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说过，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
现在的人要创造自己的未来，必须对过去的历史重新加以审视，甚至重新改写。只有这样，今人才能不确定他与前人在历史上的空间距离：是原地踏步还是前进一步？是迈出一小步，还是跨出一大步？
人们可以创造历史，但任何人都不可以超出历史。一个人越想创造历史的新篇章，他所面临的历史问题也就越多。
当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新姿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时侯，他首先面临的不是如何改革，分析开放的问题，而是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大堆历史问题，需要他去解决，去清理。邓面临的历史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需要根据现在的价值标准重新加以评判，例如文化大革命是非问题，毛泽东的功过问题，另一类是实践已证明过去搞错了现在必须加以改正的问题，例如文革和文革前甚至解放前遗留下的一些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
邓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无法前进。不弄清历史上的大是大非，就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不知道中国应当走向何方。大量的冤假错案，若不及时纠正，就不能顺民心，畅民意，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邓小平要想把中国引向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首先必须解决他所面临的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但是，当人们获准去翻动那一页页沉重的历史时，新一代领导者已面临另一重大问题：历史上那么多的恩恩怨怨、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要到何年何月才扯得清楚？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他翻动历史旧账，将会引起两种可能的后果：一是从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把中国推向繁荣兴旺；二是从中惹出无穷的麻烦，把人民引向没完没了的纷争。
因此，邓小平在着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除了提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外，还反复多次强调一个分寸问题，解决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
按实事求是原则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是当粗则粗，当细则细。邓加上一条宜粗不宜细，就是说，对那些有粗有细，可粗可细的问题应取宁粗勿细的态度。粗比细好，太细了不妥当。
粗细之分体现了邓公独特的个性和政治家的战略视野。粗，并不是简单、粗糙、马虎之意，而是要求粗线条地抓住一些涉及面广、影响重大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不要去深究历史旧账上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同时，解决这些重大历史问题，要概括一点，从大处着眼，弄清大是大非，而不必把每个细节都弄清楚，也不应该要求每个问题都解决得十分完满。
为什么粗比细好？邓说得很清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目的是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从大处着眼，也就是着眼于现在，着眼于未来。相反，陈年老账，算得太细，只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向后看，在历史旧账上纠缠不休。这样不仅不利于四化建设，还会影响安定团结，与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初衷正好相反。
宜粗不宜细还有另一层理由。邓要着手解决的历史问题，都是中共自身历史上发生的问题。这些问题捂起来解决，党就无法前进；解决起来搞得太细，又于党的光辉形象不利。所以只能槁得粗一点，概括一点，例如对待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邓主张一定要纠正，一定要分清大是大非，不然就不会有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像巴金提议的那样，搞一个“文革博物馆”，邓显然是不赞成的。因为文革中毕竟还有一个党存在，博物馆展览陈列的方式，固然有利于子孙后代永远记取文革教训，但它未免太细了，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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