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认为，一个人只有死了以后才好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这话不无道理，因为人活着总是不断变化的，难以定论；死了以后，变化中止，便能盖棺定论了。然而对于毛泽东这样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人物来说，盖棺也未必能有定论。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为拨乱反正所做的一切，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通过毛晚年的错误来拯救毛所开创的中国革命。可是这一辩证以否定之否定过程，必须放到邓小平、华国锋、毛泽东三者的相互关系上去实际运作。邓与华之间关系的每一点细小变化，都涉及到对已故的毛泽东怎么评价。毛泽东像幽灵一样仍然左右着后毛泽东时代的每一个历史环节。
鲁凡之先生指出：“中国若要真正终结（这‘终结’包含着辩证的扬弃与发展，而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却必须通过由某程度可称之为‘非毛化’的进程作配合的。”
①所谓“非毛化”，无非是指破除毛泽东的神话，批评毛晚年的错误。无论是确立邓小平所领导的新政权的合法性，还是证明华国锋的那套僵化领导的不合理性，都必须通过削弱伟大领袖的完形象，批评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来完成。但是谁都知道，“在毛的追随者和‘四人帮”的影响还没有从政治上和党的领导层清除之前，任何人要直截了当地或者不艺术地对毛进行批评，那等于是政治上自取灭亡，至少也是相当危险的。”②..邓小平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所以他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开始总是小心做事，尽量避免触及毛泽东的是非功过，并努力采取用毛泽东的正确的东西来为自己辩护。例如，在反驳”两个凡是”时，邓只是强调凡是派所抓住的只言片语没有考虑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清算“文革”错误时，他尽量把罪责归咎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邓已经掌握了实际的政权，但他仍然致力于一件一件地具体地纠正“文革”错误，例如逐步地平反“文革”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而不忙于对整体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对毛泽东下结论。
可是到了1980 年，邓决定对“文革”中的最大冤案——刘少奇一案给予平反时，对毛泽东进行公开全面的评价已经是无法回避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批判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打倒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历史性“伟大胜利”的主要标志。如果刘少奇是正确的，受冤屈的，那就证明文化大革命从出发点到根本的指导思想都是错误的，证明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有一件是错事。
邓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个别人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邓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邓选》ⅡP.255—256）显然，要澄清这些思想混乱，就必须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给个权威的说法。这就是邓决心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原因。鉴于评毛的复杂性，当时有人提出，这个决议是不是不急于搞？邓说，“不能再晚了，晚了对我们不利”。因为党内党外“都在写”，“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邓选》ⅡP. 256—268）是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这样，轻则造成思想混乱，重则影响安定团结。再说，这时邓已取得对华的决定性胜利，也就是说，已经掌握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绝对解释权，有什么必要再去回避评毛问题呢？
邓小平的评毛工作包含着两个不太容易一致的基本意向：既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又批评了毛晚年的错误。邓希望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辩论综合，向世人表明新的领导人所要坚持的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实际上这是以党的决议的形式郑重地告别人个旧时代，庄严地宣告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这当然是一项十分严肃且又极其艰巨的政治任务，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即将产生的这个文件在许多方面堪称世界文章史上之最。邓亲自挂帅，胡耀邦主持，胡乔木主笔，下面是一个20 多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文件起草过程中，经过了四个人的讨论，最后是几十人的讨沦，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讨论，仅大型讨论就有这四次。定稿只有两万多字，起草就花了15 个月（从1980 年3 月到1981 年6 月），中间经过了不晓得多少稿。此种慎重程度超过了起草一部国家宪法。
邓像关注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大战役那样关注着文章的每一个细节。他就文件的起草工作先后至少发表了九篇讲话，亲自为每一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提供了评价尺度及其应掌握的分寸，从全文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甚至文章的语气特色和篇幅长短，邓都作了详细的指导，邓一生做过不少文章，然而这篇文章可能是他一生中做得最认真、最仔细的一篇。
为什么这么重视？因为邓希望这个文件能够“起到1945 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邓选》Ⅱ P.217）1945 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的思想上来，从而奠定了毛泽东时代的基础。这次邓小平主持的历史决议，比35 年前的决议多“建国以来”四个字，它的目的是要把全党思想统一到邓小平的思想上来，或统一到经过邓小平重新解释了的毛泽东思想上来，以此确定后毛泽东时代即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方位。
1981 年6 月，中共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时完成了四个任务：一是通过“历史决议”，完成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二是选举胡耀邦作党的主席，华国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以此为标志，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从华国锋手中顺利地转到了邓小平手中。
邓在闭幕会上强调：历史决议“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邓选》ⅡP.338）
六中全会正好开在建党60 周年前夕。邓觉得纪念党的60 周年，不需另做什么更多文章，有这个历史决议就很够了。他希望决议公布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取得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争论到此基本结束。”（《选邓》ⅡP.256）剩下的事情就是在新党中央领导下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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