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下放一策针对权力过分集中。
权力过分集中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造成的。然而克服此弊的办法,除了党政分开,还得有权力下放一着,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党政分开只是权力在党和政府间的重新分配,真正的问题是要把权力在政治(党和政府)与社会(经济组织、人民团体等)之间重新定位,通过纵向分权,使民间社会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这才能达到改革搞活的目的。
纵向分权牵涉到传统体制的中枢神经。中共执政后一次又一次地强调集中统一,很少说要分权,要给被领导对象自主权。上级对下级、领导对群众,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邓举了个“管得太多”的例子: 50年代晋南的领导机关规定农历八月初五棉花扛顶尖,不够尺寸不准打顶尖,干部拿上尺子到地里量着打顶尖,照办了的每亩收棉40 斤,没照办的每亩收棉50 斤。干部们想必是要让顶尖上多结些棉桃,还当先进经验宣传,邓说“这是滥用党的威信”。
权力过分集中,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了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邓认为这是“产生官僚主义”、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权力高度集中还有另一弊害:什么都由上面包起来,地方和企业没有自主权,也就没有责任,搞好搞坏都是上面负责。上面抓住权力不放,下面没有积极性,搞不活,势必大幅度影响经济发展。
放权的总原则,十三大概括成: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由下面决定和执行,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责任只是提出大政方针和进行监督;经营管理权下放到企事业单位,各单位的事各单位自己管,政府的责任只是按照法规政策服务企业并进行监督;群众的事情由群众团体和基层自治组织依法自己去办。
邓要达到提高工作效率、调动积极性和解放生产力三大目的,全赖分权、放权两招。可是政府和企业、国家和社会间的纵向分权要比党政之间横向分权难得多。因为权力有许多用处,有权的人要叫他放弃权力多半等于砸了他的饭碗。所以在体制改革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你在这边把权力往下放,他又在那边千方百计把权力往上收。另一方面,权力下放后,“闯红灯”现象又突出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中央政府权力有失控的危险。因此又觉得不能放得太猛。当然,这符合邓公有放有收的策略,改革的总趋势是放,不过每走一步总得有所放亦有所收。中国的事只能这样波浪式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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