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帽子多。人们曾把这些帽子依次归为九大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知识分子）。邓小平主政后，相继摘除了主要是戴在干部和知识分子头上的后五种帽子，即为干部摘掉了“走资派”、“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为知识分子摘掉了“右派”、“臭老九”等帽子，使这两部分社会精英可以见到阳光、抬起头来，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还剩下地、富、反、坏四类帽子，是文革前早已有的，并且一惯认为是正宗的敌我矛盾。邓小平并没有试图改变这种矛盾性质，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把这些帽子摘掉了。
1979 年1 月11 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作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据报道，全国先后有440 多万人由此被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
帽子又叫成分，实际是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种姓标志。文革中为了突出这种标志，不少地方还一度让上述四类人每人的右臂上佩着一块白色的标牌，上面用黑字写着各人的成分。有了这些明显的阶级敌人存在，倒也时常应了一些基层干部的急，每当上面来了抓阶级斗争的指示，如果他们一时挖不出新的阶级敌人，就把这些带标志的“四类分子”喊去斗一番，以表明他们的阶级斗争的弦还是绷得很紧的。遇上一些苦差事，叫贫下中农去做不适合，干部们就派“四类分子”去立功赎罪。这些人很听使唤，叫他怎样他就怎样，以致有的村子没有“四类分子”，倒显得有些事情办起来不方便。这些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在群众的无情专政之下，不要说违法乱纪，就连生产大队民兵连长的话也不敢有丝毫怠慢。这些人是民主革命的对象，但毛泽东的革命不同于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剥夺了一个剥削阶级的剥削手段——生产资料以后，还不愿轻易放过这个阶级的肉体成分，以免他们有朝一日变天复辟。经过了20 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人只剩下哀叹自己前世作孽的份，其中还有想干坏事。梦想复辟的念头的人，要是有的话，恐怕也很难找出几个。邓觉得这一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不说早该熄灭，现在总是熄灭的时候了。熄灭了对无产阶级没有坏处，用不着审查材料，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分配工作，只是宣布帽子不存在，让他们取得农村社员的资格，但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一个极大的恩赐。因为他们本来认定了刻在身上的种姓标志此生非带到坟墓里去不可，并且要殃及子孙后代，现在突然被邓公抹去了，有一种翻身解放的感觉，而他们的这种翻身解放，并没有否定贫下中农当年跟随共产党得到的翻身解放。
摘掉“地富反坏”帽子，所解放的不只是这四类“分子”，还有他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原来地富分子的子女都有一个地主、富衣的“家庭出身”。虽然谁也没说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本人成分”也是地主、富农，但由于社会普遍相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必然打地洞”，“家庭出身”在人们的观念上也是一种“阶级成分”。这种出身问题使地主、富农的子女没有人团入党参军议政的政治权利则是小事，没有上大学、进工厂的份儿也在其次，最要命的是他们找不到恋爱、结婚的对象，面临着“绝种”的危险，贫下中农的女儿即使找不到党员、干部、军人，也绝不会到地主、富农家里去做媳妇。地主、富农的女儿也得降格以就，因为人们都怕沾上反动阶级的血缘，阶级立场不稳。党员、干部要是娶上地富的女儿做妻子，等于宣告自己的政治前途完了。不良的家庭出身不仅殃及第一代地富子女，还殃及第二代。偶尔获得生育权利的地富子女，他们生下的子女，也会因为其父母的地富“家庭出身”，沾上说不清的反动血统，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仍然是地主、富农。邓小平在宣布地主富农分子一律摘帽的同时，也就从根本上更正了地富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的家庭出身。这意味着至少有1000 万人结束了30 年来倍受歧视的生活，享受到了应有的公民权利，开始了政治上的新生，开始被社会承认他们也是人。因为他们曾经不是人，而邓小平把他们变成人，他们不能不感谢邓公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农村的地主、富农帽子摘后不久， 1979 年11 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一项决定：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开来。这实际是给一部分资本家进行摘帽加改正。1956 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按行业的公私合营时，有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也被带进公私合营企业。他们被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即看成大大小小资本家，划人了资产阶级范畴。实际上有些“小资本家”可怜到每月从公私合营中获取的“剥削’——利息，仅能买一、两包香烟。他们当中早就有人提出不要这份“剥削收入”，要求退出资产阶级行列。不知为什么，这个要求一直未能实现，以致也要留给邓小平来处理。邓的政府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到1981 年，共将70多万名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从原来的工商业者即资产阶级中挑了出来，恢复了这些人的本来面目——劳动者的成分。从“小商小贩”到“劳动者”的转变，经历了20 多年时间。幸亏有了邓小平。在此期间，邓还平反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为全国45 万多名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
台湾学者丁望把邓小平为右派分子、地主富农摘帽等措施称作“软化阶级政策”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策把社会分成不同的阶级，以确定革命的对象和动力。毛泽东依靠这个法宝夺得了全国的胜利。取得政权后，因担心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毛泽东又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了近30 年。经过这30 年，旧的剥削阶级分子即使心未死，人也快死了。邓不等这些剥削阶级分子从肉体上全部消失，就把他们的帽子摘掉了。这一举动诚如丁望所言：缓和了社会的阶级仇恨，把民众的力量逐渐引导到发展生产。
摘帽子就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邓小平把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所有政治帽子全部摘掉了。这样才使得，除了依据法律加以罚处的犯罪分子以外，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公民。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赴四个现代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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