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用来巩固党内团结和统一的法宝是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两条路线，毛泽东自然代表正确的那一条，如果你不想滑到错误路线上去，只有一条路可走：事事赞成毛泽东（不搞修正主义），处处以毛为中心（不搞分裂），一切都向毛公开（不搞阴谋诡计）。路线斗争没有调和余地，一旦沾上错误路线，政治前途就算完了；错误路线的头子，很难逃脱身败名裂的下场。“四人帮”深谙此道，堪称制造路线斗争的高手。例如，文革后期，他们为了打倒周恩来，就千方百计把周和毛的细小差异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上扯。他们深知，只要把周总理装进路线斗争的魔匣，无论他多么劳苦功高、忠心耿耿，都逃不出被打倒的厄运。
80 年代初，邓小平在系统梳理党史上的是是非非时，遇到一个问题：过去的许多问题用“路线斗争”不好解释。首先是彭德怀和刘少奇代表的两次路线斗争显然不能成立，拨乱反正要求把过去对他们的结论从根本上推翻。如果按照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彭、刘是正确的，那么谁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呢？刘那一次尚可推到林彪头上，彭那一次一推就推到了毛泽东身上了。文化大革命更是一次全局性错误，怎么证明毛一生的功绩远远大于错误？此外，错误路线统治这么多年，那党的领导跑到哪里去了？其他几个不必要翻案的人物用路线斗争去套也很勉强。高饶问题邓最清楚：“高岗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在邓看来，高岗、张国焘，还有林彪、“四人帮”，都是搞阴谋诡计的。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也没有说中，罗是分裂党，另立中央。瞿秋白的错误只有三个月，李立三不到半年。除了陈独秀和王明，邓觉得其他几次斗争叫路线斗争都不准确。因此他主张放弃路线斗争的模式，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按它的实质分析，犯了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路线斗争不仅仅是提法不准确，还带来一系列后果。两条路线斗争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模式，它把党内的各种意见简单地分为两种：正确与错误，迫使全党同志进行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谁愿意选择错误路线？于是在党内只能听到一种永远正确的声音，发出这个声音的人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不会有反对意见。不要说反对意见，就是不同的意见，也没有存在的余地。因为在两极化模式中，“不同的”就是“相反的”。著名的“上纲上线”也是由此来的。一句话、一个看法，一条意见，只要与正确路线的代表者稍有不同，按非此即彼的逻辑，很容易上升到路线高度，发起一场批判错误路线的政治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什么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哪有真正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哪有不产生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的？一搞路线斗争，就是伤害许多人，很少有不扩大化的，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冤错假案？邓本人就深受其害。文革中复出后他不就是把毛泽东的三条指示的关系实事求是地变通了一下吗？从他后来改革开放的整个实践看，他也没有超出“三项指示”的范围，只是实施方法不同。可就是因为这点不同，他遭到再次被打倒的命运。在邓看来，党内斗争要反对的主要是“宗派”、“分裂”等非组织活动和搞阴谋诡计，至于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什么其他的主义，不过是一些意见分歧。意见当然有正确、错误之分，但正确意见战胜错误意见的方法不是批判。斗争、运动，而应该采取比较明智的办法，说服教育。有理走遍天下，一时说不通也不要紧，允许人看，拿事实说话，最后总会通的。
运动式的路线斗争非扩大化不可。取胜的一方必须把与自己意见相左、站错了队的所有人都清除掉，即使不从组织上清除，也要从精神上来一次人人过关，这就为心术不正的人排斥异己提供了广泛的机会。还必须对失败者的所作所为来一个全盘否定，昨日是功臣，今天成祸首，新老账一起算，每一句话都是反动的，每一个行为都包藏着祸心。每出现一个错误路线的头子，都要来一次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党史得重写一遍，出版物要来一次检查。原来执行的政策更不用说，全部要反其道而行之，以示彻底肃清流毒，批倒批臭。殊不知这样做反而给胜利者自己造成无穷的麻烦。他甚至感到连选个新的政治口号都很困难，因为前任说过的话他不能再说。实在想不出什么新纲领、新口号，不得不重复过去的，也要变个说法。变了以后，又恐人民误以为这是走老路，就搬出一批善长“唯吾变戏法”（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家论证这两个相似的口号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于是造出许多滑稽可笑无聊至极的文字游戏来。除了政治虚伪化，还会导致政策的极端化。因为必须与错误路线“对着干”，从原则上排除了前任政策中的一切合理因素，新政策必须来一个180 度的大转变。极端化肯定要失败，从而成为下一轮斗争中被打倒的对象。这种反复无穷的路线斗争对国家造成的后果，只能是政策不稳、政局不稳，不仅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且一朝君臣一个法，国家大政方针无定则，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翻来夏去，左右折腾，百姓们无所适从，国家则陷入一种周期性震荡中，永无宁日，哪有心思搞建设、干实事？邓执意不搞政治运动，不搞路线斗争，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谋虑。
