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年9 月5 日，邓小平对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吐露心曲，说他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消失掉。
历来的统治者都希望自己在政治舞台上“长命百岁”。邓为何希望自己消失？
名誉太高对自己是个负担，只是考虑之一。更重要的是邓认识到，他的份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
早在1984 年邓就要求不要宣扬他起的作用有什么了不起。他说这不是什么谦虚，而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1989 年，他注意到香港传说他被刺了，病危了等等，结果引起股市波动。还有许多国家都把对华政策放在他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了上面。这样的威望很容易使人陶醉，邓却深感不安。他清醒地意识到，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之上是很不正常，也是很危险的。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不出事便罢，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他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哪一天他不在了，中国像丢了魂似的；或者对外形成一种印象：邓某人不在，中国的政策就会变。那将是个人和国家的双重悲剧。邓觉得他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要设法避免之。
避免的办法就是趁着自己还健康的时候从权力舞台退下来。然而在一个人治传统甚深的国家，一个人要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追下来，并不比爬上顶峰更容易。邓想退的诚意是不用怀疑的，可每次总有点什么因素说别人退可以他不能退。他发现自己亦处于一种尴尬状态：一方面从废除终身制说，他应该身体力行，先退一步；另一方面他必须最后一个退，以便监督这场权力交替，在新旧体制转型中起平衡稳定作用。1980 年法拉奇问他准备什么时候退，他允期1985 年。邓设想到1985 年新老交替基本完成，他再没有必要呆在台上。可事实不然。到1986 年，已经晚了一年，华莱士又问他什么时候退，他允诺明年十三大。邓发现人们对他的进退问题太关注了，有的希望他早退，以成就退体制；有的说他不能退，中国仍然需要他掌舵，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于是在十三大上，他来个折中——“半退”：退出中央委员会，只当军委主席，坚持不过问日常工作，以便逐渐消失，过渡到全退。
“半退”后不久，突尼斯传来政变消息：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终身总统布尔吉巴于1987 年11 月7 日被人毫不客气地轰下了台，据说那几天邓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以及各方的反映，心情很不平静。他从布尔吉巴的遭遇中得出一条教训：“老人政治”搞不得！吉氏在突尼斯威望一直很高，但他一直不安排好后事，结果让人安排了他的后事。邓的做法当然明智得多，从1980 年开始就在精心安排后事。只是到现在还没有安排好，还没有完全退下来，这使他焦急。
什么时候全退？根据布尔吉巴的教训，邓希望至少要在脑子糊涂前退下来，免得将来糊涂，犯下错误，结果像布尔吉巴那样被人清除掉。邓能说出这样的话，证明他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比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领袖都清醒。
当然，最好是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退下来。这样，有足够的精力安排交接事宜，有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而且，退了以后，确实不做事，人又健在，还可以起到一些稳定人心的作用。
在人还在的情况下，最终决定他能否退下去的因素是现行政策能否在他不管的情况下照行不误。不需要他管，又能照行不误，他才可以放心地退去，将个人影响悄悄消失到历史背景中去。如果人还活着，看见出了偏差，他能不管吗？
“半退”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还不放心。作为一种过渡形式，邓坚持不过问日常工作，但是像“89 风波”那样的大事他不能不管，不管不行。邓说过：那场风波迟早要来，而早来比迟来好，好就好在有他们老同志在，才能够顶住，不然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这一管，全退的计划又得重新考虑。事件发生后，邓考虑马上退还不行。但是要想等到一个什么合适的时候再退又很难。再不退就很难保证在脑子糊涂前退下来。因此事后三个月，邓看到政局平静下来了，遂下定决心，趁此时机，赶紧从舞台上消失掉。
这一次是全退，邓希望新的领导班子不要再给他安个什么头衔，或再宣布他起一个什么作用，他不想再起作用了。当然，他表示，如果有什么事去找他，他不会拒绝，还可以在旁边帮帮忙，但不能像过去那样。
邓决心从此“断奶”，不再过问，不再干涉。可是到了90 年代初，经济滑坡，政策受阻，左的东西重新回潮，眼看有失机的危险，能不管吗？邓又出去管了一下，发表南巡谈话。原来以为他消失了，这一下又成了万众注目的中心。不过，邓似乎做了“最后一次”的打算，他把要说的话都说透，把要办的事（主要是人事）都办妥，力争100 年不动摇。形成“十四大”新局面。
100 年不敢说，但至少此后两三年，邓没有去管，一切都还如意。这就行了，不用他亲自去管，又能按他的方针办，这就等于使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悄悄消失掉了，溶进了历史惯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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