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6 月，邓小平向军队的同志讲解四个现代化的关系，要求军队忍耐几年，硬着头皮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此所谓忍耐，就是要削减军费开支。1971 年中国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4％， 1985 年压缩到7.5％。
减少军费很可能会在军队中引起抱怨。美国战略学家约翰·科林斯说：“国家安全利益对财力、人力、物力的需求，不可避免地要同国内外的其它需求愿望相冲突。”“如何最有效地分配经济这块馅饼，一直是、而且永远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把经济这块馅饼做得大一些。日本的军费支出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小于中国，但是它只要稍微突破1％，其绝对值就是中国的5 至6 倍。中国1992 年全年的军事费用，还不足买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提高到15％或者20％又能解决多大问题？所以邓说：“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邓选》ⅢP.128）
邓看到：目前，正因为馅饼太小了，把有限的财力用于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才显得更为重要。国家的安全保障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二战中，一名日军少将临死前反省说：日本初战胜利后，就被美国的物质力量压倒了。德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也承认：德国之失败，首先败于经济战。苏联六七十年代之所以能同美国争夺全球霸权，就因为它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美国。同样的道理， 80 年代苏联衰落也是因为经济跟不上。
保罗·肯尼迪说：“把国防开支放在次要的地位，是中国全力发展经济的决心的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它与苏联拼命追求军事安全的思想以及里根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武装部队建设的许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许多分析家认为，依据中国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在国防上花费比目前更多一些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没有这样做。这反映了北京这样的信念：只有在目前的产值和财富翻了几番之后，长期的安全才有保障。
邓确实是这样考虑的。80 年代中期，东西关系开始缓和，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苏联的明显衰落为中国解除了边防压力，中国正应该趁这样的机会，集中财力物力加快经济建设，增强国力，为21 世纪打下基础。“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邓选》ⅢP.129）“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邓选》ⅢP.99）..
一家西方杂志评析邓的忍耐谋略说：对于（中国的）军队来说，他们以极大的忍耐来渡过经济改革的全过程，是会得到报偿的。这就是，如果邓先生的经济总体发展计划能够顺利完成，中国的生产总值能够按计划于1980到2000 年间增长4 倍，那么在10 到15 年的时间内，民用经济将能够积蓄足够力量，全力推动军事部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到那时，中国的邻国和大国就真的要好好考虑中国的军队了。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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