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邓小平作为总书记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邓选》ⅢP.258）
这多少可以解释80 年代初邓的一个观点：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其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关键。
共产党执10 亿生灵之大要，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国家制度的改革当然首先要从自身改起。自己不主动改革，难道要等到别人起来革命不成？
1980 年8 月18 日，邓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那篇著名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该讲话被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邓对他新接手的国家机器进行系统分析，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指出五大弊端：
（1）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在国内事务和国际交往中均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地步的官僚主义现象。（2）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而组织则成为个人工具的家长制作风。（3）权力过分集中，一切权力都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少数人甚至某一个人，上面对下面管得过多，统得过死。（4）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5）形形色色的干部特权现象。邓认为这些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而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重点措施就是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
症状摸准了，至于怎么改，邓好长时间没有理出个头绪来。他只是提出三条检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好不好的标准：（1）经济上有利于迅速发展生产力；（2）政治上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3）组织上有利于选拔、培养优秀人才。
80 年代初，邓认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并在中央一级进行了几项“手术”，如设立中央书记处，废除党的主席一职；解决中央领导兼职、副职过多的问题；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等等，然后，邓一门心思去搞经济改革。
可是到了80 年代中期，邓发现政治体制改革严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无法深入下去，已经取得的成果也难于巩固。1986 年邓在各种公开场合反复议论政体改革的目标和方法问题，到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形成如下改革设想：
第一个目标是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兴利除弊的方法也是三条：（1）党政分开；（2）权力下放；（3）精简机构。
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最容易引起这样的疑虑：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应当强化还是弱化？害怕改革的官僚们经常把此类问题摆到邓面前。邓回答：他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因为只有对上述弊端”进行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
如果一定要说邓的某些改革措施（如反对党干预过多）是“弱化”党的领导，那么邓的谋略则是“如欲强之，必固弱之”。这就是说，邓是想通过改革，主动地纠正党过去所犯的错误并避免将来重犯这些错误，来使党的领导获得新生。没有这些改革，中共很可能会步苏联东欧共产党后尘。
邓用“难以为继”形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党的领导是要坚持的，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这种既坚持又改善（改革）的模式，是邓谋划整个体制改革的思维空间。
问题却在于坚持和改革两个过程不可能分开进行，不能设想先把党的领导改革好了，再来坚持党的领导。两套手续同时进行，意味着邓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党的领导。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越是改革开放，越感到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邓的这种改革必然是自上而下的、自我改良式的，而且必定是渐进式的。如此改革的优点是不致引起社会失控，而其复杂性也是可想而知的。正如费正清所说：“邓现在要走的一条既要扶持首创精神，又要重建党和政府的新路子。他意识到中国的进步必须通过一个有训练的官僚机构，而不能绕过它。这是一种比毛的唯意志论要更切乎实际的看法，但同时也是复杂得多的任务”。（《伟大的中国革命1980—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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