党内斗争总是有的，但不必用路线斗争的方式去解决。邓对付对立面和反对派的主要办法是从组织和制度上解决问题，把人和规则变过来。执行错误路线的人，如果触犯法律就绳之以法，否则，用不着穷追猛打。人不在其位无法谋其政，有什么路线也不起作用。至于思想上的问题，让正确路线在实践中拿出事实给人们看，自然会变过来，犯不着兴师动众大批一通。这套办法对人的处理来得温和，政策的转变来得平稳。
1978 年底，邓的权力基础刚刚形成，马上宣布全国性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是过去进行路线斗争的主要形式）到此为止。随后邓把“四人帮”交给法律公开审判，而不是交给群众口诛笔伐。“四人帮”所犯罪行均诉诸法律，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搞无原则的上纲或漫画式的批判。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和各地爪牙，着重从组织上洗理，由党委出面，撤职调人，剥夺其权力，而不搞什么群众性大批判运动。这种办法的摧毁力并不比群众运动差，但它显得比较理智，不致助长无政府主义情绪，并有效地避免了扩大化现象。过去发动群众搞路线斗争，美其名曰让群众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增强识别错误路线的能力，提高执行正确路线的觉悟。实际结果恰恰相反，把群众的思想和社会秩序都搞乱了，乱了“敌人”，也乱了自己。
对付凡是派更加平稳、理智。邓逐步剥夺他们的权力，使他们即使在台上也无法起作用，最后被迫下台，下台还给一点面子，让他们自己提出辞呈，然后开个会批准或同意其辞职，一切就告结束了。华国锋在拨乱反正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没有给他加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类帽子（这些帽于是过去每搞倒一个人所必戴的），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更没有搞什么群众性批判运动来批倒批臭，还充分肯定他在粉碎“四人帮”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华从最高权力上走下来时，邓没有痛打落水狗，还把他安排在一个比较无害的职位上，先是政治局委员，后降为中央委员，到现在华还保留着中央委员，邓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表示他对自己的对手多么仁慈，而是因为他觉得政治斗争不一定要搞到你死我活，剥夺权力就行了。路线上的是非要由实践来证明，没有必要大事声讨。邓不相信“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
他的方法相反：立字当头，重在建设，在确立新规则、新观点的过程中，逐步排除错误路线的影响。
邓不搞路线斗争，在处理毛泽东问题上显得更加精明。邓上台后系统纠正毛晚年的错误，他开创的改革路线与传统政策间的差异性，决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次路线斗争，如果按传统方法搞一场路线斗争，那是很有内容的。但那样做的结果将是什么呢？首先，用路线斗争来定义三中全会后的历史性转变。势必要把毛泽东推到对立面上去，那样的话，极有可能的不是毛泽东被全盘否定，而是邓本人被轰下台。第二，即使不下台，由于割掉了共产党领导的传统联系，新政权的合法性很难建立起来，邓会为此弄得焦头烂额，戈尔巴乔夫就是例子。第三，三中全会以后的路线很可能要走向另一极端，无法继承毛泽东时代的合理因素，那么改革必引起社会动荡而又无法控制。邓不搞路线斗争，而采取庄重的“历史决议”方法，避免自己出面，在指出毛晚年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同时，充分肯定毛一生的伟大功绩，然后通过有计划的改革措施去克服毛的错误。结果，他不仅成功地避开了一个个巨大的政治陷饼，而且创造出来的革命性转变远远超出任何一次路线斗争的内容。
对胡耀邦、赵紫阳两人的处理，是邓排除路线斗争方法的最好例证，也可以说是他在新形势下创造出来的新型党内斗争方式的标本。胡、赵都是在反自由化问题上栽跟斗的，两个基本点，他们一手硬一手软，按过去的“上纲”法，完全够“路线错误”。而且胡、赵都是党的一把手，照以前的逻辑，不犯路线错误是扳不倒的。邓却采取极其温和的方式，仅仅是不让他们当总书记，而且不叫“解职”，而叫“辞职”。胡辞总书记后还当政治局委员。赵在动乱中犯了“分裂党的领导”的错误。以前出现这样的错误，在换人的同时，都要批判前任的错误路线。邓不但不让批，还强调原来的路线政策连一个字都不要变，前任的错误后任吸取教训就是了。如果允许批胡、赵二人的“错误路线”，会是什么结果？反政策的势力会乘机进攻、排斥、打击改革势力，最后把矛头对准邓本人。此外，还会失去两件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东西：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局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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