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12 月13 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那篇标志中国进入新时期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主旋律是号召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改革开放。三个半月后的1979 年3 月30 日，邓又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理论工作会上作了另一篇重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长度是上篇讲话的两倍，中心是强调“四个坚持”：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说这四条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 1957 年毛泽东在那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郑重推出“百花开放”的方针。约四个月后，情况发生变化，放出了大量毒草。于是毛将二月讲话重加修改发表，特意提出鉴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作为收网的依据。
邓的四项原则有三条直接来自毛的六条标准，只有第四条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新加的。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邓和毛所面临的情况不同，毛当年提出6 条标准是针对右派言论的，而毛的本身即是毛泽东思想，用不着再提什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除了要反击右的挑战，还要对付左的责难，左的责难就是指责三中全会以来邓的改革政策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邓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不仅对反右是必要的，同时也缴了左爷们横加指责的械。如果不提这一条，左爷们很可能利用社会上右的进攻来压邓：看，这就是你改革开放放出来的好事。他们甚至还会把社会上的反毛泽东观点与邓联系起来，使邓脱不开干系。
当然，邓把并不新鲜的东西拿出来大加强调，主要是针对右，即三中全会后冒出的一股怀疑甚至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以及同时引起的各种无政府行为，后来邓把这股思潮定名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历次学生闹事和政治动荡都是自由化思潮，若不加抑制，发展起来会很快很猛，到时将不可收拾，有可能把中国重新推入文革式的动乱。那样，邓驾驶的航船不要说驶向四化彼岸，恐怕刚刚启程就要翻船。邓希望用四项基本原则来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避免这种危险。
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点在邓看来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是怎么样“坚持”，却大有讲究。邓反对左的“坚持”，因为这种“坚持”主张照抄照扬，固守陈规旧习，只能是死路一条。邓的“坚持”是坚持和发展、坚持和改革、坚持和改善两方面的综合。按这样的“坚持”方法，邓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表明他想把改革开放政策收回去。相反，他认为这样做是为顺利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邓选》ⅢP.164）邓强调，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什么改革开放，三步走战略，四个现代化，统统会落空。邓知道他的改革力度越大，引起的社会震动就越大，因而越是需要有一个东西加以制约，加以控制。与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相比，邓的这些谋虑显出一位老练政治家所独有的精明。
要“坚持”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坚持哪些具体内容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定。邓用“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暗示：坚持三中全会以来邓所制定的核心政策是改革开放，故坚持三中全会政策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像这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但没有限制改革开放，还为改革开放起了积极作用。邓的这种处理方式与毛泽东强调“收”就是错“放”的作法相比，表面张力要大得多。
看来邓提出“四个坚持”的要旨并不在于规定有哪些东西不能改动，而在于表明一种态度：我们的改革是有原则的，不能乱来。至于这原则本身是什么，有哪些具体内容，那是次要的。事实上明确规定不能改的原则很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坚持的，但必须实事求是，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就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条条框框。社会主义在邓看来有两条不能动摇；即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但坚持公有制为主不排除三资企业，私营经济等非公有成份存在的合理性，坚持共同富裕必须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它的对象限制为依法审定的犯罪分子，也是不难坚持的。
邓终于道出了他的秘密：“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邓选》ⅢP.230）这一条算是硬指标。邓对文革期间各级党政机关瘫痪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记忆犹新，他担心自由化思潮会把各级党政机关再次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坚决反对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猛烈抨击踢开党委闹民主的行为。“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邓选》ⅢP.157）当然，党的领导需要改善，但是怎样改，改哪些，也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邓突出三中全会政策和党的领导，这两点表明他提出四个坚持的主旨是要捍卫现政策和现领导的权威性，表明邓的改革是一场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的改革，表明邓想借助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推进改革，并保证改革政策不被改革实践的反冲力所破坏。按照邓的思路，改革本身是没有限制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改，但是有一条：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不能胡来，不能乱套。不要领导的胡来，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人们慢慢熟悉了邓的要领，只要做到两条：第一，重大问题与党中央（最终与邓）保持一致；
第二，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就可以满足邓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
四个坚持与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相互作用渐渐呈现出一种趋势：政治上要安定团结，经济上尽可以放开。这是中国改革没有走上苏联道路的根本原因，但也积累了一个问题，使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甚至限制了经济改革的进程。邓希望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其中包括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全部改革的最终成果，都取决于这一步棋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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