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及一系列的两手抓方针，最终意味着什么？
政治和经济分而治之。经济尽量放开、搞活，而政治及思想上层建筑则行另一种政策，强调集中、统一和控制。
正题（自由经济）和反题（集权政治）都能成立：不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积极性就无法获得最大限度的解放。可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权领导，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活力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失控。
那么，政治上的民主还要不要？要。邓公认为民主是改革的总体目标之一，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没有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不过，他强调，在中国现有情况下，民主只能一步一步地来，首先要设法尽快把经济搞上去。
可是，为了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就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而改革越是深入，经济放得越开，社会不确定性就越是需要通过强化集中统一来保证社会的稳定性。这样一来，就不是越来超民主，而是越来越集中。
理论界有人试图用“新权威主义”来解释邓所遇到的矛盾。说理论强调政治改革对经济条件的依赖性，并充分估计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所以主张以强有力的集权政治来逐步推行经济改革。这样尽管暂时牺牲了民主，但为最终实现民主政治创造了条件。
反对者认为此路不通。因为集权政治要不妨碍经济自由化，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没有这个前提，集权政体只会制约经济改革，并且使经济改革越来越深刻地依赖于集权政治，把政治民主的目标推得更加遥远。
邓没有参与争论，不过他对中国改革的总体设计似乎为新权威主义提供了支持。邓将党政分开，政企分离作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期目标，如果这一分权措施顺利完成了，不正好创造了政治和经济分离的前提吗？
邓所关注的经济改革对政治提出了双重要求：（一）要求政治改革适应经济改革，随着经济的放松而逐步放松；不然，经济改革就会因为政治体制的束缚而无法深入下去。（二）要求政治上层建筑为经济改革提供保障，在搞活经济的同时加强集中控制；不然，经济改革就会因为社会动荡而无法顺利进行。
在邓看来，走出矛盾怪圈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政治和经济相对分开。一方面尽量减少集权政体对经济改革的制约作用，让经济之鸟在一个较为宽敞的笼子自由飞翔；另一方面加固鸟笼，以便从整体上保证社会不因剧烈的改革而走向混乱。
所以，对经济改革，邓总是鼓励要大胆地闯；而对政治改革，则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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