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是邓公给平均主义分配政策取的雅号。在中国，最早发明“大锅饭”的可能是汉代的张鲁。张鲁设五斗米道教，其中有一项社会措施，叫“置义舍”，即吃饭不要钱。毛泽东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受到张鲁的启示；自此认定吃“大锅饭”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越性。于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又吃企业的”大锅饭”，一直吃了20 多年。
邓断定：“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邓选》ⅢP.157）“大锅饭”有两大坏处：第一，“大锅饭”养懒汉；第二，“大锅饭”越吃越穷。
“大锅饭”的理论根据是堂而皇之的平等原则：大家共一口大锅吃饭，锅里有什么大家就吃什么，谁也不能特殊化，有福共享，有苦同吃。不过，这种“平等”对懒汉有利，是懒汉的逻辑。懒汉什么也不干，也可以吃到人均的一份，而勤劳者干得再多再好，也不过是一份，这算什么平等？平均主义在邓看来是不公平的，因为它规定不等量的劳动可以获得等量的报酬。
打破“大锅饭”的办法就是搞承包，分“锅”吃饭，干多少吃多少，各人自己负责，形成一种竞争机制，调动各人的积极性以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尼克松认为这是“在以贫穷为代价的平均和以不平均为代价的进步之间作出选择”的结果。中国的可耕地仅占世界的6％，而现在却能养活占世界总人数22％的人口。相反，仍在斯大林式集体农庄劳动的苏联农民，却不能提供足够的产品来养活2.5 亿苏联人——听了中国大使官韩叙的这番比较，尼克松相信邓的“小锅饭”（按劳分配）确实比“大锅饭”养的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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