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对立亦起于两端：一是意识形态分歧，争论谁是马列主义的正宗。二是存在已久的边界争端：沙俄时代从中国划走15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60年代苏联又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
邓小平曾是一名出色的反苏战士。他同赫鲁晓夫有过面对面的较量，被赫氏称作“很难对付的小个子” 1974 年邓在联合国讲坛上向世界公布中国的立场：与美国相比，“在欺侮(，) 他国上，那个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超级大国更为凶恶”。
苏联成为对中国来说比美国更危险的主要敌人，不是因为它的“修正主义”形态和社会制度，而是它对中国的安全造成比美国大得多的现实威胁。意识形态之争就中方来说纯属“文革”产物。中国人消除对“修正主义”的成见比消除对“资本主义”的戒心毕竟要容易些。“文革”结束后到70 年代末，中国开始拨乱反正，“苏修”敌人的形象亦自动消失。这应该说是两国开始接触、对话的一次机会。不料，勃列日涅夫此时又增加两个新障碍：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并直接进攻阿富汗，对中国形成“C”字形包围圈。
在中苏缓和无望的情况下，邓不得不继承毛泽东晚年的国际战略：联合美国共同遏制苏联的扩张野心。这一招果然见效。经过1979 年初邓在美国的攻关访问，苏联在中国教训越南时保持沉默，没有使事态扩大，发展成中苏直接冲突。
邓虽然素以对苏联态度强硬著称，但他也像刘少奇一样，一直认为同苏联保持和平至关重要。现代化工程启动后，邓对苏战略的根本点，是缓和紧张局势，以防战争爆发。中国不需要同苏联在军事上比个高低，只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以便专心于现代化建设。
同苏联改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可以使中国不致于因为苏联的威胁而过分地依赖于美国。那样，中国在国际舞台活动的余地更大了。
事实上渡过1979 年的危机期后，从80 年代初开始，中苏关系就出现缓和迹象。虽然中苏间有一笔沉重的历史老帐，一提起来就令人气愤。但邓从现实出发，只要求苏联解除对中国的边境威胁，回到50 年代边界状态就万事大吉。这个要求是很低的，苏联只要收敛一下它的霸权主义野心就可以做到。
当然，希望苏联放弃霸权野心只是一厢情愿。能不能放弃，最终取决于苏联内部的变化。苏联一直想同美国争霸全球，但它的经济实力显然不及美国，这一点决定它终有一天支持不下去，由于对外扩张战线拉得太长，进入80 年代，苏联渐渐暴露出它外强中干的实质。中国的和平外交和改革内政对同属社会主义的苏联也许多少有点启示：中国致力于发展自身的战略，同苏联致力于对外扩张的战略，哪一个更可取呢？
80 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邓领导的中国走在最前面，1982 年中国农村改革已初见成效。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贸易活动开始复苏，从1982 年到1986 年，两国贸易增长6 倍。改革带来的实惠比当年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更富有吸引力。昔日的”老大哥”突然觉得亚洲的“小兄弟”有值得效法之处。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拉开了苏联改革的序幕，而且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比中国的总设计师走得更远。两国都走向改革道路，着意反省、革除原体制的弊端，尽管思路不同，却足以为消除20 多年的敌意铺平道路。
在邓的心目中，只要苏联不制造边境紧张，消除对中国的威胁，别的就不用过于计较，先把自己的事办好再说。可是美国对削弱苏联的兴趣大得多。那就让美国去计较吧！苏联的威胁也好，优势也好，全在于它的军事力量。这一点在苏美双方拉锯般的裁军谈判中明显削弱了。既然苏联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它对中国的威胁自然也不存在了。
从苏联方面说，既然愿同美国结束冷战局面，有什么必要再同中国对抗下去呢？于是在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上，苏联变得主动起来。1986 年初，苏联提出让苏联专家重返中国的建议，邓没有表示惊喜。7 月，戈尔巴乔夫又抛来彩球，申明苏联方面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
对戈氏的这一表示，邓回以“谨慎的欢迎”。“欢迎”是因为它有点新的东西，是20 多年来少有的。“谨慎”是因为邓从苏联外交部听到另一种调子。于是邓又把“球”传了过去，通过新闻媒体告知苏联：改善关系的前提是除掉中苏间的“三大障碍”：苏联从蒙古和中苏边界撤军，从阿富汗撤军，敦促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戈氏在7 月讲话中已申明苏联正在研究从蒙古撤出相当大一部分苏军，并许诺1989 年底以前从阿富汗撤回6 个团的苏军，独不提柬埔寨问题。邓强调“三大障碍”中最主要的是越南入侵柬埔寨，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在柬埔寨的军队同中国对峙。
现在苏联不只是自己撤军问题，还要劝说它的盟友从第三国撤军，不得不喝下这杯自己酿造的苦酒。不过邓的姿态亦很高。他表示，只要苏联主动消除这些障碍，尽管他已经82 岁了，再没有出访的任务，他还是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1989 年5 月， 86 岁的邓小平和59 岁的戈尔巴乔夫见面了。不过不是在苏联的任何地方，而是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从1961 年中苏两国领导人实际脱离接触，到现在也近30 年了。
邓建议利用这次会晤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不过，为了更好地开辟中苏关系的未来，邓当着戈尔巴乔夫认真算了一下两国的旧账，毫不客气：从沙皇俄国侵占中国150 万平方公里领土到苏联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以证明历史上从中国得利最多的，除了日本就是俄国，而近30 年来，对中国构成主要威胁的，又是苏联。这不啻是一篇控诉，邓申明，他讲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求辩论，只是想使苏联同志们知道中国是怎样认识“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中国愿意结束过去，并不是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屈辱，只是为了未来着想，未来怎么样？那就要看苏联同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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