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根据劳动贡献大小把工资差距拉大些；知识分子按能力区分为不同的职级、享受不同的待遇；行政干部的任免升降强调能力和政绩，有能力的上，无能力的下；高校招生择优录取，甚至中小学也鼓励拔尖，搞重点学校、快班慢班，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享受到较好的学习条件..邓小平的这一系列倾斜政策，其谋略意义除了奖勤罚懒，还有一条：扶强不扶弱。
“造物主”把人从能耐上分为强者和弱者，于是有两种不同的逻辑：平均主义和倾斜——优化政策。有人说共产主义是弱者的创造，如果把共产主义解释成平均主义，那确实是对弱者有利的：弱者对社会的贡献没有强者大，但可以获取同强者一样的报酬。这种政策符合中国的传统美德：同情、照顾、优待弱者。但是它使强者吃了亏，形成”鞭打快牛”的机制，强者本来可以跑得快些也不愿快了。弱者只有那么大能力，而强者身上的潜力又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结果是整个社会机能衰竭，效益下降，最后陷入普遍贫弱。
在公平与效益的关系上，邓比较偏爱效益。把工资福利、社会待遇等等向强者一边倾斜，这对于弱者似乎不“公平”，甚至有点残忍，但是它可以有效地调动强者身上的积极性，保证社会的整体效益不受损害。整体效益上去了，反过来弱者也不亏。要亏，只是一种心理感觉：原来大家都一样，现在别人跑到前面去了，出现所谓心理反差。如果你心里不舒服，那就加把劲赶上去，而不能等待别人照顾，指望共别人的产。这样就形成“鞭打慢牛”的机制，人人都有压力，造成你追我赶的局面。此外，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优先满足对社会贡献大的人，也符合经济原则，可以以较小的投入保证社会有效生产力的积极性。
邓似乎觉得社会的分化是保持竞争和活力的必要条件。但中国有个特殊情况：穷人、弱者的比例特别大。这么多人也不能一点不管，否则于政治稳定不利。问题是怎么管。过去的办法是让弱者去共强者的产。事实证明这样作由于牺牲了积极性，会使整个社会越来越弱，强者变弱，弱者更弱。邓解决强弱、贫富矛盾的办法是在不损害强者积极性的前提下，先让强者富起来，使社会总体实力强盛起来，然后抽出部分财力、智力去扶贫，通过强者带动弱者。先扶强，再扶弱，扶弱但不抑强，让强的越来越强，而弱者也跟着相关地富起来。这大概就是邓的“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谋略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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