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外交谋略，盖基于一个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恰如诸葛亮的隆中对：纵论天下大势，然后给刘备献出“三分天下享其一”的定国谋略。
中国共产党自立国以来，用于分析世界形势的概念框架先后有三个：毛泽东在50～60 年代用的是“两大阵营”。随着中苏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70 年代过渡到“三个世界”。80 年代，邓小平的分析框架，可以叫作“东西南北”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选》ⅢP.105）
东西南北论的特色是在国际关系中把政治的考虑与经济的考虑适当分开。
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以和平反战为主题。邓的基本谋略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思世界政治新秩序，为中国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
南边和北边的关系建立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差异上。邓的基本谋略是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共谋发展的全球视野构思世界经济新秩序。
毛的”三个世界”论超越了原先的“两大阵营”，邓的“东西南北”论又超越了“三个世界”。“三个世界”仅相当于一个“南北关系”。与毛相比，邓的世界战略视野中明显地多出一个“东西关系”。正是这一点，把80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搞活”了。
按照“三个世界”的划分，中国只能把自己定位在第三世界。这对中国团结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并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是仅仅局限在第三世界，对中国的自我发展极其不利，首先会增加中国对第三世界穷伙伴的义务，使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背上沉重的包袱。其次不便于中国放开手脚独立自主地进行全方位外交。
“三个世界”论是鉴于中国处于弱者地位而采取的一种积极防御战略。问题是中国在经济上虽属不发达国家，在政治、军事上都有相当优势可资。要在国际上积极进取，有所作为，既需要团结第三世界，以压迫发达国家；又需要利用自己的优势，超出第三世界范围，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邓的“东西南北”论正是这种既站在第三世界中又可跳出第三世界，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更大自主性和灵活性的外交谋略。
“东西南北”论把中国放在两种关系中加以定位，在东西关系中处在“东”的位置上，在南北关系中处在“南”的位置上，使中国的国际角色地位具有两重性。这样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
乔纳森·波拉克分析说：为什么中国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所制定的谋略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世界其他国家对它又是那么密切注视？问题的答案在于，尽管中国把自己塑造成受威胁、受委屈的样子，但它却机敏地利用了它可以利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结果，中国成了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是一个什么都是的国家。
这种不明确但却十分灵活的角色地位，正是中国在80 年代和90 年代初得以成功地推行全方位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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