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年代初，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神州大地搞得民生调敝。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说：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好，准会去找红军，尚未巩固的新政权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怎样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这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难题摆在“一线”上的各位领导面前。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提出：问题“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那么，“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呢”？邓公提出两条标准：第一，“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第二，“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为了把这个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要求的大道理说白说透，邓还援引了一句四川农谚：“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据说这句大实话是他的老搭档刘伯承过去在打仗时经常讲的。昔日刘邓大军所向披靡，没有别的秘密，“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了算数”。
邓合乎逻辑地推出他的结论：“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选》ⅡP.305）
“猫论”第一次向正统思想提出挑战：为什么一定要固守人民公社一种形式？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等等既然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为什么不能采取呢？”
邓说这话时就估计到他的这些初步意见以后可能不算数。事实上，以后不仅没有算数，而且成为他两次被打倒的罪名。60 年代他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70 年代变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都与这个“猫论”有关。
1976 年2 月，从毛远新口里传出一条毛译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高指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因为邓小平提倡“猫论”而把这位难得的治世能才再次打入冷宫，说来也不奇怪。“猫论”的精神实质道出了毛、邓两人在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差异。
农家养猫，为的是逮耗子。在务实的中国农民看来，只要能逮住耗子，猫的颜色是黑是白无关紧要。这个简单的道理可以开导许多深刻的理论家怎样看待目的、手段和效果三者间的关系。逮耗子是目的，能逮住耗于是效果，在目的和效果之间有许多手段，方法，途径可供选择。毛相信自古华山一条路，非“一大二公”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改变了这种手段就等于放弃了社会主义目标。邓则认为满足社会主义目标可以有各种手段，到底哪种手段最好，要看实际效果。
有人指责“猫论”不择手段。“猫论”怎么没有择手段呢？选猫要看它逮耗子管不管用，这不就是择手段吗？就逮耗子这一点论，猫的颜色和叫声等等没有挑剔的必要，也许在其他场合颜色比逮耗子更重要，比如有闲阶层豢养宠物就免不了要以颜色是否漂亮作取舍。可这是另一套评价系统。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民现时还没有从审美角度养猫的物质基础，当务之急是要从耗子嘴里把口粮夺回来，可养不起那些闲猫懒猫。
“猫论”体现了一条神圣的生存法则：讲求实际。不管别人怎么理解，世事炎凉，“猫论”始终保持它的本色不变：“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选》ⅢP.382）
“猫论”以它简洁明快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开启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闸门。
“猫论”宣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某种猫值不值得养，关键不是看它何种颜色，也不是看它是什么人挑选出来的，而要看它抓耗子的实践。实践证明它抓耗子，它就是好猫，值得一养；实践证明它不能抓耗子，就让它见鬼去吧。
“猫论”宣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判断姓社姓资问题的主要标准：“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我们都采用”。（《邓选》ⅢP. 130）”..他们许多人（注：指第三世界国家）想搞社会主义，我劝他们按照自己的情况槁，叫什么都可以，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行”，（ 1989 年9 月16 日邓与李政道夫妇谈话）
《纽约时报》签名记者孛尔兹伯里认为“猫论”的意思无非是：“为了使中国在2000 年达到技术合理化，准备采纳不管哪里来的技术、办法、发明创造和意见。如果这样做要放弃毛的公社而代之以个人耕作和个人收益的办法——好，那就这样做吧”。①..
“猫论”是邓公设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蓝图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他全部谋略智慧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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