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年代初，面对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难题，邓小平出了个主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生产）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选》ⅢP.305）邓是想为农民时兴的“包产到户”正名，争得合法性。
邓的话没有算数，“包”字在地下苦苦挣扎了20 年，经过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割了一茬又一茬。但到底是农民愿意的东西，野火烧不尽，到70 年代末，春风吹又生。
1978 年寒冬的一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召集18 户农民的户主21 人开会讨论如何生产自救，严队长提出分田到户的主张。那时三中全会的春风还没有吹到凤阳的小岗，“分田”、“包产”之类还属非法之举。21 位农民打心眼里赞同严队长的提议，但是他们无不担心：一旦东窗事发，祸起萧墙，该如何是好？质朴忠厚的庄稼人想出一条善后办法，他们订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党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 岁。”这份契约如今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农村改革起步时的艰难和惶惑。
凤阳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以“凤阳花鼓”驰名。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凤阳花鼓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为此，凤阳人不得不“背起花鼓走他乡”。解放后凤阳人有20 多年时间靠吃救济过日子。文革期间流行一段新编花鼓词：“凤阳地多不打粮，碾子一住就逃荒，只见凤阳女出嫁，不见新娘进凤阳。”有人统计，1978 年初，离乡背井出外谋生的凤阳人约有3 万。小岗是凤阳县最穷的一个生产队，1976 年的粮食收成只有1955 年的1/3。穷则思变，这就是为什么小岗农民甘冒坐牢杀头危险率先分田自救的原因。
在小岗生产队分田到户之前，凤阳县马湖公社试行包产到组，得到当时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有了支柱，凤阳改革的星星之火很快燃遍全县。1979年全县推行包产到组，1980 年进一步实行包产到户。从包到“组”到包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已具雏形，并且一开始就显示了强大威力。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第一年就大见成效，人均收入增长6 倍，粮食产量是过去7 年的总和。凤阳人由离乡背井逃荒谋生变为卖粮难。欢欣鼓舞的农民又来了一段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在安徽风阳试行包产到组的同时，四川省广汉县的农民也行动起来了。广汉也是有名的“三靠县”（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文革后期，外地人花几十斤粮票就可以从那里买来一个大姑娘。广汉的包产到组取得显著成绩，后来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农村改革的先进县份。
然而，安徽、四川两省农民的创举引起北京部分人士的不安。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焦急地说，这是“右倾”，是“同学大寨对着干”。还有人说“包产到户是向公有制开刀，是资本主义复辟”。1979 年3 月15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一封”群众来信”，借群众之口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退回到分田到组，包产到户，顶住不分是对的。9 月28 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还有这样的提法：“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但“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脏水和冷水泼到实行包干到户的干部和群众身上。最早实行包产到户之一的安徽省肥西县县委看到上面的风向不对，准备纠正包产到户。偏偏安徽全省又遇上百年大旱，有人冷潮热讽，有人幸灾乐祸，打算秋后算账。
可是算账派这次失算了。1979 年金秋时节，安徽和四川两省先后传来农业大丰收的喜讯。安徽6 千万亩农田受旱，不少地方人畜饮水都成困难，原估计即使搞好抗旱斗争也要减产50 亿斤粮食。可实际情况却是，全省小麦比历史最高水平增产4 亿多斤，全年粮食产量同正常年份差不多，四川省连续两年共增产粮食103 亿斤。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该是邓小平“算账”的时候了。1980年5 月31 日，邓找来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告诉他们：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他特别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搞了大包干，一年就翻身。
邓不慌不忙地点到正题：“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他论证说“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选》ⅢP.275）
第一，包产到户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第二，发展集体经济首先必须发展生产力。仅此两条，邓就擦掉了人们泼向包产到户的脏水。这年9月，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文件，正式为包产到户定了性，正了名。原来一直观望的省份现在也动了起来。到1983 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93％。随之而来的政社分设，废除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村管理体制。
历史来不得假设。如果邓60 年代初说的话在当时就算了数，80 年代的农村改革也许就根本没有必要。邓承认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发明权属于农民，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给这个难产的“婴儿”领发了一张“准生证”，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国土上的“合法公民”。
总设计师特别关照这个“新生儿”，并以对她寄予莫大希望。从1982年到1986 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用第一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1984 年中央决定将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 年以上。就在这年十月，正式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民发明的“包”字旋风般地吹进城市，中国从此走上了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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