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这个地方，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十分重要。为了防止外国插手、西藏独立，当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的战事快要结束时，毛泽东及时发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号召。
由谁担此重任？起初，毛考虑“以西北局为主经营西藏。”主持西北局的彭德怀认为从此路进藏困难很大，短期内难以克服。为了“宜早”，毛泽东还将进军西藏的历史重任交由西南局担负。邓小平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政委，理所当然地成了解决西藏问题的直接决策和具体谋划人。
中国古代兵家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进军西藏，在邓的心目中，不仅粮草要先行，更重要的是政治要先行。
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是邓的一贯风格，早在二野部队进军巴蜀途中路过湘、黔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时，他就说过，像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可以专门成立一个民族自治地方，以利于他们的发展。
西藏的情况更加特殊和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邓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和军事，宗教和神权作了一番分析比较后，提出西藏问题“政策性很强”的结论。
他说：解放西藏，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而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据此，邓提出进军西藏的基本谋略：“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解放西藏当然需要相当兵力，但是邓认识到兵力过大会引起以后问题不好解决，因此进藏部队要力求精干，邓认为主力部队有3 万人就够了，而补给线至少要上1 万人，以加强兵站线。后来还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支援司令部，包括后勤部队和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统一解决修路和运输问题。这些措施是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以便树立仁义之师的形象，为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进藏部队既然要精，派谁去合适？经过反复权衡，刘邓决定让年仅38岁的军长张国华率所部18 军执行进藏使命。这样考虑是因为18 军干部条件较好，在已经开辟新区的工作中颇有建树。军长张国华年轻有为，有利于西藏长期建设。
3 万人的部队，孤军深入茫茫西藏高原，弄不好会有全军履没的危险。刘邓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在确定18 军入藏的同时，据说中央“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省各驻防兄弟部队”，以便必要时予以帮助。后来的新部署是， 18 军由川西进至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洛、巴塘；云南军区第126 团进至贡山；青海骑兵支队进至玉树；新疆独立骑兵师进至于田；还有一个精干团“经德钦、科麦溯雅鲁藏布江西进，策应与支援第18 军解决西藏问题。”有这等阵势，进军西藏的“兵”虽不多，“力”却不小。
邓宁可把大部队摆在外围，而让进藏部队尽量少些，是为争取政治解决考虑，同时又能应付任何大的军事行动，以求万无一失。
军事只作后盾，政治还是先行。邓指示进藏部队成立“政策研究室”，专门研究进军西藏的政策问题。他告诫进藏部队：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去把西藏的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他还指示起草“进军守则”，要求进藏部队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进藏部队即使在风雪中行军，也只能住帐蓬而不得住进寺庙，不经同意不能住进民房，真正做到秋毫无犯。据说后来有一位战士在进军途中对横在路上的老鹰踢了一脚，即按不尊重藏胞风俗、违反民族政策和军纪而被罚以警告处分。此类严格要求使进藏部队在藏民中赢得了“薪汉人”、“菩萨兵”的称誉。
宗教是西藏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政治解决成败的关键。邓多次训导进藏部队要切实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僧俗人民的宗教信仰。后来当先头部队准备进入拉萨时，邓亲往交待，到了拉萨后，会见达赖喇嘛时，如果他提出要摸顶，可以不受我军纪律的约束，让他摸去，还要代表官兵向他赠送礼品。
1950 年2 月25 日，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以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根据这一指示，邓果断地把解放西藏的筹码拔到和平的天平上。他亲自拟定10 项政策，作为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的条件，其主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17 条协议，就是在这10 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有趣的是，这些政策的若干内容与80 年代邓解决台湾、香港问题的政策有颇多相似之处。
这10 项政策充分考虑到了西藏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照顾到了各阶层的利益。有的藏族代表人士看到后竟觉得这些政策太宽了些。邓说：“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你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邓选》IP.163）
为了防止进藏部队带着阶级斗争的框框，看不惯西藏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剥削，犯急性病，违犯政策，邓提醒官兵，到这类问题，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是什么阶级觉悟问题，“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邓选》IP.164）
派谁去当和平使者？西北局先后派出两批，一批被限令离境，一批遭到扣押。西南局有位很理想的人选，即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在长征途中结识的藏族朋友、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当格达请命前往拉萨劝和时，邓赞扬他的爱国精神可佳，但告知他拉萨形势比较复杂，劝他暂不要前去。
