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治理军队碰到一个特殊任务：“消肿”。这不是一般的扩军、练兵问题。军队得了“肥胖症”，需要动大手术。
1975 年邓着手整顿军队时，就提出要整掉5 个字，第一个字就是“肿”。结果被迫中断，延误了几年，肿得更大。军队机关膨胀，人数增多，特别是干部太多。
这不是军队强大的表现，而是一种潜在的危险。邓一针见血：军队如此臃肿不堪，“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邓选》ⅢP.248）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指挥能力和工作效率，非“消肿”不可。
此外还有两个问题：军队臃肿，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势必影响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军费开支有限的条件下，军队人员过多，把很多钱花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又妨碍了军队装备的现代化。邓希望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
“总之，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邓选》ⅢP.249）
怎样“消肿”？必须对症下药。
军队是怎样肿起来的？同国家体制方面的病根一样，都出自官本位制：官职是衡量功绩、资历的唯一尺度，当官是获得地位、待遇的唯一途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官的份量更大。看看肿在哪里就知道了。尽管中国部队这样大，但连队并不充实，而各级机关却十分庞大，臃肿的情况很严重。机关臃肿又是菩萨太多的缘故，有什么团职保密员，营级打字员，机关焉能不肿？肿就肿在机关和军官上。西方国家官兵比例保持在1∶10 左右主要做法是精简机关，限定副职数额，实行文职人员制，大量使用军士，士官数量占30％以上，有功劳的可以晋级，但不一定要升官当权。邓提出“消肿”主要做两件事，就机构说主要是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大军区、省军区的机关。就人头说，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
这就涉及到法制。“要消肿，不改革法制不行”。“法制改革，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邓选》ⅡP.251）体改包括：县市人武部划归地方建制；铁道兵并入铁道部；基建工程兵撤销；炮兵、装甲兵和工程兵司令部分别改为总参谋部下属的业务部门；实行文职官员制，将一些军队工作人员，如军队院校的教员，军队医院的医生改为文职人员、雇佣人员，不穿军服；实行士官制度以调整官兵比例，等等。
“消肿”除了改制，还要建制。没有制度作保障，前面消后面又肿。首先是科学制定和严格执行编制。国外视军队编制法律，例如美国的军队哪怕是增减一个营，也需要国会批准；日本1983 年通过的“防卫厅设置法”，规定三军总数为272162 人，增减1 人都经国会重新立法。中国过去则视编制为儿戏，“文革”期间军队中有难以数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目繁多的“首长办”，同时有随意使用的公勤人员，轻率实施的“工政兵”，都是无视编制的结果。邓强调“编制要严格”，“要切实遵守”，“编制就是法律”。规定配一个秘书，就不要用多了，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这些都要制度化。制度化后，编制就不会臃肿。
多出的人消到哪里去？要真是减“兵”那好办，哪来哪去，复员就是了。难就难在干部，多出几十万，又不能“削职为民”，怎么安置？唯一的办法是转业，消化到社会上去。但又不能甩包袱，因为社会上其他行业也肿得厉害。邓知道有些军队干部转到地方后不太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不懂行。军队干部的专业是政治和军事，到地方后军事用不上，只有搞政治，到党政部门继续当官。这岂不是拆东庙盖西庙，加剧地方党政机构的臃肿？地方上需要的不是官，而是各类专业人员，如警察、律师、审判员、中小学教员，各方面的管理人员。邓建议根据社会需要，按专业办一些训练班或速成学校，对要转业的干部进行专业培训，转到哪一行就学哪一行的业务，学上半年、一年或一年半，变成地方可用的内行，用这个办法解决消肿后的干部安排问题。
但是有些老干部，创建共和国的有功之臣，就不好让其转业了。邓想了另一个办法，像党政部门消肿一样，设立顾问制，让这些人当顾问，待遇不变，但位子让出来。只是工作不需要，并不是降格处理。顾问也有权，但只是建议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实际上是把他们养起来，待遇“释兵权”。
“消肿”的长远之计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美国每年都有10％军官退役，常去常新，三四十岁的将军不足为奇。中国没有军官退役制，活到老，干到老，党政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年龄老化，领导班子缺乏活力，领导机构臃肿不堪。解决起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处理，处理不下去。好不容易处理下去了，过不久又会肿起来。有了机构编制，限定人数，再加上退役制度，到了年龄自动离去，这样才能根除臃肿症。
