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许多大问题都是从农村找到解决办法的。毛泽东领导的那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50 年代实行”三大改造”，也是先完成农业合作化，迫使城市工商业在很短时间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改革，还是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先行一步，然后才是城市及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
改革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邓说：“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邓选》ⅢP.238）
关于农业的重要性，邓还说过这样的话：“不抓农业，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都好办。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农民的起义和暴动接连不断？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民不聊生。民以食为天，可是到1979 年，中国仍有1/4 的生产队约之亿人口的农村社员人均年收入在40 元以下，每人每天不足0.11 元。邓估计改革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农民的普遍贫困，贫困到不得温饱的地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迫使新一代领导者首先要想办法使农民尽快富起来。农民不富，四个现代化无从谈起。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不可能建立在80％人口贫困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最令人担心的就是这80％的农村人口能不能达到。
当然，邓选择农村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不仅仅是因为农村比城市穷，更需要改革，还因为改革的阻力在农村比在城市要小，换句话说，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要复杂艰难得多。避实击虚，先易后难，逐步推进，这种谋略跟毛泽东当年把革命重心放在农村的考虑很相似。
改革不就是要废除苏联式的计划管理体制吗？苏联模式在农村远不及在城市成功。中国的农业政策受苏联影响不大，即使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也不像苏联的集体农庄那样集中统一。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经营方式有顽强的生命力。尽管批了20 多年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农民发家致富的观念始终没有根绝。因为农民享受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城里人多，农民没有工人手中的“铁饭碗”，农村的“大锅饭”也没有城里的大。农民不得不自负盈亏，他们不可能像国营企业那样依靠国家资助进行蚀本经营，除非是面临饥荒威胁，国家才有所救济。农村的自然经济虽然比城市的计划经济要“落后”一些，但是在朝着市场方向的改革中，农村又比城市显得“先进”。让农民转向市场经济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只要放松一下控制就可以了。可是要把国家包下来的企业和它们的工人推向市场则意味着一场深刻的革命，阻力要大得多。
邓从60 年代初提倡猫论开始就意识到农民中有一种倾向于包产到户、自由市场的积极性，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农民并没有什么优惠，然而首先响应，首先受惠的却是广大农民。当城市改革还处于谨慎的试点阶段，农村改革的飓风已经刮遍了神州大地。农村改革的成就对城市形成无形的压力。丰富多样的农副产品大量涌人城市，使城里人突然感到他们的国家工资不够花了。乡镇企业连续几年以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发展，使城市大中型企业的形象很难堪。面对逐渐富起来的农民，城里人原有的优越感日益消失了。他们感到“兵临城下”，被农村改革浪潮“包围”了。
农村改革的成功证明邓是正确的。反对改革的人渐渐变少了。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整顿，由于农村改革形势的发展，于1981 提前结束。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完成了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大历史转变。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权威已经确立，中国改革的总体蓝图在他心目中也明确起来了。
三中全会只是提出改革开放的大轮廓，具体怎么改怎么放，尚有不少疑点，涉及到社会主义经济主体国营大中型企业时更是如此。农民的一个“包”字提供了许多启示。扩大企业自主权会不会影响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家庭联产承包制把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一分为二，轻易地化解了这个问题。农村的承包制把责、权、利三者结合得很好，城市企业依此办理不就把长期理而不顺的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关系一下子理顺了吗？农民以户为单位联产计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城市企业若这样做，什么“大锅饭”、“铁饭碗”等妨碍积极性的东西不就自动破除了吗？
邓高兴地告诉外宾：”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邓选》ⅢP.238）其实城市改革早在1978 年下半年就开始了试点，在农村改革的鼓舞下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84 年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人们将这一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形象地称作“包字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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