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公有制部分，又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长期以来搞不活，根本原因不是中国人缺乏经营的积极性，而是政府管得太多、太紧，把企业活活管死了。
人们感到奇怪：为什么要管那么多？少管一点不是更省事吗？
问题要真是这么简单，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简直就没有必要；即使必要，也称不上是一场革命。
管不管，管多少，怎么管，都是体制决定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连最高领导者也没法轻易改变。
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军事体制加上建国后引进的苏联模式，使中国形成一种全能政治，社会生活全面政治化。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政企不分。政府视企业为自己的下属单位，企业生产就像是完成上面下达的政治任务。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上下级间的关系，邓取名为”婆媳”关系。
邓简单勾勒了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特色：机构臃肿，部门林立，层次重叠，手续繁多，效率极低。
机构臃肿到什么程度？据说有的中央部委有上万号人。部门林立，有的省、市党政部门多达上百个。层次重叠，是因为从中央的部委到基层的科室都要——对口。有这么多部门，这么多婆婆，上上下下，条条块块，齐抓共管，企业焉有不死的道理？
婆婆多就要揽权，找事管，找饭吃。你也管，我也管，结果把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都管了起来，都管起来照说企业还省心些。其实不然，企业的物资供应、资金来源、人事进出。产品价格、服务对象，都得由“婆婆”作主、点头。一个部门一枚章，一尊菩萨一笼香，有求于人的企业还不能有丝毫怠慢，不然就卡得你动弹不得。企业的经营活动不是围着市场需要转，而是围着政府主管部门首长的脸色转。这怎么谈得上效率。
企业缺乏活力，没有效益，到底是驴子不走，还是磨盘不转？以前总认为是管理部门管得不够，领导部门抓得不力，典型的说法是”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样子像抓，当然什么也抓不住”。邓的诊断，恰恰是管得太多、太死，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把地方、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给管住了。
“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是为人民去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或者以其各自的能力不能做得很好的事，而对人民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政府不应当干涉”。根据这条法则，托马斯·杰弗逊认为“最少管理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亨利·大卫·索罗补充说：“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管事的政府”。
根本不管恐怕不行，但尽量少管肯定可以，这也符合中国的传统智慧——无为而治。
然而就中国的情况来说，从“管得太多”到“尽量少管”，需要有一场体制上的革命，改革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
邓小平设计的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是要把政企分开（在农村改革中则是政社分设），让企业脱离政府，自我发展；让政府清静无为，洁身自好。
政企分开是双向运动。分不分，怎么分取决于政府。所以首先要求政府自觉、明智一点，知道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不该管的就下放，该管的又要解决好怎么管的问题。
解决“婆婆”揽权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拆庙送神”，精减政府机构和行政人员。少一个部门就少一个章，少一尊菩萨就少一笼香。有人估算，要真正贯彻《企业法》，让企业有独立经营的权力，各级政府至少可以减少30％以上的机构和50％以上的人员。多余的机构，顶好是撤销，撤不掉的也得与行政脱勾，变成经济实体，让它自己管自己去。多余的人员，邓鼓励他们到基层去竞选厂长、经理，显示自己的本领。
剩下那些必要的职能部门也需要转变职能，解决怎么管的问题。邓要求改变过去那种用行政手段直接干涉经济活动的办法；希望各级管理部门学会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有人根据宏观管住、微观放开的原则，研究出政府部门的功能仅限于8 个字：规划、协调、监督，服务。8 个字归根到底都是服务性的，因此有人主张政府职能转换的方向是减少行政功能，增加服务功能。这符合邓“领导就是服务”的思路。
精简政府机构和转变政府职能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所以邓说：“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邓选》ⅢP.193）但不管怎么说，只有把这两件事做好了，企业才能松绑，权力才能下放，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才能理顺。
1984 年国务院迈出第一步，决定机械工业部所属企业全部下放，其它各部门独立的机械工业企业也下放，省和自治区的机械厅、局也不直接管理企业，交通、民航、邮电各部门也陆续缩回了直接管理企业的手，企业开始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经济实体。从1986 年起，逐步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进一步把政企关系由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转变为委托人和承包人的合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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