无奈格达活佛去意更坚，邓只好尊重他的意愿，并即修书一封，请格达活佛转告达赖喇嘛，表明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统一祖国的决策之英明和诚意。可惜格达活佛和平使命未完便在昌都遇到暗害。邓深表痛切，为其召开追悼大会，送挽词称格达活佛“光荣殉国，永垂不朽。”为表其不朽，如今甘孜立起一尊朱总司令和格达活佛联谊塑像。
劝和不成，先礼后兵。政治先行有时还得军事开始。以摄政达扎为首的噶渡当局挟持14 世达赖逃到亚东，企图把达赖带到国外，并调集一半以上的藏军，约9 个代本（相当于团），加上3000 多民兵，布防在昌都以东的金沙江一带及昌都附近地区，想以武力抵挡解放军和平进藏。在这种情况下，邓决定以打促谈，给西藏当局一点厉害，叫他知道王师不可阻挡，打不如谈。
仗打得非常漂亮。刘邓只以少量部队正面佯攻，吸引敌人，而用主力部队从昌都南北两方实行深度迂回包抄。经过20 大战斗，歼灭藏军6 个代本的全部、3 个代本的一部，争取一个代本起义，共歼敌5700 余人，消灭了藏军的主力部队，一举解放昌都，打开了进藏的门户。
在强大的军事攻势下，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过去久被压抑的爱国力量（班禅派）得到发展，更加坚定；而亲帝分裂分子（达赖派）受到沉重打击，开始动摇。昌都大捷后，进军西藏又回到和平筹码上，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当局迅速派代表来京谈判，同时表示在谈判协议达成前暂不进军拉萨。进驻昌都的部队和工作人员根据邓的指示大力开展统战宣传，以实际行动影响藏民，周恩来通过印度给西藏地方政府做工作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进一步分化。呵沛·阿旺晋美和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的一些官员，两次上书达赖喇嘛力主和平谈判。在各方压力下，达赖喇嘛被迫面对现实，派出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出面议和。
阿沛一行到达重庆后，受到西南党政军领导的热情接待。邓高度赞扬阿沛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作出历史性选择，向他们讲解和平解放西藏的10 大政策：争取达赖从亚东回来对和平进军的好处，一再坦诚地表示这些政策是要认真执行的，希望他们消除隔阂和猜疑，力促和谈成功。
1951 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7 月份人民解放军分多路向拉萨进发，10 月9 日先遣部队到拉萨，10 月26 日主力部队开进拉萨城。邓不负重托，胜利完成了进军西藏的历史任务。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管治西藏这块特殊的地区。1952 年邓调到中央工作，仍时刻关注西藏问题，“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派不派干部？派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少而精。”（《邓选》IP.166）他告诉张国华，每县至多派五六名去培养藏族干部，了解情况，做好团结工作。驻藏机构要力求简便，工作方式多用口头，少用公文。各级机关都要吸收藏族干部参加工作。
培养藏族干部采取三条途径，一是从苦大仇深的农奴中物色一些干部苗子就地锻炼培养，二是在陕西咸阳创办西藏公学专门培训，三是保送一批优秀藏族青年到成都、北京的民族学院深造。这些作法中蕴含着一个“藏人治藏”的谋略。
进军西藏的最终目标是要对西藏进行民主政策。邓深知这个问题太敏感了，“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根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政策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邓说在这个问题上“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邓选》IP.164）
1956 年大陆其他省份争先恐后地跨入了社会主义，西藏的民主政策还搞不搞？和平解放西藏的条款中有几个“不予改变”，现在要改，关系到大局的稳定。邓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多次慎重讨论这个问题，认为西藏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确定6 年不改的期限。针对西藏干部围绕政策出现的意见分歧，邓明示：西藏今后6 年不改是肯定的，西藏的人员、机构、事业、财政要大下马，下马越快越好，人员内调越快越好。
这种收缩方针是考虑到西藏地方政府不愿意改变现状，并且已有一些地区发生排除汉人的叛乱。叛乱既已发生，就要作出应变决策。针对初期的局部叛乱，邓指示：“西藏当局万变不离其宗，现在不要发动群众，只搞整顿队伍，交朋友和学习。在社会上也不要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西康叛乱武装来西藏，除噶厦自己外，我们不派人去打”。进藏部队遵照指示尽量收缩到交通线和点上，有的调回内地。
叛乱分子错误理解了邓的克制和忍让，他们得寸进尺，使叛乱不断升级，到1958 年演变成一场全局性武装叛乱。这时邓向张国华交待策略：叛匪威胁党政机关和主要交通就打，有把握就打，没有把握就不打。交通要保护起来，双管齐下，先从交通要道把自己的命保住。6 年不改，但出了乱子由他们负责。
几天后，张国华等人准备回藏部署军事，邓又一次向其面授机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如威胁交通有把握就打。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拿上去，还有4 年多时间，长的很。”
收缩是为了赢得主动，政治上的主动，以退为进。不久，邓对西藏问题作出重要批示：六年不改，收缩方针没有变化，收是对头的，他的统治者要变是另一回事，与我无关，他们要变，我们就发动群众。和平改革的方针是不会变的，但完全用和平的方法是不会的，我们要作准备。
收缩退让到了1959 年初，叛乱武装向进藏部队发起全面进攻。6 年期限还没到，但人已开始犯我，证明西藏反动当局已撕毁了和平协议，现在该由他们负责了。于是从3 月20 日起，收缩到交通点上的驻藏部队从拉萨开始进行全面的平叛斗争。
这下子改革问题也好办了，平叛部队遵照指示一边平叛一边改革，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摧毁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
到1962 年3 月，正好6 年期满，西藏境内的武装叛乱全部被平息，与此同时，一个僧侣贵族专制的时代在西藏高原永远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当年跟随邓小平进军西藏的阴法唐将军回忆说：虽然岁月已远，沧桑巨变，许多历史往事正渐被淡忘，但是邓小平同志为和平解放西藏、平息西藏叛乱，完成民主改革等所建立的功勋和作出的特殊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世界屋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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