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5 月香港立法、行政两局非官方议员钟士元等9 人赴英国游说，在机场发表了一篇不太得体的声明。未几，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又组团赴北京访问，似有“为民请命”之意。
6 月22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接见了这三位两局议员，会谈前既没有与三位合影留念，也没有迎出厅外握手欢迎，会谈时，邓没有与他们闲谈，也没有什么客套话，开门见山地说：“我欢迎你们以个人身份到北京来走走。听说你们有不少意见，我们愿意听取。”
“以个人身份”，钟士元听出话中有话，立即说明他们三位是作为香港行政、立法两局非官方议员头一次来北京参观的，在谈到“非官方议员”时，钟加重了语气，以强调不代表港府。
邓肯定他们三位“来北京参观”，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很有好处。然后，他直言无隐地指出：你们前不久伦敦之行，情况我们都了解，你们有话都可以讲，但是我要讲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的方针、立场和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管这些方针、立场有多少人了解，我们相信这是符合500 万香港人利益的。我们听到不同观点的人有不同意见，但我们不承认这些意见是代表全部香港人利益的。中英谈判你们是了解的，中英会谈我们会同英国解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我们不承认，我们只承认两脚，没有三脚..
邓小平不只一次讲过，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要做到中国、英国和香港三个方面都能接受。英方抓住这一点，多次提出要让港英政府官员参加中英两国间的谈判，而港府港民中也确有些人乐于响应，港人把英方的这种作法称为玩弄“三脚凳”把戏。
“三脚凳”对谁有利是很清楚的。英国经营香港百余年，直到1997 年7月1 日前香港还在它的管辖之下，港府还是听命于英国政府的殖民政府，凭这个优势，英国从港府港民中肯定不难找出这样的人，他们以港人代表自居，实则站在英国一方说话。如果准许香港人士直接参与谈判，不管是作为第三者，还是作为英国的代表团的一部分，都会加重英国的砝码，形成于中国不利的“两对一”局面，使英国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力同中国讨价还价。
精于人事的中国人当然不会上这个当。早在中英第二轮判开始时，港督尤德就自告奋勇提出他愿意代表香港人民参加英国代表团谈判，中方对不起，没有同意他的要求。1992 年4 月中英两国商讨94、95 香港选举安排问题，英方又提出，要派出一个以英国驻华大使为首，包括三名港府官员和一名英国外交官的代表团参加会谈，并要求中方确认来自香港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官员没有区别。中方偏偏要加以区别：只允许港府官员作为顾问或专家身份参加谈判。
后过渡时期，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三脚戏”唱得更响。当中方不予接受时，港英当局提出要就“政改方案”在香港进行“全民投票”，并一再威胁要交立法局讨论通过。中方认为前者是由一个局部地区的人来就全国性的问题（中国的主权）作出决定，后者是将香港一个地方立法局凌驾于中英两国会谈之上。道理很简单，根据中英协议，香港问题在1997 年以前是中英两国间的事，港府不过是英国属下的一个地方殖民政府，只有执行两国协议的责任，断无同两个主权国家平起平坐、插足两国政府级谈判的权力。
把港府港民撇在一边，并不是不尊重港方，否认这一只脚的存在，而是为了剥夺英方的“民意牌”，把香港问题限制在中英两国的外交关系上。对台湾问题，邓强调千万不能让外国人插手，一插手问题就复杂化了，台湾的比分也会增大，香港问题相反，不能让自己人插足，插足反而复杂，增加英国的砝码。中英两国一旦在外交范围内讨论香港问题英国就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它要价太高，态度过于强硬，它就要冒中英两国正常国家关系破裂的危险。善于权衡利弊、遵循边沁原则的英国人会考虑：为了香港问题而同中国这个块头这么大、市场这么广的国家全面闹翻是否划得来。保守的英国政治家一般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价还是要讨的，但必须以两国关系的最大张力为限度，因此总会在最后一刻作出让步。至于剩下来的那一只“脚”——香港怎么办，北京政府会用别的方式去同他们说，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关英国的事，是中国的内政。
1993 年3 月22 日，彭定康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声称要把管治香港的责任交给港人。这话听起来不错：港人治港人嘛！可是，港人是什么？各有各的标准。香港是个多样化的社会，港人中不能排除亲英反华分子。邓则希望从港人中“选择出好的政治人物来管理香港”。为此，他积极支持香港人在过渡时期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把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有选择地请到政协和人大的主席台上，邀请港澳记者来京采访，让香港人士不时组团访京，参加国庆观礼，到祖国各处看一看，支持他们在大陆投资，赞扬他们的爱国义举，同他们合影留念，促膝交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第三只脚”在中英的较量中站到中国一边来，并为1997 年后事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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