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正是“四年三灾”，安徽宿县发生一件奇迹：一位70 高龄的老农，为照顾生肺病的儿子而不能参加集体劳动，当然也就拿不回那份可怜的粮食了。老农不想饿死，也不指望公社的救助，他只是希望公社干部网开一面，准他带着生病的儿子进山区养病同时进行生产自救。一老一病父子两人离开社会主义“大锅饭”，如今是死是活都得自己负责了。老农凭着一把锄头和一支四齿钩，开出16 亩荒地。到年底，他不仅收了口粮、种籽、饲料，还向公社交了1800 斤粮食和养鸡得的60 元钱。他的收获与当年安徽全省粮食欠收、饥荒遍布城乡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这件事启发了当地干部和群众：把田地分到各人负责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摆脱当时的困境。包田到户的呼声响遍安徽。次年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写信给毛泽东，力陈责任田的好处。毛同意试行，但仅试了一年，1962 年春就当“单干风”批了。
安徽责任田的是是非非邓小平全经历了。他就是因为提出“猫论”为包产到户辩护而与毛泽东在怎样搞活社会主义问题上最初发生分歧的。随后邓虽然两次被打倒，但他对责任制的好处始终坚信不疑。他相信责任制能够改变中国的面貌。1978 年邓设计的第一幅改革蓝图中，责任制就占了突出位置。什么政企分开、权力下放、两权分离，在邓看来，都要通过经济责任制这一具体形式来实现。城乡改革千头万绪，邓抓住责任制这条主线，“农村改革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城市改革呢？邓说：“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邓设计的经济责任制的一种责任（应该干什么）、权力（可以干什么）和利益（会得到什么）三者相统一的经济管理形式。在“大锅饭”模式中，也有这三样东西，但是没有统一，没有具体化。邓的责任制把三者捆在一起，并使之具体化，具体到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最终具体到各个人身上。
责任到人，用邓的话说，打屁股必须打到具体人的身上才行。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为什么三个和尚反倒无水吃？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无人负责，每个人都抱着“反正渴死的不是我一人”“何必我辛苦他沾光”“我能挑你为什么不能挑”的态度。邓发现在社会主义的企事业单位和国家党政机关中，无人负责的现象非常严重。名曰集体负责，大家负责，实际上是无人负责。有的人无事干，有的事无人干，人与事不对号，严重影响效率。消灭这种现象的办法就是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实行定任务、定人员。走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也就是“包干”，什么人干什么事以及干多少一一明确起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不依靠，互不推委，使大家都着急，而不是部分人着急，更不是无一着急。
“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各人有各人的责任，各人也有各人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权力和责任的关系就像法律中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我有义务完成你交的任务，但我必须拥有怎样完成任务的权力。如果你规定我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那么做出来的结果如何就应由你负责了，这是大经地义的。但是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中，权力比责任更模糊，常常出现这样的怪现象：
上级出主意却要下级负责任。这是说不通，也是负不了的。邓反复强调要层层扩大自主权就是针对这种现象。他断言：“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邓选》ⅢP. 141）..
责任制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承担一定的责任就有权力得到相应的酬劳，这也是天经地义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邓希望把每个人的劳动所得同其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以解决长期以来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的现象。国家干部，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同样，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也要把他们的能力和贡献反映在技术职称和学术职称上。而且官阶和职级要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至于普通劳动者，更需要把他们所得的物质利益同他们劳动所作的贡献直接挂起勾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有赏有罚，赏罚分明。这样责任制才能落到实处，起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作用。
从领导者、管理者角度看，责任制也可以叫“转移矛盾”：让每个人都着急，都负责任，都承受压力。但负了责、出了力后，多劳多得，好处还是自己的。多干有多干的好处，这种有好处的压力谁不愿干？反过来，领导者们虽然失去了部分权力，但他可以少操心，不必为农民的田里种什么之类事情劳神费力，也划得来。有了全体人民和干部的积极性，多出粮油，多出产品，经济效益提高，国家也不亏。这叫各得其所。
邓首先从农村改革中看到了责任制的效率。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下子就把几亿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很快就改变了农村的面貌。1984 年邓去南方的特区转了转，又发现深圳建设“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邓选》ⅢP.51）两年后他去天津视察又有同感，天津的“中环线搞得这么快”，邓问向他汇报的市领导，“是不是搞了承包？就是要槁改革，搞承包，分段、分级承包，实行责任制”。（《邓选》ⅢP.166）
70 年代末在少数地区萌动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到1983 年初已覆盖了90％以上的农户和土地。1984 年“包”字进城，到1988 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承包面达80％以上，其中大、中型企业达85％以上。在邓的有力推动下，整个中国都“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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