，在东京国宾馆的欢迎仪式上，有28 国驻日大使参加，日本应中方要求，独不邀请苏联大使。邓利用日本讲坛，解释中日和约中的反霸条款，除了中日双方自我约束，还包括反对任何国家的霸权主义行径。面对世界各国记者，邓更强调“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三个月后，邓为遏制苏联在南亚的扩张而出访美国，归国途中又在日本作短暂外交，再一次向日本领导人强调反霸问题，这样才有尔后的对越目卫反击战。
邓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只是20 世纪，还考虑下一个世纪，下几个世纪。这方面有利条件不少。例如两国同属亚洲籍，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都是黄皮肤，东方文化系统，历史上有过两千多年友好交往。邓很注意利用这些宝贵的人文资源发展中日关系，例如访日期间，他特意专程前往奈良市拜访唐招提寺，并许下让鉴真和尚回国探亲的愿。尔后在两国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过程中，中国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日本产品如洪水般涌入中国，另一方面对日本的高科技和资金则是来者不拒。1988 年日本向中国一次提供贷款8000 亿日元，邓对此事表示惊讶，亲自向竹下登表示谢意。这大概是邓第一次向外国首脑致谢辞。
中日关系不是没有障碍，最大的潜在障碍可能是中日战争在两国人民心头刻下的痕迹。中国人很难消除对曾在中国杀人放火的“日本强盗”的敌意。不过，这个障碍经过邓的转化工作反过来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有利因素。访日期间，邓在会见天皇时，日本政府官员深怕他当面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邓掌握了这个心理，他不像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那样历数从沙俄到苏联的罪过，而是采用另一种更有征服力的方法：天皇还没有提到过去，邓先声夺人，非常爽快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这种不计前嫌的风度使昔日的战争罪人深受感动。邓马上占领了优势；天皇在讲话中出乎意外地离开原定讲稿以“不幸的事情”的措辞表示谢罪之意。之后，福田首相在祝酒词中又一次脱离讲稿，对侵华战争深表遗憾。这就是邓要达到的预期效果。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战后中国高姿态，不向日本索赔，如今两国修好时，又如此大度地不计前嫌。这就给中国方面造成一种人情优势。中国是同昔日的战争罪人交朋友，日本人心理上先就有一种负疚感。邓知道这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很有利的：中国今天虽然需要日本帮助实现现代化，但是日本过去欠了中国一笔人情债。
过去的让它过去，并不等于忘记过去。邓知道要使中日友好关系保持下去，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改变过去日本侵华犯罪的历史事实。所以中日关系正常化后，邓对钓鱼岛一类问题毫不在意，但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中国曾对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否认日本侵华事实一事提出严正抗议。1985 年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邓间接而又严厉地提出了警告。北京、西安等地大学生在9·18 前后发动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军国主义，邓没有批评学生制造动乱。1987 年日本防卫费突破百分之一，邓也非常敏感。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当然有维护亚大地区和平的考虑，但主要不是怕日本重新侵略中国，而是不能让日本翻侵华战争的案。邓不断提醒日本朋友不要忘记过去的惨痛教训，他知道，要使日本成为一个对中国无害而又比较好把握的朋友，就必须让它把侵华战争的人情在债背着，让他们保持着对中国有愧的感觉。没有哪一个两国关系像中日关系这样，一方面在现实中亲密友好，相互合作，朋友以待，另一方面中国却可以毫不避嫌地通过各种方式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两个方面相互制约，谴责过去是为了开辟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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