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整个说来是一场巨大的社会试验。农村改革是慢慢试出来的。邓说过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明权属于农民，他所做的事不过是把农民悄俏干了多年的事合法化。经济特区更是一件富有想象力的大胆试验，邓想出这个点子，唯一的比照对象大概就是三四十年代有过陕甘宁边区。最大的试验要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前人未曾干过的新鲜事，没有哪一家的书本上写过怎么改，改什么，只有一个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试着办。
试验，带有不确定性，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对待此等成败难料的事，中国式的智慧提供了一种办法：胆大心细。当年毛泽东以此对待敌人：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而今邓小平以此对待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胆子要大，就是横下一条心，一头扎到河里去，不怕冒风险，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在具体问题上小心行事，走一步，看一步，发现问题及时改，不能蛮干。邓将大胆原则和谨慎原则结合起来，敢冒风险但又力争少犯错误，不怕失败但又力争最大成功。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邓认准了这一条。可是改革这条路也不好走啊！中国这么大，人口多，起点低，还有一大堆历史问题，情况无比复杂。怎么改，从何改起，中国有自己的特点，资本主义成功的经验不能照搬，社会主义己有的模式证明行不通。只有一条路可走：从自己实际出发，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总结深圳特区成功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他深有体会他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险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选》ⅢP.372）
邓把他的改革称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二次革命比第一次革命难度更大。第一次革命虽然敌我悬殊，但是操作简便，只要把人民动员起来，将旧政权推翻，将现有社会秩序破坏掉就成。邓的第二次革命，就其深刻性来说不亚于第一次革命。难就难在这样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须在保持现有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前提下进行。改革要触动人民切身利益，每走一步都会影响到成亿的人，还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干扰和阻力，弄不好就会翻船。邓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要冒很大的风险。他的态度是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有点风险也不怕。“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元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邓说，“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邓选》ⅢP. 372）邓公曾坦率地告诉二阶堂进：“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胆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没有胆量搞不成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邓选》ⅢP.229）
总结经验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从质上确定哪些事行得通，哪些事行不通。行得通就走下去，推广开来；发现哪一步走得不适当，行不通，就赶快改掉，邓公这种试验法解决了不少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从农村开
始的，第二步是城市改革。城市改革实际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要冒更大的风险。到农村改革的三年见了成效，有了成功的经验，邓才着手城市改革。“着手”也是很谨慎的，在1984 年10 月作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前，邓先让几百个企业实行改革试验，取得经验以后，将逐步推开。城市改革之从少数几个经济特区到大片沿海外放城中的格局，也是逐步推进的过程。
总结经验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从量上确定哪些事进度要快一些，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要收一收。邓早在80 年代初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设想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可是直到80 年代中期，国人已经感到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于贯彻的时候，邓对政体改革仍取极谨慎的态度，强调“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邓选》ⅢP.177）谈到经济体制，邓总是说改革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些，可是说到政治体制，他的主张是“要先从一两件事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同上）邓的这种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放开，政治体制改革谨慎，意识形态上放放收收的作法，与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指出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公开性”，恰成对比。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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