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年，中国的改革形势险象环生。旧体制内放权让利的潜力已经穷尽，现在要见真功夫，通过深化和扩大改革完成新旧体制的根本性转换。于是出现转型期特有的“改轨制”现象。政体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形成政治和经济的双轨制，经济内部，计划和市场又是一个双轨制。决策者感到进退维谷。退，担心经济滑坡；进，担心社会失控。新旧体制胶着不前很快引发三大社会问题：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官倒腐败，终于酿成1989 年春夏之交的危机。
眼看要翻车，邓赶紧把方向盘向左扭了扭，来了个急转弯。“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邓选》ⅢP.305）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力，没有用四项基本原则好好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又一位总书记在反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斗。
邓当然不希望向左转，因为向左转等于回到1978 年的出发以前，等于给邓小平时代划上句号。但是，也许是他扭动方向盘的那只手在紧急中用力过猛，在急转弯中形成了一种他个人一时无法左右的惯性力量。尽管邓强调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并没有因为1989 年事件而证明错了，1989 年以后的舆论重心还是明显地倾向于另一边。长期不满于改革的左倾人士相时而动，他们把自由化泛滥的罪责一股脑儿推在改革开放政策上，说什么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想用反和平演变为纲取代以经济建设为纲，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物加以否定。
一些理论家开始做起新的“拨乱反正”文章，什么“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铁铁长城”，什么“打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持久战”，什么“如何看待中国的穷”，什么“经济领域自由化的十大表现”，什么“改革开放要分清姓社姓资”，有人说“农村大包干是搞私有化，扭曲了农村集体经济”，有人说“搞特区是把帝国主义请了回来，办成了租界”，还有人发出这样的高论：“布什比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人更阴险，他主张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完全是和平演变的策略”。
左的东西悄悄回潮，改革开放出现回生倒退现象。农村干部开始以壮大集体经济为由，将承包到户的土地收回来，甚至用赎买的办法把农户的资产划归集体所有。行政部门把能够赢利的城镇集体企业无偿地划归己有，甚至侵吞集体资金。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又成为眼中钉，必须割掉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割不掉要列入“三等公民”，采取种种手段限制发展，国有企业主管部门下放的权力又悄俏收了回来，企业内部的“大锅饭”又吃上了，“铁饭碗”又捧上了，企业机构再度膨胀，企业机关化现象又严重起来。如此下去，不出很久，十年改革的成果都要付诸东流。
倒退的后果是严重的：企业亏损面继续扩大，国有大中型企业1/3 明亏，1/3潜亏，只有1/3盈利， 1990年和1988年相比，国有工业企业和国有商业实现利润分别下降56.5％和94.6％，亏损额分别增长3.3 倍和1.08 倍。市场出现疲软症，大量产品库存积压的同时，又有许多商品短缺无货，价格杠杆失去作用，大拍卖也无济于事，许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企业之间形成三角债联环，费九牛二虎之力发动清欠运动，政府干预，注入资金，扭住源头，到头来还是前清后欠，愈欠愈多， 1990 年1300 亿， 1991 年增加到3000 亿。党政机构改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庙越拆越多，和尚越减越众。庞大的政治机构加低效的经济结构，国家财政不堪重负，1989 年和1990 年财政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12.2％和13.6％，赤字58 亿，如包括国库债务收入及应拨不拨的补贴等，远远超出这个数字。中国的经济又一次走人低层徘徊状态。
与此同时，周边国家都在齐头猛进，中国虽在80 年代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而且还在继续扩大，甚至跟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落后的趋势。十年改革只是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28 个国家中总是在倒数20 多位徘徊，与索马里、坦桑尼亚相近。80 年代未邓在卸任军委主席时向第三代领导集体寄予深切希望：“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三步走的关键是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邓选》Ⅲ. 321）邓感到时间太紧迫了。建国后30 年时间大部分在阶级斗争中耗掉了，好不容易拨乱反正把方向扭过来，现在又在姓社姓资之类问题上自己跟自己纠缠不清。剩下90 年代最后一班车，眼看又过去了一、两年。再这样耽误下去，第二步要落空的，第三步也会成为泡影。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必须挺身而出，再次拨正航向。他有这个责任，也只有他才有这个能力。
