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铿报道： 1982 年6 月15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约见12 位港澳左派代表人士时，有一位先生慷慨陈词说：“当前，说收回香港，最大的问题是信心问题。如果1957 年时提出收回，相信绝大多数香港人都会赞成，但现在不同了。1957 年以来的25 年，我们走了多少弯路，做了多少错事，把中国折腾得太厉害了，因此，人民丧失了信心。我们不能怪香港人，要怪自己。而今最重要的是收拾人心，别的都是次要的。”据说，邓小平听了这话，不仅不以为忤，还表示嘉许。
香港要收拾人心，台湾更是如此。香港人受损仅仅因为25 年折腾，台湾和大陆的主人却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怨。国共两党曾经有过两次合作，结果如何，印象太深了。美国的华人学者认为：根据以前和共产党谈判结果导致中共变得越来越强大的经验，国民党在心理上对这次统一谈判产生抵抗情绪。如果中共希望通过谈判统一国家，它必须真诚地证明并避免试图同化台湾、破坏国民党的作法。除非中共能够消除国民党的不信任心理，否则国民党将不会与共产党谈判，签署它认为是死亡证明书的协议。
证明诚意需要事实。和共产党打交道的历史，使国民党心有余悸，而现在和台湾还没有开谈，用什么办法证明将来一定不会吃掉它？这样解决香港问题对台湾问题就有很大的战略价值。香港问题解决好了，对台湾可以起到示范作用：你看，香港这个模式如此成功，你台湾为什么不能接受同样的模式。邓深明此理，所以他说：“能否真正顺利的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邓选》Ⅲp·265）
“一国两制”本来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设计的，首先用到香港上，有点凑巧，但也不妨歪打正着，先在香港这个简单问题上动动脑筋，可以为解决更为复杂的台湾问题提供途径。
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至少在80 年代初就成熟了。邓不急于收回，要等两年再宣布，这好理解，为了取得英国的合作，让港人有个转弯的过程，来得平稳一点。为什么要等十几年，等到1997 年？这不是因为租期未满的缘故，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既然是不平等的，就不存在租期问题。99 年的租期顶多只说明拖到1997 年以后不妥，而不能说明一定要等到1997 年。真正的原因还是邓说的：“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邓选》ⅢP·86）一纽约教授说：我个人感觉，从中共眼光来看的话，台湾问题来解决前，香港问题不但不会让它解决，而且会故意让它拖。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它一定要做成一个公开的模式，将来吸引台湾。
香港问题本来用不着多谈，因为那是中国的地方，中国随时有权收回。什么时候决定收回，顶多通知英国一声就算够客气的。即使像印度收回果阿那样，根本不通知葡萄牙，直接把军队开进去，在国际上也不会有人说话。邓却不紧不慢，彬彬有礼，慎重其事地同英国进行磋商、谈判，谈了一轮又一轮，而且生怕会谈失败，能让则让。这其中固然有争取英国合作以利平稳接收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邓意识到：“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邓选》ⅢP·86）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进行一系列谈判、协商、签约活动，可以系统地向台湾演示，如今共产党解决此类问题是何等的信守规则、通达情理！这还是对外国人呢，对自己人——台湾同胞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台湾和香港有点不同。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中英外交谈判达成的协议有国际法效应，任何一方都不好违背。台湾和大陆，国共两党间的只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内政问题要信守协议在中国就比较困难。国共两党历史上的会谈协议该有多少？最后都是实力解决问题，没有谁愿为一纸协议而放弃可以吃掉对方的机会和权利。这样看来中英两国为解决香港问题所达成的妥协就不一定能感召台湾。那么，用什么办法使台湾相信共产党作为执政者，对一国之内的问题也像国际上的问题一样说一不二、讲究信用呢？声明、讲话、誓言等等都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立法，人们种种信心不足无非是因为中国政治没有法制化，往往人亡政息，立了法就可以改变人治的形象。因此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无非比其它民族自治区更特别一点——首先在宪法上立法，进一步又广集专家顾问费时5 年慎重其事地订出一部香港基本法。邓很看重这个基本法，他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邓选》ⅢP.215）香港基本法主要不是用来制约港人，而是让港人放心，更进一步说是使台湾相信，“一国两制”以及多少年不变等等，不是信口开河，玩弄手法，而是准备认真执行的，请台湾方面消除不信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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