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喻为上台阶，一步一步地往上跳：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槁几年，跳上一个新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抓住时机上台阶强调的是一个速度问题。为什么高速度一定是跳跃式？哈佛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德怀特·H·帕金斯为邓提供了论证：“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工业增长速度波动幅度大是很正常的。70 年代台湾的工业年增长率最低为6.3％（1974 年），最高达25.6％（1976 年）。同一时期，韩国的工业增长率则在11.6％（1970 年）和35.7％（1973 年）之间波动。日本在取得长期的外贸顺差之前的五六十年代，工业繁荣与由外贸逆差引起的短期经济低增长经常交替出现。因此，中国工业发展速度的起伏应视为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①
但是跳跃式发展很容易使人想起50 年代的大跃进。1958 年和1959 年两年大跃进，中国的工业生产提高了110％。结果伤筋动骨，花了三年时间调整才慢慢恢复元气。8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飞跃，1984 年至1988 年5 年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1.7％。结果经济”过热”，花了三年时间搞治理整顿。这两个“飞跃”是否有相似之处？邓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五年的加速发展尽管也带来一些问题，但与大跃进的问题性质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无非是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而所取得的成绩则是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
经济上了新台阶，不错，可是那些“问题”能不能避免掉呢？邓的看法是：对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稳稳，一点问题也不出，要做到四平八稳，一点问题不出，除非不考虑发展速度。可是速度上不去，问题就更大了。
在邓看来，能发展就尽量搞快些，出了问题再整顿，这样比四平八稳、不出问题的低速发展要好。这种谋虑的根据有三条：
第一，出了问题再整，只要这问题没有伤筋动骨，就不会回落到起点上去，而是获得一个新的起点，登上一个新台阶，一起一落不蚀本。
第二，经济上了新台阶，手头上的东西多了，出了问题也好解决。邓断言，如果不是前5 年跳跃一下，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3 年治理整顿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第三，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出大问题。”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邓选》ⅢP.375）而这样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有问题的高速度比没有问题的低速度好，这充分反映了邓的“杀开一条血路”搞现代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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