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秋，邓小平正忙于评价毛泽东，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
邓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
差不多同时，邓还在政治扩大会议上提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说，毛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方面的问题，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选》ⅢP.293）
文化大革命要是稍微有一点法度，就不会有发生在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的悲剧。据说刘在遭受批斗时，曾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自己辩护：“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可是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宪法抵挡不了毛泽东发动的群众运动。在刘70岁生日那天，他被”永远开除出党”。1969 年11 月12 日，在曾经流传过包公故事的开封，刘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火化单上，这位主持并参与制定宪法的国家主席，职业一栏上竟填上“无业”二字。
在系统总结文革教训和评价毛晚年的功过时，邓得出一个结论：“制度是决定因素”。（《邓选》ⅢP.273）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邓选》ⅢP.293）
把文革悲剧归咎于“不好的制度”，不仅顺利解决了“总结过去”，特别是评价毛泽东的难题，还引出足以指导未来的革命性结论。邓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谋虑，首先就是从这里开始。1980 年，邓分析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主要弊端，其根子无一不在制度方面，要么是制度不好，要么没有好的制度，或者有了但不健全。例如家长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事实上存在这两种不良制度。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权两弊，过去只看作思想作风问题，邓认为更重要的是制度问题，特权不就是超出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吗？
整人不如改制。从思想作风上解决问题只是治标，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才是治本，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公因此断言：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以至无法回答人们的疑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
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与从思想作风上解决问题，门径不同，方法也各异。邓明确反对用政治运动和革命大批判的方法来解决制度和思想上的问题。理由有四条：（1）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人民，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2）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3）经常搞运动，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4）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解决现行
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
制度上的弊病只有通过制度的改革来治疗。这种只针对制度而不针对人的改革方略，看起来不及群众运动那么激烈、“革命”，实质上却更富有革命性和挑战性，确如评论家称道的，是一种“和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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