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历来许多革命都是“吃年轻人”。邓小平的革命恰好相反，为的是给年轻人让路——这是一位西方评论家的观感。
“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军队、地方一样，党政策一样。”（《邓选》ⅡP.366）邓这样说，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谋远虑。
邓政权得以确立的基础是“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邓上台后陆续把这批人请了回来。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一代打江山的人搞政治可以，对现代化却有点陌生。他们缺乏领导现代化的专业知识，再说年龄也到了，即使想干精力也不行。老干部无法胜任跨世纪的现代化事业，所以他们回岗后，邓一方面为干部太多面苦恼，另一方面感到干部奇缺；“缺少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邓选》ⅡP.193）
本来，权力的代谢是自然而然的事，老的走了，新的上来，长江后浪推前浪，用不着担心后继乏人。然而邓面临一种特殊情况：“文革”那一代年轻人，程度不同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有的人帮派思想严重，又很会钻营投机。邓充分估计到林江分子东山再起的可能性：“现在我们不是把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好多案都翻过来了吗？如果让那些人来接班、掌权，他们还是要翻了回去的。”（《邓选》ⅡP.194）
这就需要老同志在离开之前，提前安排后事，趁自己还能管事，清除掉文革分子，同时把政治上可靠而又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选拔出来，放到领导岗位上锻炼、培养，亲自看着他们成长，等老同志完全不能理事时再来接替掌权。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保证四化大业后继有人。
邓要求老同志把选好接班人当作第一位的任务，别的事稍差一点没关系，这件事一点马虎不得，不然见马克思交不了账。
有的老同志怕年轻人经验不足，不能胜任。邓说，老干部对现代化中的新问题又有多少经验：不少人二三十岁时就当团长、师长，甚至有当军长的，难道现在的年轻人比过去的年轻人蠢？
还有人嫌年轻人好骄傲。邓对“骄傲”二字有点怀疑。凡是有点干劲、有点能耐的，总是比较自信，有主见，这并不坏。真是有点骄傲的，放到适当的岗位上，他就会自己谦虚起来。
又有人担心年轻人压不住台。邓说，压不住，老同志帮他压嘛。帮助、扶植年轻人是老同志的应有之责。
选人的标准除了年龄，还有两条。第一要有专业知识和事业能力，如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第二要忠于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文革”中受到打击，对林彪、“四人帮”一伙不满，进行过积极或消极抵制的，就是一个政治标准。一度受了欺骗但确已觉悟而又有真才实学的人也可以用。邓特别提醒老干部，不要以是否拥护自己作标准。”林江分子的能耐之一就是会吹、会捧，相当灵活，老同志要当心上当。
邓计划用10 年时间，两个五年计划完成领导班子年轻化。头五年选出5万左右， 50 岁以下的， 40 岁左右的， 40 岁以下的，各有一定比例，形成一个梯级结构。准备过三五年、七八年，逐步输送到省部级领导机构，
表现特别突出的提到中央来。权力移交方式：中下级领导机关直接让年轻人当一、二把手；高级领导机关先让他们当二、三把手，过三、五年再交班，发现选错了人，再换也来得及。头五年省部级领导成员中不同年龄档次各占一定比重。第二个五年做到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超过规定年龄，通盘解决年龄和名额限制问题。
1982 年召开十二大时，政治局势要求邓把一些已平反的老干部选入政治局和其它一些领导机构，同时也有一些年轻人进了这些机构。这是年轻化的第一步，但邓觉得十二大成员年龄还是偏高，因此决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开一次党的代表会议，重点解决年轻化问题。1985 年召开的这次特别会议，有人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权力新陈代谢。131 名老资格领导人退出党的几个主要机构，同时选出179 名新领导人，新增选的中央委员，新上任的部长、省委书记，一般是50 多岁，有的才40 出头，邓说，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1987 年的十三大则是一次换代的大会，领导权转移到长征以后的一代人手中。邓在五年中迈出三大步，成功地实现了领导班子的年轻化。而且这样大的权力转移，没有一个人被杀，没有一个人被抓，基本政策没有剧烈的变化，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大概只有邓小平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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