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80 年代外交新思维，若用一句话概括，这句话便是：“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邓选》ⅢP.330）
中国过去对外交往与合作为什么长期打不开局面？有人家的原因，也有自己的原因。自己的原因，主要是把“姓社姓资”一类教条搬到国际关系上，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去衡量敌友，制度相同，观点一致，才能做朋友，否则就是敌人。中美敌对20 多年，中国同整个西方世界长期不合作，中苏之间出现20 多年的对抗，其中有对方的原因，就自己方面说，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修正主义，加上不信邪、不怕鬼的硬骨头精神，发誓要消灭帝、修、反，怎么可能接触、对话、合作呢？
邓用一句话挑明了问题的实质：这些都是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
国与国关系的障碍并不纯粹是人为的幻影，根子还在利益冲突上。问题是利益冲突一旦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挂起钩来，问题就复杂化、深刻化了。纯粹的利益冲突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通过协商谈判找到一种双方均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制度和观点上的分歧掺合进来后，冲突双方就会相互以敌人形象看待，谁也不服谁的理，没有商量余地，让步就等于投降，没骨气。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打倒、消灭，消灭不了就僵持、冷战，谁也不买谁的账。
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考虑国家关系，在苛责别人的同时，也孤立了自己。要做朋友就得和我制度相同，观点一致；不能与“豺狼”为伍，与“魔鬼”打交道。这样能交几个朋友？邓意识到这种划地为牢的政策，等于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中国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向所有国家开放。全方位开放要求拆除一切人为的障碍。障碍去除后，便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邓选》ⅢP.260）第三世界要交，发达国家更要交；北朝鲜要交，南朝鲜也要交；不管白猫黑猫，只要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就要结交。邓知道“用这样的思想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邓选》ⅢP.330）因为同什么人都打交道，包括同“魔鬼”打交道、同过去的宿敌打交道。因此同时更需要智慧：“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邓选》ⅢP.260）
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考虑国家关系，不仅朋友难交，交了也难处，很容易闹僵。因为强调一致，容不得别人与自己有差异，一有差异就觉得不够朋友，就要指责、干涉，强加于人。干涉总是相互的，你振振有词地指责别人，别人也有权利回敬于你，结果平地风波，一言不合，即可散伙。中国过去也做过干涉别人的事。改革开放以后，变得比较宽容，不再好管别人的闲事。剩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不让别人干涉中国。在同有优势的发达国家打交道时，中国倾向于不干涉别人，但是容不得、经不起别人干涉自己。邓知道一些国家好对中国说三道四，也是因为把国家关系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分歧搅合在一起的缘故。因此强调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变得对自己十分有利。你家事我不管，也请你放尊重些，不要管我的闲事吧！这样才能保证独立自主地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
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给中国自己带来两大坏处：朋友变少且动辄闹翻。邓稍稍超越一点，就获得两大好处：朋友变多又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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