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1997 年后的香港一口气承诺了五个不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ⅣⅤⅢ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邓选》ⅢP.58）
至于为什么作出这样的承诺，邓直言不讳地告诉世人：“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邓选》ⅢP.67）和平统一的前提是要几个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去统一，香港就接受不了，“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邓选》ⅢP.101）
这话使入觉得保证不变是为了稳定香港的人心，以便到时用和平的方式把它统一过来。港人担心的是，统一了以后会不会变。这就需要对更远的未来作出承诺。
对香港，据悉原打算讲统一后15 年不变。1984 年10 月29 日邓会见香港朋友，谈到期限问题，他说：“15 年太短了，索性讲50 年吧！”
一位日本朋友对此不解，问邓：讲不变，为什么还有个50 年？根据是什么？是否有个什么想法？其实，有这类疑虑的人不只是这一个日本朋友，香港1997 年才收回，这之前保证不变是为了和平解决，解决了以后靠什么保证不变？
邓讲出他的“想法”，他说“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这个不变的意义。”（《邓选》ⅢP.216）三步战略目标，每一步都离不开改革开放政策。第一步已为事实证明了。第二步到本世纪末，虽然是个未知数，但香港也要那时才收回，所以不必担心变，邓依此类椎：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需要跨出第三步，即到下世纪中叶，才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不正好50 年吗？
匈牙利的巴拉奇·代内什、美国的戴维·w·张和香港的陆铿先生等举出中国暂不急于收回香港的几个理由亦可作为收回后50 年不变的根据：（1）香港是中国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大陆大部分出口产品第一站就是这个吞吐量达500 万吨的港口城市，改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中国会失去1/3 的外汇收入，经济上是一大损失。（2）变了，私人资金，外国资金都会跑掉，跟上海不同，上海的资金多在国内活动，跑不掉；香港随时可以跑，像包玉刚的船在海上，一下就可以开跑了。此外，香港还是内地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场。
邓还举了个例子说明不变的意义：有人曾对国内出现的雇工问题忧心如焚，主张要动一动。邓主张看两年再说，两年过去了，又说再看看。并不是共产党动不了这个东西。“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容易引起人心浮动。（《邓选》ⅢP.216）由此推知，将来对香港，要改变也是很容易的。但是变了以后，邓担心会引起混乱，“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邓选》ⅢP.101）
这样看来，50 年不变的承诺是郑重的，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随随便便地信口开河，也不是玩弄什么手法，“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为了实现这个发展战略，“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邓选》，ⅢP.267）
允诺50 年不变，是否意味着50 年过后要变？虽然港人不一定考虑到那么远，这个问题还是很有趣的。50 年内不变，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有赖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50 年后中国发展起来了，香港繁不繁荣无关紧要，那是不是可以变呢？
邓用了另一种说法：“前50 年是不能变，50 年之后是不需要变”。（《邓选》ⅢP.267）理由是“后50 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邓选》ⅢP.103）再说，“到了50 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邓选》ⅢP.73）
人们终于明白，对香港、台湾的政策50 年不变，甚至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可是中国有个特点，政策变不变统统取决于人。邓大人健在时没人敢变，邓小平之后谁敢保证呢？
话说到这里，邓只好诉诸于“人民的拥护”：这些政策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人民都拥护，谁也变不了，谁要是想改变，谁就会被打倒。”我不在了，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邓选》ⅢP.217）
至此，人们已无法否认邓允诺50 年不变的一片诚意。然而海外仍有人说：“诚意本身便是一种唯心的东西，而大陆过去30 多年的历史却是唯物的，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宋恩荣）邓不司”能活到他的诺言兑现的时候，怎样使人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几十年后仍然不变？
只有立法为据。人们不相信个别的人，总应该相信法律吧！法律有其稳定性。所以邓指示“香港基本法至少要管50 年”。有了这个法律依据，可以证明50 年不变的承诺不是信口开河，是要记录在案的。这对未来的接班人也是个制约，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古老大国的风度，中国政府和党即使在过去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怎么好说变就变？
证明了这么多不变的根据和保证后，邓觉得不对劲，怎么老是要大陆一方面承担不变的义务？于是他反过来说：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变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这样的变，有什么不好？港人应当欢迎才对。
邓告诉香港人士，“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邓选》ⅢP.73）所以”基本法不宜太细”。（《邓选》ⅢP.220）应留下因时而变的余地。至于会变到什么程度，你可以从雇工问题的对策中椎知。邓说过，雇工问题，“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邓选》ⅢP.216）
看来香港人更应该关心的不是大陆有朝一日会不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而是香港人自己如何理解这些政策的极限，学会同中央相处的方式方法。如果香港发生中央不愿看到的事，比如有人想把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大陆的基地，那就要制约一下，不能让它跑出某个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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