可是他已于两年前宣布隐退了。退掉最后一个职务军委主席时，邓作了政治交待，“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幸亏他有个保留，“除非特别大的问题”。（《邓选》Ⅲ.371）现在的问题是够大的了，他不能不过问。可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说话管用吗？
邓知道阻力在哪里。他采取同毛泽东发动文革相似的办法，绕开北京城，来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人民最需要他的地方，先取得舆论上的优势，从外围向中心突破。于是一阵旋风悄无声息地沿京广线南下，从武汉刮到南海边
上的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在这里重重地打了两个圈，最后沿东南海岸吹到大上海，为上海人民迎来了1992 年的新春佳节。邓已经在上海连续过了四个春节，这次南下北京人以为他又是去上海过节日呢，可是民间和海外早传开了邓大人南巡的动作和声音。
在深圳那一站人们发现旋风中心除了邓大人的身影，还有另一个人物——杨尚昆。此时杨还是国家主席兼军委副主席，是“杨家将”的首领，而不像邓只是一个普通党员。邓在十三大决定半退时保留军委主席一职以便继续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现在他连军委主席也不是，他凭什么说话呢？除了人民在道义上的支持还得有点硬东西。有“杨家将”在身边，邓的话自然有说服力了。
一周后，中共中央以2 号文件向全党发布了邓小平南巡谈话要点：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改革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 年，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社姓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抓住时机，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有关邓公南巡的报道中还有一句活：“我的决策还有一点用处，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这话绝非无的放矢，因为几年来确实有人想动摇。所以有人说，邓又一次在关键时刻说了最需要说的话。
还有人从历史高度将邓的南巡谈话称作第二次历史性纠正。第一次是1978 年底纠正的阶级斗争为纲，使中国走上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第二次是1992 年初，纠正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使中国重新走上改革开放的快车道。
一度为中国前途而忧虑，悲叹十年改革一觉梦的人，现在浪目尽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巨幅标语、路牌。商业刚刚严禁国营商店租赁柜台，接着又通知国营小型商店可以用个体户的方式放开经营。在一些地区，限制个体经营的规定墨迹未干，立刻又公布了支持和保护个体经营者的条款。不久前还有个指责乡镇企业搞乱了经济秩序，建议把乡镇企业纳人国家计划轨道，此时又赞扬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功勋，要求给予更多的灵活性。昨天的提法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今天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昨天为书记和厂长在企业中的地位争执不下，不知“核心”和“中心”怎么协调，今天提倡“一肩挑两个心”（一个人担任），化解了矛盾。某企业申请股份制，上下活动了一年多没人敢表态，如今各级领导纷纷签字赞成。某地“社教”工作团，任务还没有完成，便改成了“破三铁”工作组。有一个单位领导刚刚清理了“右”的表现几十条，报告还没有呈递到上面，又开始清理”左”的危害了。还有许多比昨天更进了一步的提法和作法？价格由改轨制向市场价格并轨，彻底打破“铁交椅、铁工资、铁饭碗”，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把成片的土地租给外商，珠海把科技人员奖励成百万富翁。武汉拍卖国有小企业。卓资县把行政机构变成经济实体。司法部允许境外律师在大陆开业。海南重申了扬浦，上海给浦东升级，天津说他们的开发区比特区还特，山东赶快给青岛增加了新的权力，内蒙古宣布政策比沿海更优惠，从沿海到内陆，几乎每个省都有那么块“姓特”的地方，形成沿海、沿边，沿江全方位大开放的态势。有人总结1992 年有许多个“热”：人才热，投资热，此伏彼起。许多改革措施在昨天连想都不敢想，今天却付诸行动了。人们凭直观感觉到：中国改革的第二个浪潮到来了！尽管潮头上的
每一个浪花未必都能经受时间的考验。人们感兴趣的是，还是邓公说话管用。如果邓小平没有在1992 年新春佳节之际的南巡，那决不会有如此众多的、大胆的改革措施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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