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今世界形势怎么估计，怎么感受，是战争的阴云密布，还是和平的祥云升腾，不只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问题，还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方针。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如此。中国的人口相当于美、日、苏加上整个欧洲的总和，而经济上则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对战与和的问题不可能漠不关心。
中国对世界形势的基本估计，在毛泽东时代是“战争迫在眉睫，立足于早打大打”。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倾向于“战争不可避免；但是可以推迟”。80 年代中期邓小平作出新的判断：“虽然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战争可以避免”。
邓的判断基于以下事实：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但是苏美两家都拥有毁灭对方的力量，因此形成恐怖平衡，谁也不敢先动手。再说苏美双方的全球战略都受挫，都陷得根深，尽管两家当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但苏联已形成骑虎难下的局面，无法考虑打一场世界战争，相反倒有谋求缓和的趋势。其次是世界上制约战的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真正想打核大战的狂人很少。再则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未来的世界竞争将主要取决于经济和科技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这一点苏美也不能不考虑到。
邓看到今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有一个从武力手段向和平手段的转变，即使是帝国主义也并不认为战争是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好手段。这一认识改变了中国对战争根源的帝国主义本性的看法。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所以认定战争不可避免，乃基于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见解。“文革”中的王稼祥因建议放弃这一提法，结果被看作投降主义、“三和一少”而受到批判。实际上，尽管战争的主动权在帝国主义手里，但被动的一方采取什么态度，是对抗还是合作，也是很有关系的。战争可否避免取决于双方是否都愿意打，包括被动一方是否也觉得除了打再没有别的应付办法。如果后一方采取要打就打，一决雌雄的态度，就会形成苏美对抗那样的局面，很难区分谁正义谁不正义。
中国的外交谋略是立足于打还是立足于和，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对现存世界秩序采取什么态度。如郑宇硕先生言，中国态度的转变带来它的外交政策的“半激进化”，即倾向于改革而不是全盘推翻现存世界体制。这一转变使中国淡化了世界革命的使命感，更多地从国家现实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改变了对西方世界的敌视态度。最明显的表征是不再使用“帝国主义”之类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名词去称呼它昔日的对手，而改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发达国家”、“超级大国”等比较中性化的称谓。在传统的不信邪、不怕鬼的做骨精神中加进了一些敢与魔鬼打交道的胆识和愿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风格。结果是由敌视走向接触，由对抗走向和解，由拒斥走向参与，并为中国开展广泛的国际交往和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邓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引导中国的外交政策从立足于战争转向立足于和平。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邓不感兴趣，重要的是中国自己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邓选》ⅢP.82）和平外交不再仅仅是一个策略性口号，而是出于中国战略利益的考虑。打仗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中国不是胆小怕事，而是担心万一打起来，就要耽误已经耽误了很久的现代化进程，就会打乱四化顺序，再次丧失发展自己的机会。相反，广泛地开展和平外交和国际合作，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到急需的技术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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