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不止一次讲到“世界大三角”。一次，他对日本朋友说：“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邓选》ⅢP.105）这不是否认“三角”存在，而是觉得中国这一角尚需努力。又一次他对自己人说：“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邓选》ⅢP.128）
中国的分量从何而来？自己块头特别大、人口特别多？有第三世界广大朋友的支持？这些即使是原因恐怕也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先是毛泽东，特别是邓小平，懂得如何处理大国关系的诀窍，精通”三角学原理”。
仅就双边关系说，无论中美之间，还是中苏之间，邓都主张“和为贵”。同美国和好，有利于现代化的开放政策，可以从西方得到不少好处。同苏联缓和，可以减轻边防压力，避免战争爆发，安心搞现代化。因此邓主张既同美国改善关系，又同苏联改善关系。但又拒绝成为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附属物或盟友。
70 年代末，为了抵制苏联的霸权野心，邓一度继承毛的战略，改同时反两霸为反一霸，主动向美国靠近。但在同美国结好时，邓努力避免与美国抱成一团。即使在1979 年的“蜜月”期，他也留有余地，例如，在与卡特总统会议时，他主张中美两国应协调行动遏制苏联，但认为没有必要建立正式的联盟。两国首脑会谈成功后，须向世界广而告之，邓选择“联合新闻公报”的形式，而不用惯常的官方联合申明，据说这样显得非正式些，约束力小一点。
邓知道同美国打交道应掌握一个“度”，“蜜月”过后，有必要冷却一下。为了改变一下美国认为“中国无足轻重”，“中国有求于美国”的锗觉，从80 年代初开始，邓不断对美台关系的现状表示不满。里根上台后，中国方面一再强烈谴责美国对台出售武器一事，甚至威胁，如果美国不改变立场，就要降低中美关系的级别。1982 年，邓还对新闻界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一大障碍，当迈克·华莱士问他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哪些作为时，邓说：可以鼓励劝说台湾跟大陆搞“三通”，为进一步谈判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距离又不能拉得太大，防止回到过去的敌对状态。“六·四事件”后，中美关系一度降至临界点。邓对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制裁中国一事万分恼怒，强烈谴责，决不示弱，半年后，事态淡化，邓又觉得“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并请美国总统特使向布什转告他的诚意：“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邓看出美国曾有一个想法：中国出于反苏的战略考虑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他警告美国新朋友不要利用这种朋友关系来要挟中国。中国为什么要反苏？只是因为苏联攻势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事实上从80 年代初开始，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渐趋缓解，真正在不断扯皮的是苏美两家。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需要，已单方面遏制苏联，中美关系中联合拒苏的意义已不大。美国凭什么在中国面前打苏联牌，难道中国就不能对你打打苏联牌？
到80 年代中期，中苏缓和的趋势更明朗，邓终于把这张牌打了出去，开始同苏联探讨和解的条件。1988 年10 月，邓宣布中苏两国将于1989 年举行近30 年来的首次首脑会晤，西方一些外交官注意到：邓提前几个月，选择在这个时候宣布中苏首脑会晤不是偶然的。过不了一个月，美国就要举行总统选举，中国作出这一宣布为的是向美国下届领导人表示，中国打算在外交上积极发挥作用，中国牌打不成了。
1989 年5 月，与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正式会晤时，邓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正常化。这下又有人担心，中苏两国言归于好后会不会形成一个对西方构成威胁的新的共产党集团。了解中国人的尼克松断言：这是不可能的。邓需要改善中苏关系，但不会恢复到50 年代的状态，不会再去做苏联的“小兄弟”。“除非中国完全抛弃西方，否则它决不会投入北方这个可怕的邻居怀抱”。
前文提到邓几次讲到世界大三角，都是在80 年代中期。这时，中国经过改革，实力大为增强，形象也大为改观。邓决定将外交战略来一次转变，他说：“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邓选》ⅢP.127）。
这一转变就是要跳出美国的怀抱。跳到哪里去呢？不是重新投入苏联怀抱，而是自立门户，独立自主，谁也不得罪，谁也不依靠。
邓明白在中、美、苏三角中，中国这一角比较单薄。不管中国投靠哪一边，只能充当小伙伴或小兄弟的角色。自己要失去许多主动，还会成为别人手中的牌。此外还有两大坏处：势必得罪另一方，无端给自己树立敌人；势必失去第三世界的朋友，使自己变得孤立无援。结果只有一门心思倒在别人怀里。可世事万变，你投靠他，他是否靠得住呢；万一闹翻，岂不彻底孤立？
邓懂得三角原理：一个系统中如果只有两个角，往往形成僵局。出现三个角，就可以做成活局，而且往往有利于后起者。投靠某一方，三角变成两角，与另一角对峙，等于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处处被动，有求于人。相反，谁也不投靠，在两极间保持同等距离，自己就取得一个独立地位，反过来两方面都要向“中间王国”求爱。这时候，如果有必要给某一方一点颜色看看，只需稍稍向另一方倾斜一点就行。灵活自如，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别人打不了中国牌，中国却可以不时打打别人的牌。
不投靠任何一方，从形式上看似乎又回到最初同时反两霸的立场。这样说也可以，不过方式大不相同，不再像原来那样用对抗、断交，两边树敌，于自己不利的愚办法去反霸，而是在同双方都改善关系的前提下，“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这样的“反对”可能会得罪某一方，但是不要紧，他奈何不得，因为他不会轻易地让你跑到对方那边去，这叫做“谁也不得罪”（都改善关系），“谁也不依附”（保持一定距离），结果“谁也不怕”（谁有错误都敢批评）。
如此这般站在中间立场上“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仗义执言，主持公道，还有一大收获：可以把对霸权主义不满的所有国家都团结在自己周围。“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邓选》ⅢP.128）结果，中国，这本来相对单薄的一角，却变得很厚实了。
研究大国兴衰史的保罗·肯尼迪看到：中国在当前（和将来）的国际体系中作为真正独立的角色的重要性，由于它在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风格而大大增强了。中国经常蔑视两个超级大国的要求和爱好，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的行为又出乎他人的意料。尽管它的弱点显而易见，但它从未对莫斯科或华盛顿表现出圆通或屈从。..由于所有这一切，中国在国际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其实，凭中国的分量，它在一定意义上应被看作是候补超级大国——并非仿效苏联或美国的那种超级大国而是反映北京在全球政治中的独特地位的那种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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