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系列举措中，最能表现他政治家谋略的要算他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方法。
毛泽东1957 年大约划了55 万名右派。根据毛的定义，右派形式上在人民内部，实际上是敌人。“文革”中把他们紧排在地、富、反、坏之后，成为“黑五类”之一，可见戴上这顶帽子不是好受的。
1959 至1964 年间，经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争取，先后分五批摘掉了约30 万人的右派帽子。可是这30 万人并没有享受到脱帽的痛快，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仍然戴着一顶无形的帽子——“摘帽右派”。
为什么摘了帽子以后还有一顶无形的帽子？似乎可以这样解释？这摘帽并没有否认当初戴帽是错的。你本来就该戴上这顶帽子，现在把帽子拿掉，让你回到人民中来，这是党和政府的宽大。如果你不珍惜这份宽大，再翘尾巴，这帽子有可能物归原主。
因此邓小平所面临的不只是摘帽问题，还有个改正问题，即重新判断当初的帽子戴得对不对。只有说明这帽子本来就戴错了，帽子才会真正被摘掉。
1978 年4 月5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的请示报告》。7 月19 日，又批发了关于摘帽问题的“实施方案”。这次行动跟以往有两点不同：一是全摘，不论是错划的，还是没错划的；二是改正，凡不应划为右派而被错划了的，据实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工资待遇，至于没有错划的，则不予改正。
邓非常重视这次行动，称这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邓选》ⅢP.208）因为这部分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据工业、文教两部分统计，被划为右派的人中，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专家占了60％以上，有的单位达80％。邓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估计得比毛泽东要高些，毛虽然也知道知识分子对经济文化落后的新中国是相当宝贵的，但是一当地发觉这些人翘起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想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时，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打下去，宁可再造一支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邓则感到有点惋惜，“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邓选》ⅢP.207）可见邓决心把这批人解放出来。并不仅仅是为了给他们讨个公道，或仅仅为他们的生计着想。更主要的是因为邓的整个现代化计划迫切需要这样的人才。这些人被压抑了20 年之久，几乎已经心灰意冷，现在重新解放，自当感谢邓的知遇之恩，虽然他们在新长征中于不了多久，但他们对邓政权的拥护是毫不含糊的。
但要解放这批人，必涉及到对1957 年反右斗争的评价问题。邓的总体评价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邓选》ⅢP.335）另一说法是：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错误在于扩大化。
邓多次重申：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这时出来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有些人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他说，“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因此，“1957 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邓选》ⅢP.207，208）
没有错而宣布全部摘帽，这不难理解，因为摘去帽子与这帽子该不该戴是两回事，理同囚犯刑满出监后就不再是囚犯。但是，没有错，何言“改正”呢？邓回答：“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邓选》ⅢP.207）看来，”改正”就是要把这搞过了头、扩大化了的部分改过来。扩大了多少呢？1980 年公布改正的数字近55 万人，而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者不到100 人。就是说每一万顶帽子中，没有戴错的不足两顶，反右斗争被错误地扩大了5 千倍。邓小平那反右本身没有错的结论就建立在这五千分之一“没有错”的比例之上。
人们记得右派摘帽和改正工作的进程表：从9 月17 日文件下发，到11月中旬，仅两个月时间，全国约55 万名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即全部完成。至于错划右派的改正，则颇费时日，直到1980 年5 月，即用了20 个月时间才基本结束。改正要一个个审查材料，但更重要的是确定多少人、哪些人维持原案不变。这是需要仔细推敲、权衡再三的。最后从上层爱国人士中挑选出5 名右派作为没有错划、不予改正的中央一级的代表。这5 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就是对这5 名不予改正的右派，邓也是颇同情的，他要求“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邓选》ⅢP.258）据说在这5 名真右派当中，“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已于1982 年深秋，郑重地移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罗隆基同志”1987 年在他90 岁冥寿时，还单独享受了一个由公家主办的纪念会。
邓小平对这50 多万名右派，没有像对待地主、富农那样，争取只摘帽子不予平反的办法，因为这样做，不符合他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那么，为什么不仿效解放干部的办法，来个干脆利落， 99.98％的右派都平反了，却留下0.02％的尾巴（其实这个小尾巴只要稍微马虎一点就过去了）不予改正呢？简单他说是为了证明反右本身没有错。但是进一步追问，为什他要极费力地坚持反右本身没有错的结论呢？是为了照顾毛的形象吗？说不通。因为邓连此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都全盘否定了。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吗？也不成立。因为邓不是怕担责任的人，他公开说过：“1957 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邓选》ⅡP. 241）如果全盘否定反右斗争，势必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一个印象：共产党再不会划右派了，以后再怎么放也不要紧。这岂不是自由化了吗？
1986 年底发生学生闹事现象。邓作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点名批评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这三人1957 年都当过右派，还是几年前改正的呢。这一次“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邓重复了他的观点：“1957 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邓选》ⅢP.196，197）可见邓在右派改正问题上留点尾巴是很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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