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公领航掌舵十余载，提出许多新样的兴邦之策，治国之道，其基本要诀均浓缩在这“一心两点”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实施战略中心大转移，并定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下，把中国巨轮引向一个新领域。但邓觉得似乎还少了点什么，仅靠改革开放，没个制约，有翻船的危险。于是紧接着在1979 年初的理论工作会上，邓又及时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80 年代初，邓连续三次讲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如下四项保证：（1）体制改革；（2）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打击经济犯罪活动；（4）整顿党的组织和作风。四项保证归纳起来还是两个基本点，（1）是改革开放这一点，第二点包含在（2）（3）（4）中。邓说这四件事要伴随着整个现代化的进程走。
以后，邓在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不放的同时，时而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时而强调改革开放，更多的则是两者同时强调，渐渐形成一种套路。到1987 年，邓已经成形的思路被党在十三大接收，确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地表达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邓和毛的区别仅仅是“中心”不同。毛的政治框架是由“两点关系”构成的，诸如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等等。两点分别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两个领域。邓把毛的两点关系分解成三个点，一个中心加上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落在生产力上，即狭义的经济领域；两个基本点则同时落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即广义的政治领域。
毛和邓都长于“两点论”，但一个是无中心的两点论（毛把重心放在两点中的一点上），一个是有中心的两点论。毛的两点论是政治和经济的两点论，邓的两点论是政治自身的两点论，经济作为中心或重点处在另一更高层次。这样，不仅毛的“中心”被颠倒过来，毛的两点论到邓手上后也发生功能性转化，变成为战略中心服务的策略手段，因而更具有策略性。
毛没有把战略问题和策略性分开，目的和手段常常纠缠不清。他把政治作为系列产品，要求经济为政治服务，这样突出政治势必削弱经济的基础地位，结果不是政治和经济双丰收，而是两落空。邓将战略和策略，目的和手段作了明确区别；发展经济是目的，政治上的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都是为经济服务的。这样，不仅确保了“一个中心”的战略地位不受动摇，而且政治上的“两个”基本点更具灵活性。
有中心的两点论实际是三点论。三点论优于两点论的地方还在于它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毛泽东总想把政治和经济这两点统一起来，但由于缺乏一个第三者作为两者统一的根据，他为两者统一所做的努力都导致在两极之间忽左忽右，摇来摆去。例如他想做到集中统一和生动活泼两全其美。为了生动活泼，调动各方积极性，1957 年他主张放的方针，结果放出大量牛鬼蛇神，他又来了个收，收得谁也不敢讲话。有没有放收是治国之道，但哪些该收，哪些该放，收与放各到什么程度最合适，毛没有一以贯之的客观依据，只有凭主观感觉行事。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运行的最大特点是在两个极端的政策之间来回摇动，忽左忽右，大起大落，反复折腾。根本原因是在两极的互动中缺乏一个中心的东西以为制约。
邓因为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中心是发展生产力，为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有损有益，均以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基准。“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本身并没有轻重主次之分，但是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强调哪一点。到底是两点平行并用还是有所侧重，或者侧重到什么程度，要取决于“一个中心”的需要。过左过右当然难免，但由于有一个中心起制约作用，左的不会左到哪里去，右的也不会右到哪里去，这样的“两个基本点”犹如机之两翼，对中心位置上的主体机身起平衡的作用。两翼平衡机身，机身亦平衡两翼，使两翼伸缩自如，而又不过于倾斜。
邓公谋求的方法可望从总体上保持社会稳定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左右摇摆现象仍时有发生，但随着“一心两点”政策的明确，摆幅逐渐减小。可以预期今后小波动仍难免，但只要一个中心不变，绝不会出现过去那种大起大落现象。
两个基本点在受“一个中心”制约的同时，自身相互制约。邓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的“两点论”，如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侍和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等等。人民民主专政概念自身就有在民主和专政两点间的张力。在实践中则有一系列的“两手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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