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搞活的前提是要允许多样性存在。像过去那样，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加上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整个国家相当于一家企业，既无内部竞争又无外部压力，形成一种超稳定结构，当然就谈不上活力和效率。
邓小平搞活经济的谋略分为两类：一是通过扩大自主权和引进竞争机制等办法，从内部搞活公有经济；二是在主体经济外部，允许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合法存在。
第一，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二者的区别仅在于有无雇工和雇工多少）存在；
第二，允许“三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三种形式）存在。
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以公有制为其基本原则之一，为什么允许个体、私营、外资、独资等非公有经济成份存在呢？
邓回答：这是搞活经济的需要，“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邓选》ⅢP.135）允许这些东西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对社会主义有益无害，至少是利大于害。
个体经济至少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虽然（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丢失了这块阵地，但公家不必管这部分人的饭。这些人肥了后，国家还可以收取一些税费。再说社会主义和流通的许多细节也需要这些个体私营经济。不过邓不这样叫，而仍称个体经济。把个体户和资本主义扯在一起还要经过一番逻辑推理：个体与集体相区别，实际是私人，而私字与公字相对立，所以它姓资。出现雇工问题震动可就大了。有些人担心得不得了：这还不是资本主义？主张要动一动。邓的态度是：用不着急于解决，放两年再看；让它经营一段，影响不了大局，伤害不了社会主义；相反，如果一动，就会牵动人心，以为政策变了，没有益处。（《邓选》ⅢP.91）。当然，限制一下还是必要的。于是80 年代中期作出规定：农民和个体户雇工不得超过8 人。但事实上后来私人经济发展起来，雇工人数大增。浙江温州的私人企业尤其多，发展成私营企业的“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照样没有伤害社会主义，还成为许多贫困省份竞相效法的榜样。
容忍“三资企业”就更困难。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邓批评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同外国人合资经营的企业，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也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就是外资部分、外商独资，社会主义也可以从税收和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还可以从中学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中得到信息、打开市场。此外，还可以带动一些为外资服务的行业发展起来，就近办一些对自己有利可图的企业。这样就可以把经济搞活。
非公有经济对社会主义的最大益处是补充了国家的财源。据说改革以来公有经济中的大头——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效益状况一直是三个1/3，即1/3盈利，1/3 保本，1/3 亏损，三者刚好拉平。那么每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源自何处呢？所以邓说：“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邓选》ⅢP.149）
当然，邓知道要保证非公有经济对社会主义有益无害或利大于害，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强而有力。
公有经济占了主体地位（90％以上）非公有经济就只能起补充作用，它们活跃了社会主义经济，但不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会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
“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邓选》ⅢP.373）允许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存在和发展，当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有害的东西。邓不否认这一点，但他相信“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邓选》ⅢP.135）“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邓选》Ⅲ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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