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邓小平向中顾委的老同志公开他的工作方法，那就是尽量少做工作。
少做工作对一般人来说，那是什么工作方法，简直是消极怠工或偷懒。然而对邓来说，少做工作妙处无穷，他自己就举出两点：
妙处之一是可以使自己多活几岁。这是典型的邓小平式幽默，多活几岁是国家稳定的需要，也是他本人的愿望。
第二个好处是有利于年轻一代的成长。这一点对处在顾问位置上的老同志倒是有普遍意义。邓曾告诫当顾问不要干预、妨碍一线上年轻同志的工作。老同志的特点是牌子硬，威信高，邓就更不用说。他要是工作太多，事必躬亲，旁边的人就无法放开手脚独立地开展工作，妨碍底下人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并养成依赖习惯，难于独当一面。相反，自己少管事，放手让年轻一点的人干，年轻人精力充沛，头脑灵活，工作会做得更好。
建国初周恩来曾对邓小平和刘伯承两人工作方法的特点作过评估，说邓是“举重若轻”，刘是“举轻若重”。一位老干部十分感叹地说：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开手。就真能放手不管交别人管，周不得不承认邓是举重若轻的“帅才”，而他自己只是事必躬亲的“相才”。
80 年代邓成为中国最高决策者后，他那“粗线条”的领导风格更加突出，他一向只管大政方针，掌握改革的航向，以及必要时作些重大决策。至于日常的具体工作，详细政策的规则、实施、监督和评价，他都交给其他人，放手让年轻一些的下属去办。
少做工作有一种危险：容易导致大权旁落。毛泽东60 年代退居二线后就有过此种感觉。可是邓没有遇到这种危险，他管事很少又能控制局面。其中的秘诀在于邓牢牢地掌握了组织路线：那些具体管事的人都是他亲手扶上去的。当然，自己选的人不一定都能听自己的。问题是这些人在年龄上都是晚辈。中国政策运作的特点是资格越老威望越高。在老同志还在的情况下，年轻一代遇到重大问题没有主心骨，都不由自主地把最终裁决权留给老一代。可是老一代在体制改革的大潮中陆续被邓劝退了。邓本人也在退，不过中国需要他掌舵以及监督权力的交替，所以他之退是最后的一个。邓深知改革的主要阻力不在年轻一代，年轻一代构成不了对老一代的威胁，能够构成威胁的是同他一样的老资格。所以在老同志都退下之后，邓即使站在旁边也是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从容不迫地与他的年轻支持者共同分享领导层的决策权。尽管他形式上没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年轻一代还是乐意把他放在最高决策者的位置上，让他对所有重大问题做最后仲裁。一些重大决策不是他要不要管的问题，而是别人非要他管不可，因此邓管得少而又管得住、管得好。
由此看来，尽量少做工作的好处远不止以上两点，至少还可以补充两点：
少做工作反而有作为。政治业绩并不取决于管事之多少，历史上躬身庶务的当权者多不是很有作为的政治家。邓只管大事，不为庶务左右，这种比较超然的领导方式有利于他高瞻远瞩，统筹全局，而且为他留出大部分时间考虑战略、人事、改革目标、机构调整以及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等等，收到“无为而治”之效。
一般的人只知揽权却不知权力是与责任连在一起的；只知争功，却不知功劳是与错误并生的。什么都管的人，必须对什么都负责任，这样管得好功劳全是他的，一旦出了差错，他也脱不开干系。这就是多做工作多犯错误，少做工作少犯错误的原理。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大试验，风险很大，随时有可能翻船，一有失误就会招来反对势力的攻击。邓如果把什么都兜起来，很可能他招架得住1986，抵挡不住1989。相反，他只管大政方针而不问具体工作，这样就可以避开许多攻击矛头，跳出冲突漩涡，以比较超然的姿态，一会儿左右开弓，一会儿居中调节，在改革风浪中进退、伸缩自如。
当然，邓不可能像汉高祖的谋臣张良那样，功成名就以后就飘然离去，不问世事。邓之少做工作，只是尽量而已，不是一点不管，比如，发现改革有了干扰，他就要出来排除一下，人们的思想有了束缚，他就要帮助解放一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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