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毛泽东想出一条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让十几岁的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过拔根和扎根的反复斗争，不几年，就有数千万知识青年遍市在中国的农村和边疆，不少人决心要在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可是自从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实行从中学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的政策后，他们扎根农村的决心开始动摇起来，开始想方设法纷纷回到城市寻找出路，有的考大学，有的进工厂，没有大学和工厂可进，就在城里待起业来。新一代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并没有像过去那样拼命阻止这股渐渐刮起的“回城风”，而是顺其自然。从现代化建设角度考虑，十几岁的中学毕业生进大学学习显然比到农村当农民更有意义。1979 年，邓索性停止了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做法，从根本上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不得人心误人子弟的“新生事物”划上了句号。
可是就在这年春天，邓迎来了一场新的考验：原来下乡的几千万知青一下子涌回城市，要求工作，要求上学，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压力，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还出现知识青年上街游行，甚至冲击机关、阻断交通的现象。这种游行当然不是为了要打倒什么人，而是知青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取他们一度失去的东西。可是如果让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很可能危及到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局面，甚至对邓尚未完成过渡的政权造成威胁。所幸的是邓并没有像“文革”中对待此类情况那样，简单地把它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来处理，而是冷静地分析形势，采取积极疏导的方针。一方面设身处地体谅知青们的难处，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肯定他们的合理要求，也批评他们的不适当做法，使青年们受到感化，反过来体谅起国家的困难来。另一方面采取果断措施，积极解决知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解决知青生活上的具体困难，对一些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则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知青闹事问题总算平息了。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待业大军问题，是要为他们找到生存和发展的出路。上大学是一条出路，但不能一下子解决几千万人的问题。要解决这么多人的问题，加上当时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放出来的一大批人的问题，必须从劳动就业上人手。为此，中共中央1980 年仲夏专门召开一次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订出一条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新方针，叫做“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实行劳动就业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
这是一条发展经济，从经济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针。而这条方针与邓倡导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政策又是相辅相成的。改革学校招生制度中出现的待业知青问题，又通过改革劳动就业制度的途径解决。用后来的话说，这叫做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待业知青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共放宽经济政策和劳动就业政策，其中自愿组织谋业和自谋职业的政策，实际上是为城市经济中的第一批个体经济播下了种子。
根据新的就业方针，全国各地解放思想，开辟多种就业渠道，到1981年底，全国共安排了2600 万人就业，基本上解决了文革中遗留下来的待业知青问题。
邓小平解决了知青升学、就业问题，等于一举解决了两个事关重大的问题：第一，把文革中提得很高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解决了，过去那种做法被认为是浪费青春，荒废学业，及时终止这种做法等于及时拯救了一代人。
第二，为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找到了真正能够发挥他们作用的理想途径。十多年后人们看到城市经济生活中的活跃分子，大部分就是这一代下过乡的人。有机会进大学学习的插队知青，后来陆续成为各学科领域、尤其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的中坚力量。仅就文学艺术来说， 80 年代中国文坛上的新秀，有几个没有下过乡？有机会走进领导班子的人，也逐步开始在各条战线上当家主事了。这代人曾为他们上山下乡误了青春年华而叹息，但是正因为他们下过乡，新旧时代对比感强烈，所以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最容易理解和接受。事实上他们也逐渐成为各条战线上改革开放的主力军。
邓小平的新长征进行到80 年代中期，就开始在各个方面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文革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文革前的社会精英）相继到了退休年龄。要不是这一代知青从“稻田”里及时杀了回来，那情况不知还要严重多少倍。到这个时候，人们才认识到当年的知青回城是多么大的一件好事。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大业，将要靠他们这一代人传到第三代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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