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9 月，邓小平决定退掉他最后一项职务，以便从政治舞台上慢慢消失掉。在对新一代领导人作政治交待时，邓还对自己的后事做了交待。退的方式越简单越好，不要来一番歌功颂德，死后丧事也要从简。“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人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邓选》ⅢP.317）
人们只知道这是谦虚，而不知道这是智慧，并且是典型的东方智慧，是做人的诀窍，也是为君子之道。阿拉伯谚语说，一棵树上的果子越多，拿石头去打的人就越多。中国则有皎皎者易污，巧峣峣者易折，树大招风，佛人难做之类说法。在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度里，人民是容不得他们所崇拜的英雄有半点过失的。邓知道他做不起这样的英雄。他坦率地承认自己革命几十年，功劳是有一些，但也有不少缺点、错误。邓不相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完人、圣人。毛泽东，他的基本评价是三七开。至于自己，他说有四六开就满足了。个人都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因此过分夸张只会成为漫画式的人物，反而对自我形象不利。
此外，邓还虑及到个人名望太重对国家、集体、大众不利。悉尼、胡克曾提醒人们要提防历史中的英雄。英雄的地位太高会淹没大众，掩盖组织，祸及国家。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在《伽里略传》一剧中设计了两句有名的道白：一句出自伽里略的一个门徒之口：“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多么不幸啊！”另一句是伽里略本人的回答：“不！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呀！”毛泽东虽然也知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但他晚年却欣然接受了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结果造成灾难性后果。在历史从英雄时代走向民主时代之际，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邓不想做毛主席之二。对英雄崇拜他一向持反对态度，因为他发现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之上是很危险的。他多次拒绝外国人要他写自传的要求，也反对过分宣传他的作用，更不搞什么“为尊者讳”之类的东西。虽然他很讲究业绩、使命、作为之类，但他不愿过分突出自己，而倾向于把自己放在一个集体中。例如他从不追求形式上的“第一”，而宁可把自己摆在一个比较适中的位置。他系统纠正了毛晚年的错误，开创了人民共和国的中兴局面，但他仍然不忘把自己摆在毛泽东后面。仅仅根据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断言：邓的历史形象将有可能超过毛泽东。当然这取决于国民的欣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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