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总方向，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扩大自主权。这同时也是他搞活经济的基本谋略。
三中全会上邓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邓选》ⅢP.135）
管理权限高度集中也有好处，据说好处是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统一安排，搞大规模经济建设。但是建国30 年来充分享受了这些好处后，它的坏处也充分暴露出来，这坏处就是限死了“子系统”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始终表现不出来。
邓的明智之处在于他懂得人民，特别是素以勤劳著称的中国人民，对经济营生之类活动存一种本能的积极性。因此搞好经济搞活企业的根本诀窍不是要给企业拨多少钱财，派多少干部，设多少机构，发多少指示，只需要一个东西，给企业以足够的经营自主权就够了。
自主权的神通在于它可以唤起生产者对其责任和利益的自我意识。生产者有了经营自主权，他就要对自己的经营活动负责任，因为他经营的好坏与他的切身利益相关。有了这种自我意识，生产者就会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用不着外部力量去抓去促去管。
扩大自主权采用的就是这种调动积极性的谋略。邓举例说：“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邓选》ⅢP.136）
邓的办法很快就在农村改革中见了成效。三中全会后，“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邓选》ⅢP.238）邓称农村改革见效之快是他原来没有预想到的。1986 年邓在天津视察时又一次看到了自主权的威力。天津港才下放两年经济效益就显著提高。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邓说：“无非是给了他们权，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ⅢP.166）
针对权力过分集中，邓分三个层次扩大自主权：（1）扩大地方自主权，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2）扩大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调整国家与生产单位的关系，调整各生产单位的积极性；（3）扩大生产者个人的自主权，调整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调动个人的积极性。
生产者（集体和个人）的经营自主权在西方社会的观念中几乎是一项天赋的自然权利。生产者不对自己的生产活动负责并受益谁负责受益？在中国需要发动一场改革来扩大自主权是因为这些权利曾经不适当地集中到国家和代表国家的长官手里。因此扩大自主权意味着通过体制改革进行一次权利再分配。考虑到这件事的艰苦性，邓的扩权运动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
第一步是放宽农村经济政策，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把自主权扩大到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体生产单位。第二步是开始在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中扩权，这一步更复杂，因此又分三步进行：
1979 年7 月，国务院发文对企业的计划权、财务权、销售权。外贸权、劳动权作了相应的扩大。
1984 年5 月，又在生产经营、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采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劳动人事、工资奖励、联合经营等10 个方面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1988 年4 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对企业自主权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其范围和程度基本上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框架的极限。如果这些权利全部到位，将标志着中国的国有企业真正脱离政府部门的超常干涉而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走上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义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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