“‘消肿‘也有利于我们干部的更新“。（《邓选》Ⅲ.P250）这是邓公“消肿“谋略最为精到之处，原来之所以肿，是因为老干部挡了路，年轻人上不来；上来一点，就会肿得更厉害。现在正好通过“消肿”，让那些不称职、没受都育和年纪大的军官退下去，乘机把新生力量提拔上来。这样一举两得。既“消肿”又“输血”，“消肿”后就不只是缩小了块头，还提高了战斗力，使军队变得更精干。
邓小平的精兵之道到1985 年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这年6 月，他主持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在两年内裁减军队员额100 万。
结果，全国11 大军区减少了4 个，军级单位减少了31 个，师团单位减少了4054 个。全军共裁减干部45 万，三总部机关人员减少了近一半。兵员总额几乎裁减了1/3，从420 万减到300 多万。这个数字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3％，略大于日本（0.27％），居世界第6 位，绝对数远小于当时的苏军（511 万）。
有国不能无防。军队总数的多寡总是与国际形势的紧张程度成正比的。邓公裁军100 万的谋略是基于80 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考虑。可是，如果国际形势重又紧张起来怎么办？邓说：“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邓选》ⅢP.126）何以战争的可能性越大越需要裁军：这涉及到治军的指导思想。
过去在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认为军队人数越多越好，讲究人海战术，以人多数取胜。邓小平认识到“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时代已经过去。应付现代战争，兵贵于精而不在于多。军队像过去那样臃肿庞大，相处都困难，更不要说打仗了。和平时期常备军建设只能走精兵之路，兵太多势必制约国民经济发展，而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又会影响军队建设，影响国家战略水平的提高。
邓的裁军可以做到三个效果：国家可以把人力物力集中到四化建设和经济改革中去；军队可以把更多国防经费用于改善武器装备；通过强化军队的
教育训练提高现有官兵的战斗力，被提到战略高度。一些西方军事专家也看到，中国裁军100 万，不仅没有影响中国的防御能力，反而使人民解放军变成了一支可信赖的威慑力量。
苏联红军在本世纪20 年代进行大量裁减时，裁得几近瓦解。美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因为裁减被削弱到几乎毫无战斗力的程度。邓的裁军相反，“减少100 万，实际上并不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邓选》ⅢP.126）一个越裁越弱，一个越裁越强，诀窍在于怎么裁法。
第一，裁减不是随便地去掉一部分，而经过了精心选择。被裁的大多为非战斗人员，年迈无能、无法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军官，边防作战部队是最不可能裁减的。将担负内卫和守护任务的部队，县市人武部门、铁道兵、工程建筑部队等非战斗部队移交政府部门领导，只是使真正的军队轻了装，变得更精干。
第二，裁减不是单纯地减少数量，还伴随着结构的调整。大军区减并后，缩小了总部的指挥幅度，同时增大了有关军区的战略纵深，提高了战区的战争潜力；陆军和野战军改编的集团军，大幅度地提高了部队的合成化程度，增强了独立作战的能力。作战部队中增加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等特种兵的编制单位，更好地适应了现代战争的要求，提高了实战能力。
第三，裁减不是简单地把多余部分去掉了事，同时还植入了新生力量。一出一进，两道手脚一齐走。几十万年迈体弱、不称职、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干部通过离休或转业退出各级领导班子，与此同时，一大批年富力强、专业和文化水平较高的新军官大踏步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出和进，邓强调要把进放在首位，而进，最关键的是要选比较年轻的。三总部领导班子的人数比原来减少了近1/4，但出现了40 多岁的总政副主任和副总参谋长。大军区的领导班于比原来减少了一半，结果平均年龄下降38 岁。
军队的战斗力主要不取决于兵员数量，而取决于官兵素质，组织结构和武器装备。邓正是掌握了军队的有效参数，他的裁减叫“淘汰”似更合适；去掉了多余的甚至有害的部分，同时输入了生机和活力；从数量上看是压缩了，从质量和效果上说是增强了。这种裁军，是精兵之道，强军之策。所以当两个超级大国为裁军谈判讨价还价时，中国却单方面地自动地裁军100万，比谁都干脆。邓说，这是中国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是中国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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