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蒙在《不争论的智慧》（见《读书》1994 年6 期）中介绍了一则幽默故事：两个人争论一道算术题，一个说四七等于二十八，另一个说四七等于二十七。二人争得不可开交，扭打到公堂，请县官大人裁定。结果县令责打坚持四七二十八的人的屁股，而判定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
这县令真是糊涂官乱断糊涂案，坚持真理的人要打板子，坚持谬误的人则不予追究！可细细品味他的糊涂中仍有几份智慧：与一个认为四七等于二十七的人争得死去活来还不该打吗？即使你是正确的，你坚持四七等于二十八就是了，为什么要去与一个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认真讨论这种本来不讨论也十分明白的问题呢？王蒙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东方式的关于“无”的智慧。
二千多年前中国的大智者老子就说过：“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大下莫能与之争。”这一至真至妙的道理，如今被邓小平发挥成一条重要的治国安邦、推行改革新政的谋略。他说：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部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选》ⅢP.374）
邓公深谙不争论的智慧。
一是争论坏过我们的大事。过去20 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20 年，也是各种争论风起云涌的20 年。从50 年代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大辩论开始，渐渐形成一种作风，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都要来个全民大争论。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其”文斗”的方面说，也是争论。10 亿人民一举一动，一个念头，一句话，都要诉诸主义之争，整个国家着了魔般地陷入争论的旋涡不能自拔。争论的发起者相信真理愈争愈明。可事实恰好相反，愈争，真理和谬误的界线愈模糊，愈颠倒，坚持四七二十七的人入党升官，认为四七只能等于二十八的人蒙冤受屈。结果怎样呢？理没了，书也废了。假话大话空话创下历史和世界纪录，而生产建设、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则远远落在别人后头。20 年的争论留下一条教训：空谈误国，争论误事。邓曾经试图扭转这一局面，用真知实话去戳穿一些骗人的鬼话和点石成金的童话，结果再次被讲假话空话的人打倒。第三次复出后，邓来个釜底抽薪：关闭争论市场，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禁止一切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宣布“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邓选》ⅢP.97）
二是有些事情不宜争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例如1989年平息动乱后，不少人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发生疑问，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准备来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辩论。邓却独具慧眼，他说：“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邓选》ⅢP.312）
三是有些问题不必争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优谁劣，不是争出来的，要拿事实说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体现在生产力发展得更快更高上，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选人用人也是一样，好叫唤的猫不一定能拿耗子，好猫还是坏猫，要看它能不能抓住耗子，抓得多还是少。
四是时间不允许争。已经有20 年宝贵时间被无谓的主义之争耗掉了，剩下本世纪最后20 年，两个翻两番，时间紧迫，一天也不能耽误。有许多东西，不争则已，一争就复杂化了，争不出任何结果、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还会把人弄得顾虑重重，什么事也干不成。不争论就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腾出时间多干实事，多研究具体问题。
五是对某些人不屑于一争。如果有什么理论家找上门来定要跟你争论四七等于二十几之类的问题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理睬，埋头干活，让他自己捣鼓去。如果他拿大帽子吓人，似乎有什么来头，要把一切说四七二十八的人扫除掉，那就应付他几句，承认他那四七二十七是对的，让他自己得意去。这叫做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不屑于一争，让那些靠争论捞本钱、过日子的人失去市场，实在是上上之策。
“不争之德”本身也是一种争，争千秋不争一时。少说空话，多干实事，扎扎实实地发展自己，充实自己，韬光养晦，固本自强，至于谁是谁非，谁胜谁负，历史会作结论，完全用不着去争一时之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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